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一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和“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广大群众如同陷入战争年代的惊恐之中。全国各个城镇乡村、各个角落、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特务案”、“叛徒案”，还不时爆出冷门，诸如某某大人物被捕的“特大新闻”，令老实人摇头叹息，惊讶不已。似乎九州大地处处隐藏“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随时将破土而出。有时在不经意中，身边的某个人会一下子成为“特务”或“叛徒”，遭到“革命群众”的批斗，让大家拍胸顿足。有人因此公开提出“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怀疑我，我也可以怀疑你”，似乎连鸟儿从空中飞过也值得大家去怀疑。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自危不浅。
我那时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失眠症还没有痊愈，一天睡不上三、四个小时，白天头疼心悸，全身乏力，对这场运动难免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畏惧和负担，竟无端害怕过去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作“通敌罪”予以追查。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我因此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慄。
六月初全体教师在公社学区搞“清队”时，倒也平安无事。目标都集中在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即过去已“挂了号”的。况且我毕竟年轻，没有人想到要从我身上找碴儿。
九月份从公社又全部集中到县城里参加“清队学习班”的学习，对教师们进行封闭式的审查。我们是第二批来的，进“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就参加前一期“学习班”结束后召开的所谓“宽严大会”。即对“抗拒交代”的“从严”，对“坦白交代”的“从宽”。那天，当场宣布逮捕二人，另有一位中学教师骆某某上台“坦白”，说是因集邮而犯了“里通外国”的罪。我的神经一下紧张到极点，他交代的被称为“特务”的邮友中，有一名我好象跟他也通过信，交换过邮票，我还仿佛记得跟这位“坦白的人”也有过邮票交换的往来。他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顿时我浑身颤抖不已，一颗心狂跳不止。我虽然清楚自己只是集邮，没干坏事，但一种可能被怀疑的恐惧深深扎入我的心房，使自己失去控制，失去理智。以为当场就会被押到台上去示众。那天会上就突然点了两个人的名字，说他们“隐瞒重大政历问题”，在众人的怒喝声中，被勒令上台“亮相”。我吓得差点晕了过去。（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