二、“自由”人生——“逍遥派”的日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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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几十人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来到他家,问了几句就开始翻箱倒柜,抄起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一会儿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房间、厨房的地板都挖开了。几个人硬逼着,要他交出什么印章材料。他又死活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孩子照片,也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到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整理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就象一个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为了躲避,反而把人撞倒一样。何况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更不应该的事。

  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母亲一离开,我就急忙抱着日记本跑到厨房间,一边翻阅日纪本,一边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撕下后立即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就纸灰飞扬。提着一颗心,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连同残存的文稿重先又埋入地下,做好掩盖,至此才宽下身子来,躺倒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临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仅几秒钟的场面。我可是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当年也有如此惊险的经历。至今我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文稿只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可惜呀!可惜!!!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