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点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
武宗为太子时，已经宠信宦官刘瑾，刘瑾和他的七个朋友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作八虎，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就上表弹劾，武宗将原奏发回内阁讨论，户部尚书韩文和下属讨论时，为天子被小人蒙蔽大哭起来，郎中李梦阳建议他上表弹劾刘瑾，韩文毅然说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
于是两人一起起草了份奏折，又叫了不少官员在上面联名签字，等武宗上朝时当面呈递，武宗看完，不由的愁闷起来，退了朝不停哭泣，连中午饭也不吃了，踌躇了半天，派了司礼监宦官去内阁与大臣们商量，一日来回了三次，说自己准备将刘瑾等八人流放到南京，没想到大学士刘健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干，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副遗命？”于是大臣们群情激昂，非要将刘瑾等人处死方心满意足。
武宗只好让太监向大臣们求情说：“各位先生忠君爱国，所言甚是，但这几个人跟我很久了，不忍心杀掉他们，这事先放一放。”大臣们坚决不肯答应。
这事一拖延，很快被刘瑾知道了，八虎半夜去在武宗面前痛哭，说是有人诬陷他们，武宗相信了小时的玩伴，很快，上书的大臣除了李东阳以外，全被强迫退休，而朝政大权落到了刘瑾的手中。
刘瑾是坏人是史书上有定论的，然而若是大臣们不坚持非将他处死而是流放的话，会怎样呢？
刘瑾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正德五年，因为他牵扯到宁夏安化王谋反的事，被正德皇帝派宦官张永逮捕处死。
正德二年，明武宗搬出紫禁城，在西华门内另起大宅，名叫“豹房”，里面住着的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佳丽三千，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的，正德皇帝通晓音乐，他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其另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
但正德皇帝最喜欢的还是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正德皇帝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
正德皇帝白天练兵，晚上玩乐，文官集团对此忧虑万分，多次上疏劝阻，武宗一概不听。
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又称‘小王子’）率领五万骑兵入侵，正德皇帝听说后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集团想起英宗的土木堡惨败，自然极力反对，正德皇帝富有想象力，既然那些老先生们说皇帝不能亲自上战场，于是正德皇帝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带军上战场杀敌。
不过‘威武大将军’要出去也困难重重，首先是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去巡视白羊口时才微服出关，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但正德皇帝并不是把国家大事丢下不管了，他的第二道命令就是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自己处理。
十月，正德皇帝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蒙古小王子部五万人前来与正德皇帝亲率的六万明军会战，正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布置方略，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同意拿出五十万两。
应州发生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主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明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来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日暮正德皇帝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
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此次明武宗率军队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正德年间再没有来过。
正德皇帝兴高采烈的回到了北京，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证据，还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据《明史》记载，明军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而仅仅杀敌十六人。
正德十四年，皇帝打算去江南游玩一次，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皇帝被激怒了，甚至动用了廷杖，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计划。
没想到几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正德皇帝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即王阳明，我国历史上著名哲学家）擒拿，没必要皇帝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正德十五年，朱厚照在淮安府清江浦模仿渔民打渔时落水染病，第二年死在了北京。
正德皇帝如果生在别的时代，他性格中好的一面也许能发挥出来，掩盖住他的缺点，但他偏偏生在了程朱理学昌明的时代，被当做昏君载入史册，他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
2、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
“大礼议”是嘉靖朝最重大的一项政治事件，内容说明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即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
这看起来好象是废话，再糊涂的人也能够搞清楚自己的老爸是谁，可是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要求“名份”必须正确，名份不正，王位合法性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都要受影响，中国外国莫不如此，有心者可以研究一下，红楼梦中探春为什么不肯认赵姨娘为母亲？欧洲国王的私生子为什么不能继承王位？朝鲜庶生子为什么连叫亲生父亲“爸爸”的资格都被剥夺。
言归正传，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正德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当时15岁的嘉靖帝说，我是来做皇帝的而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衷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
