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疆域比汉代、唐代要小很多，但是宋帝国的经济文化居于当时世界最前列。边境长期重兵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从宋真宗朝开始的对外赔款，使得宋帝国的运营成本日渐增大，这是宋朝税赋为唐朝7倍的主要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宋代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处于农耕文明的宋帝国对农业不得不加倍重视，为维持内部社会稳定，同时也为获得更多更持续化的税收，宋朝政府在农业开发、粮食生产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鼓励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生产是宋朝政府300多年积极推行的农业方略。人口是决定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汉代人口最多时为5000多万，唐代在开元盛世时有6000万左右人口，宋代到了宋仁宗年间人口数与唐代最高值相等，到宋徽宗时期，帝国人口超过了1亿，几乎是汉、唐帝国的两倍（《中国经济通史》）。人口增加了帝国“饭碗”的负担，使整个宋代不得不为增加粮食生产绞尽脑汁。
有地才有粮。要增加粮食产出，必须得有适合种粮的田地，宋帝国为此积极运作。史料显示，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宝末年到宋真宗天禧末年，历时60年时间，宋帝国的耕田从295万顷上升到524万余顷，相当于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花了110多年时间所达到的垦田面积，可见，宋代农业开垦力度和业绩超过了唐朝。
宋朝提倡农业开垦有系统的政策配套。五代时官府对农民苛刻盘剥，造成农村“百姓失业，田多荒芜”的情形，宋朝建国后，比较注意减轻“涉农”税赋，鼓励农民开荒拓地。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下诏书：“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会要辑稿》）——用经济杠杆来鼓励百姓多开荒垦地。此后还承诺新开的耕地一定时间内不收租税，直到开垦荒田的农户觉得自己可以缴纳租税了，政府才开始征税，“直俟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而且即便收税，也是20%的税率，这在封建时期算是很低了，更重要的是，政府承诺这一政策长期有效。
宋帝国还规定，各地官员胆敢巧立名目多收税的话要治罪，对于征收农民过多田租的官吏罪至死刑。——如果这项政策很好地执行的话，可以说，政府给老百姓开垦田地吃了“定心丸”，激发了农民“创业”积极性。
帝国中期，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对于“涉农问题”非常关注，其中之一是颁行农田水利法，既允许无地农民开荒垦地，又改善了灌溉条件，田地得到了大幅度开垦。截至变法后期，全国新开垦田地3.3亿亩（《中国经济通史》）。
据统计，宋帝国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是全国田地垦辟最多的地区（《中国经济通史》）。——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千年之后，依然属于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中，两浙路更是宋代开垦田地最多、质量最高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南宋末年达到“浙间无寸土不耕”，可见即便是到了宋朝末期，百姓赖以口食的粮食生产也丝毫没松懈。
其次，宋帝国还把开垦田亩与官员的业绩考核挂钩。为鼓励农业生产，宋帝国除了借耕牛、稻种给农民，免除农具税、耕牛税等，还注重发动官员对粮食生产的有效领导。
宋仁宗天圣年间，极其重视开荒垦地，对地方官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而且，制定出操作标准，地方干部能“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以上，议赏”，也鼓励国家机关发动有资源的干部策划组织开荒，“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宋史》卷173）。如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川陕宣抚吴玠组织重新整理了废弃的田地854顷，获得朝廷全国通报表扬。有宋一代，鼓励开荒创业的官方政策长期执行，效果明显。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宋代的淮南、淮北地区，是南宋边境，常有战事，百姓纷纷逃离，但是“两淮土沃而多旷”，人少田多，于是浙江农民常常在秋收季节，“以小舟载其家之淮上”去帮两淮地区的田主收割稻子，收成各得一半。绍熙末年，两淮的田亩受到水涝影响，很多无法栽种水稻，淮东管理粮食的官员陈损之组织百姓修筑了一百多里长的堤坝来抵挡水涝，蓄积水源，变水涝地为耕地，“得良田数百万顷”。皇帝给蓄水堤坝赐名“绍熙堰”，晋升陈损之为淮东转运判官，相当于副省级官员。顺带说一句，南宋政权为了笼络边境地区的民心，巩固两淮一带的边防，对于两淮地区从事耕种的农民常常免除租税。
再者，宋帝国还积极兴修水利，开展试验推动粮食增产。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对改善宋帝国的农业水利环境居功甚伟，此不赘述。说个《宋史??食货》中的故事，北宋何承矩在做雄州知州时，该地洪涝成灾，他建议趁势多挖水池建塘坝将积水聚集起来，“大作稻田以足食”。在北方栽种水稻，很多人笑话他异想天开。临津县令福建人黄懋却很赞同他的想法，特地上书给皇帝，以福建老家栽种水稻的经验，陈述雄州地区栽种水稻的可能性，“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黄懋的意思，在河北地区栽种水稻，能让官府和百姓都获得更多的农业收入——他竟然说服了皇帝，同意由官方在河北雄州、莫州、霸州地区修筑了六百里的塘堰用来蓄水，便于栽种水稻。当年选种的是南方九月成熟的晚稻种，河北地区冷得早，农历九月晚稻无法正常灌浆成熟，第一年的水稻试验失败，“初年种稻，值霜不成”。反对的官员群起而攻之，眼看着河北栽种水稻试验就要被朝廷取消。
黄懋思之再三，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河北水稻不能成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气候冷得早，这回不种晚稻了，改种江南一带7月成熟的早稻种。——幸运的是，朝廷给了这些试验者们第二次宝贵的机会！——“是岁八月，（河北）稻熟。”何承矩激动地将收获的颗粒饱满的稻穗装了好几大车呈送给京城的皇帝和大臣们观赏，反对者们再无话可说。于是，河北地区开始栽种水稻，所修筑的塘坝，不仅满足了灌溉需要，还衍生了很多水产品，政府多了赋税，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为解决江、淮、两浙地区，旱季水稻歉收的问题，帝国“一把手”宋真宗亲自过问，专门派遣官吏去福建调拨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江南地区的农民栽种，并且还由官方组织作了技术推广，“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宋史》）。更有趣的是，宋真宗于“百忙之中”还抽空在皇宫内种了“水稻试验田”，将收获的稻穗给官员们作了展示。
宋代历史上，由地方官员组织或引导农民改进农作物品种、提高粮食产量的例子不在少数，这对当时粮食生产的提高功不可没。
前文说过，赵宋帝国负担相当重，却绵延近320年，是我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政权之一。笔者认为，在农业经济时代，政府主动出台鼓励农业政策，增加耕田面积，组织改善粮食作物品种，提高粮食产量，为宋帝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内部稳定和国力维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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