却说世宗即位后才过了六天，便下诏议祭祀兴献王，讨论应上尊号，礼部尚书毛澄因为事关重大，就到内阁中向大学士杨廷和请教，杨廷和道：“足下不闻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故事么？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澄诺诺连声，立刻出来会合公卿台谏诸官，一共六十余人，联名上奏，他们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16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
奏议一上，世宗看了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易么？”命令发回再议
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即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已绝，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儿子，才有资格？
但文官集团不肯撤消自己的意见，皇帝的圣旨批示被大学士杨廷和原样封好送回，再批再送回，如此一共封还圣旨四次，同时，仅杨廷和一人就在同期发奏章大约三十份，要求皇帝认可文官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无奈下有屈服的迹象。
但是，这时候半路杀出一人，使局面急转直下。
正当明世宗无可奈何时，进士张璁独自上了个奏折，引经据典，来说明应该把兴献王尊称为皇考，嘉靖帝一看自己的想法有了理论基础‘龙颜大悦’立刻命司礼监宦官带着张璁的折子给内阁大臣看，说：“此议实遵祖训，拘古礼，尔等休得误朕！”杨廷和将折子一瞧，冷笑道：“新进书生，晓得甚么大体！”把折子又还了回去，明世宗很不高兴。
这时候兴献王妃蒋氏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已到了通州，听说朝廷上的议论后，愤慨的说：“是我亲生的儿子，为什么要认别人做父母亲？”不肯再上京了，于是嘉靖帝和文官集团又争论了很久，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把尊谁为父的问题先搁一下，而把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尊为庄肃皇后，嘉靖皇帝的亲生祖母皇太后邵氏尊为寿安皇太后，母亲兴献后尊为兴国太后，暂时平息了争论。
嘉靖二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忽然上奏，请嘉靖皇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明世宗见了大喜，召见桂萼和张璁，将旧话又重提起来，杨廷和见势头不好，就要求退休了，北京城里的官员们听说后更是激动，给事中张淛等人立刻弹劾张璁和桂萼两人有罪，大臣们纷纷跟着行动，于是张淛把大臣们的奏章汇集起来送给刑部，让他们把张璁等人罪名预先拟好，尚书赵鉴回答说：“若是皇上降旨定张璁他们的罪，马上就把他们杀了。”嘉靖帝听说后大怒，下旨把他们痛骂了一顿，立刻提升张璁和桂萼为翰林学士，翰林院随即炸了锅，翰林学士们表示不愿和张璁等人为伍，辞职信不断的飞到紫禁城里。
嘉靖帝见事情越闹越大，反而决心干到底，现在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他这个皇上有没有威信，将来说话文官们听不听的程度上来。
于是示意张璁等人再上奏折，坚决要将孝宗改称皇伯考。
但他还是低估了文官集团的胆量，大臣们得知嘉靖帝的计划，群情激昂，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立刻说：“我们的奏折皇上一直不回答，肯定要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义愤填膺：“宪宗的时候，议论给慈懿太后的徽号，大臣伏阙力争才挽回，今天又得这么办了。”大臣杨慎但觉一股浩然正气从心里直冒出来，振臂高呼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于是大臣们一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谁不去力争，大家一起讨伐他。”
于是集中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二人，都跪在左顺门外，一起大呼高皇帝和孝宗皇帝，声震屋瓦，明世宗在文华殿听到声音，立刻派人劝说大臣们散去，大臣们根本不加理会，尚书金献民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珤马上也去左顺门跟大家跪在一起。
从早晨到中午，嘉靖帝多次派人劝说大臣们不要再闹，没人理他，明世宗终于大怒暴怒加狂怒，命令锦衣卫逮捕带头的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扔进监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摇晃着大门大哭，群臣们一齐哭号，振荡宫殿，全北京城都轰动了。明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记录所有这些大臣的姓名，抓住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只有大学士毛纪、石珤，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命令退下等待处理，然后流放带头的八人，四品官以上夺俸，五品官以下廷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毕命。
大礼仪事件终于告一段落，嘉靖皇帝借用暴力手段才压服了群臣，但嘉靖皇帝和文官集团的裂痕，永久种下了。
嘉靖皇帝自从大礼仪事件后，对文官集团始终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加上自己对道教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嘉靖年间的中后期，明世宗不再上朝，他将日常行政事务全部交给自己信任的大臣（夏言、严嵩、徐阶），但自己仍然牢固掌握着军国大事的最后决定权。
不过明世宗迷信道教却意外地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光荣，因为明世宗道士掌管了太医院，一位刚进太医院不久的医生愤而辞职，云游四海去写他的医学著作，这个医生就是李时珍，他在世界医学领域和生物学领域内的地位，比起和他同时代的韩国‘大长今’也高不了多少，也就千儿八百倍吧。
但世宗并没有在求仙炼丹中平静的过完一生，在其晚年，一个默默无闻的户部主事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媗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资匪浅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捉风捕影”，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净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容忍这样的攻击，上疏者的下场不难预料，采用那种酷刑和牵连多少人君主完全可以自由决定，海瑞事先预料了自己的下场，平静的和家人诀别。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自然怒火万丈，立刻把奏折往地上一摔，高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的宦官黄锦连忙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皇帝听完后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皇帝暂时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的情绪显得很矛盾，有时把海瑞比做商朝忠臣比干，但自己不是纣王；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牲”，他责打官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过了几个月，嘉靖倒底气愤难平，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下狱，刑部建议：海瑞诅咒君主，如同儿子诅咒父亲，应该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
海瑞就在狱中住了十个月后，等到了嘉靖皇帝的死讯，随后海瑞立刻被释放出狱。
之前是无名的六品小官、之后却成了整个明帝国乃至中国人千秋万代的偶像。
《明史》中评价明世宗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然而要指出的是，明朝这条大船一直以来有皇帝和文官集团两个发动机，当武宗和世宗前期，虽然皇帝不理朝政，但文官在李东阳和杨廷和领导下仍然能够维持国家的运转，但是世宗任命的严嵩却因为其所作所为遭到文官的普遍憎恨而不能领导文官集团，加上世宗刚愎自用，爱听好话，使文官集团这一发动机也遭到了破坏。
好在明王朝很快迎来了自弘治中兴后的第二次中兴，有趣的是，这次中兴的前期领导者明穆宗是个平庸无奇的人，但可贵的是，他有自知之明。
3、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
关于隆庆皇帝的记载很少，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定，大学士高拱后来回忆，皇帝智力平平、笨口拙舌，优柔寡断，经常不说话，有的大臣甚至以为自己的皇帝是哑巴。
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隆庆皇帝是如何英明果断；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智力迟钝。文官们有时拉他参加一些场面盛大的典礼中，想让隆庆皇帝的到场来使百官万民获得深刻印象。但是隆庆皇帝甚至不把在这种场合该说的套话说完，就让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隆庆皇帝显然对明朝制度和自己能力有明白认识，他即无力像孝宗那样勤劳、又不想象武宗那样离经叛道和世宗那样刚愎自用，他也知道自己手下的大学士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人精，他不想让自己卷入大臣的人事斗争中去，于是他选择了默不作声。
但隆庆一朝的内政外交都有了进展，除了隆庆开关外，北方边疆又重现和平。
原来蒙古俺答汗娶了自己的外孙女三娘子，结果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俺答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吉的未婚妻给了三娘子的未婚夫，把汉那吉大怒，投奔了明朝。
结果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明朝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俺答无奈，于是率领十万人前来要人，王崇古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蟒衣貂帽，和明朝军官们一起骑马，俺答大喜，和明朝相约和好了。
柏杨说明朝是‘断头政治’，但明穆宗统治时期的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明穆宗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们干得更好。
明神宗继位时，年纪还小，国家大事完全由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张居正实际上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可以指挥东厂和锦衣卫对贪官污吏进行调查；随时可以用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权力进行惩罚，还对以往独立的都察院进行控制，以避免以前弹劾奏章满天飞的情况。
他不但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还派人清量全国土地、创立‘一条鞭法’，而且利用科道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张居正要求报告中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按时解决，他要求富人的欠税必须全部征收，盗匪必须全部捕获，还要求中央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没有完成的公务，不然长官就要受罚。
总之，张居正就象凤姐掌管宁国府一样，在不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前提下，通过施加压力，使明朝的国家机构以惊人的高效进行运转。
同样，他也受到过惯了好日子的官僚们的憎恨。
4、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就在张居正励精图治时，万历皇帝由孩子变成了青年，这个在宫中的皇帝，有一次去慈宁宫，遇见一个宫女，宫女连忙向皇上请安，神宗叫她起来，见她面目端好，举止幽娴，问她姓名，宫女说她姓王，神宗仔细端详了一会，向她要水洗手，宫女端水过来，神宗见她双手苗条洁白，就叫周围人都下去，然后就（以下省略五百字）。
万历皇帝和其他任何人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将来会深刻地影响整个明王朝。
几个月后的一天，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突然命令宫中设宴，连陈太后（穆宗皇后）也一块前来入座，和神宗一起吃饭，席间突然说：“宫女王氏蒙皇上临幸，已经怀孕，神宗听了闹了个大红脸，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没有此事，李太后却把内起居簿录扔给神宗说：“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无可抵赖，只好册封王氏为恭妃，王氏的孩子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不久张居正死了，官员们象拉车的马一样被他拿鞭子驱赶着累死累活工作了十年，早就怨气冲天，纷纷上奏折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虚伪狡猾、霸道专横，这些大多不是事实，但正所谓“慌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加上万历想起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曾经强迫自己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过着俭朴生活，而老师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时，再也忍不住了，神宗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张居正的长子也被逼自杀，同时，下诏公开指责张居正的罪恶，张居正的“罪恶行为”于死后被揭发对万历皇帝有深远影响，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宠爱的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
开始，万历皇帝曾经想象张居正一样亲自掌管天下大事，但神宗很快发现，二十岁的自己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御史们在奉旨清算张居正追随者时，胡言乱语地给任何自己看不惯的大臣扣一顶‘同党’的帽子，最后连万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皇帝任命的人都不中他们的意，都是贪官污吏，那他们推荐几个清官和忠臣呀？”这些以忠诚勇敢闻名的御史们哑口无言，的确，除了指责别人外不做任何事的人永远不会出错。
万历皇帝很快对国务感到厌倦，但真正导致明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是‘争国本’（立谁为太子）事件。
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无疑是郑贵妃，传说郑贵妃父亲因为家里贫苦，曾将女儿许给一位秀才做妾，临别时父女相对抱头痛哭，秀才好心，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不要人，也不索还聘礼，郑贵妃感激万分，入宫得了宠幸，就告诉神宗说：“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神宗就把秀才提拔为县令，几年后又当上了盐运使。
郑贵妃活泼大胆，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曾对皇上撒娇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的确，神宗总的来说是个宽厚的人，在他统治时期，很少让厂卫特务骚扰官吏和百姓。
郑贵妃生子后，万历皇帝立刻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
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官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因为皇长子常洛已经五岁，生母王恭妃尚未加封，而郑贵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明显见得郑贵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以尊宗庙，重社稷。
万历皇帝软弱无能，不敢公开说明他的意图，找出种种借口，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权力，不容许别人插手，但文官们不肯罢手，神宗在和大臣们往来争辩之际，又突然别作心裁地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万历皇帝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
这种种借口全都无效，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
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以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这时郑贵妃父亲郑承宪为去世的父亲请封，神宗准备封他个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父封伯爵的故事驳回，神宗只好自己拿五百两白银给爱妃父亲了事。
文官们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皇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乃至亲友九族。
如果神宗是永乐那样的枭雄，他可以用屠杀让文官们闭嘴；是弘治那样的君子，他可以巧妙地将文官们的意见转向；是正德那样的嘻皮士，他可以根本不考虑文官们的意见；是嘉靖那样的自大狂，他可以提拔新人来支持自己，但他都做不到。
立谁为太子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万历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
他已经提升了幼子，却又承认长子继承权不可违背，优柔寡断的神宗采取了逃避问题，不敢面对矛盾，终于，他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皇帝罢工了
万历皇帝以为能将文官集团慢慢的拖垮后屈服自己的意见，但他实在是不了解这些文官，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
在皇帝‘罢工’初期，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书批评皇帝，说他有‘酒色财气’四个毛病。
说神宗“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神宗看了他的上书后大怒，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遗传，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就采纳了认为他抽鸦片的学者的意见。
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导致皇宫内外和全国上下谣言四起，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
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时国内外形势危机四伏，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东北的建州女真，但是北京城里的文官们最关心的，还是当今圣上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万岁的宝座。
有一位名叫顾宪成的文官，他的同僚王家屏因为‘争国本’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
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回家后，顾宪成和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开了家书院讲学，还把一幅对联挂在门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将正直的士大夫吸引过去，而这些人自然支持书院创立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反对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的热情，不逊于任何狂热的宗教信徒。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最终屈服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即日诏告天下，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但文官们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但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面前已经充满了屈辱感和无力感，他对文官集团早就不再信任，现在更是满怀憎恨，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国家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国家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那就多给他点零花钱吧，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神宗于是征收商税，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矿税”。
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
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但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点或者更软弱一点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兵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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