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观其在择嗣问题上的摇摆，不难看出，其对秀次的态度从热到冷、又从冷到热，最终归于冷却，而其中关键的两环，正是淀君的两次产子：第一个婴儿的夭折，使本已绷紧的弦骤然松弛；而秀赖的出世，则导致秀次命运的最后终结。
可见，秀吉在子嗣这一封建君王第一生死关键问题上，遵循了东方农民传统的“亲亲疏疏”准则。尽管他仰慕高门公卿的风雅，也极力深化自己的血缘和身世，但先天经历的局限和缺憾，无疑在择嗣这一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上，严重妨碍了他的眼界和判断力。
在当时的情形下，丰臣氏在国内已几无重大威胁，强藩也好，野心家也罢，都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丰臣氏的支配地位。对于秀吉而言，威胁丰臣氏存续的最大隐患，正是身为暴发户的他，不像其他传统大名豪族那样，有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深厚家族背景的支持作为统治基础。因此对他而言，及早确立子嗣，并使该继承人迅速在全国大名和朝廷公卿中获得普遍认同，便成了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由此可见，秀吉最初的选择，即过继秀次并立为子嗣，是不错的处置。秀次不是亲生并非大问题，养子承继，自古不乏成例，大小宗的问题，对于东方家族一直都有行之有效的礼制来规范约束，日本战国之世，这种事例更是习见不鲜，养子入继，而竟能光大本宗者，不乏其人，如小早川，如中国后周的柴荣等。即使亲子诞生，也不宜轻易更易原来的决定，因为原来的子嗣通过秀吉本人的苦心栽培乃至包装，已树立了丰臣氏继承人的公共形象，位至关白，并得到上至近卫菊池、下至各地大名的大体认可，天下皆知秀次是丰臣氏的嗣君，此刻却由秀吉本人亲手废黜而立襁褓幼子，无异于砍断亲手栽培的参天大树，而栽下一棵弱不经风的秧苗，无异于告诉内至妻妾近侍、外至大名强藩的众人，太阁的决定也会错，也不是不可以更改的，内生觊觎之心，外长野望之念，给众人以丰臣氏子嗣摇摆，根基不牢的印象，为日后导致丰臣覆灭的内争外斗打开了一扇大门。传统上，立嗣以子，是封建时代最稳妥最正常的选择，但当此非常之世，这样的选择便不够明智和冷静了。
或许有人会说，“杀生关白”秀次缺乏足够德才，不克继统。首先，这些罪状多系盖棺之论，一面之词，未必皆为信史；退一万步，纵是其真的平庸荒残，又如何呢？
管仲有言，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好田好色，无害。秀次在这些被认为对一个君主而言意义重大的要素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记载，也没有特别糟糕的记录，大体该算及格吧。更重要的是，作为有独立思辨处断能力的成年人，他能够独立作出决断，其母族妻族不会如后来的治长、淀君那样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他的作为，至不济也不会比连出入大阪城都不得自专的秀赖更糟。唐太宗君臣尝坐论周天元、齐后主两位昏君的长短，断曰：天元残暴，祸福由己；后主荒淫，威权与人，等为昏君，齐氏犹甚，正是这个道理。而且嗣位之主，守成而已，要在位定，才具为次。内忧外患的蜀汉传位平庸的刘禅却能苟延数十年，国势不算很糟的燕国禅让给才力过人的子之却亡不旋踵，后嗣之位望稳定与否，是其存亡的关键。
当然秀次不是不能换，而是不能在那个时候换，也不能这样换——如果秀次能够哪怕在形式上主动退让，会好些——。若当初选嗣他人，或在小牧－长久手一战之后借战败换人，此时秀次属望未定，另择他人，未为不可。殆根深蒂固，天下皆知，复根拔而易以新苗，不免为子息而轻社稷了。
当秀次已亡，覆水难收时，为秀吉计，上策莫过于在其他养子中更立长君，而且当此非常时刻，倒要择贤而立了。其最合适人选，不是许多人认定的秀家，而是结城秀康。
一来，秀康有才气，有才名，有一定声望，在秀吉部下、尤其武将派中有一定影响，和德川的不少重臣关系也比较好；二来，其重信守诺，对秀吉感情真挚深厚，托以家业幼子，必能极力两全，不致失所；三来结城为家康亲子，感情虽疏，香火在焉，以之为嗣，德川之野望，当可大大消戢。毕竟以德川氏而成天下人，非惟人谋，实时势以成之，若秀吉子嗣谋定，无隙可乘，以家康之实力和性格，必不肯冒险轻动，以为未必可成之大举。且秀康为嗣，德川必贵，纵不满望，也不为人后了。至于血缘问题，大小宗之成例见在，战国也屡见不鲜，倒不是大的问题。
若计不出此，立秀家甚至秀秋，结果都会好于立秀赖。立前者，文武两派都不会有很大反对；立后者，可以安抚北政所及浓尾故将，重要的是，都不会激化内外矛盾，更不会形成最终导致大阪落城、丰臣灭族的旧部背离和淀君政治。
有人会顾虑这样立嗣外人，秀赖成人后的麻烦，殊不知，当秀吉之世，太阁立之，谁能异议？太阁身后，则秀赖于太阁为骨肉，于嗣君不过谱代，当有以处之。重要的是，丰臣一脉，不致断绝如此之速。
历史是不能假设和重来的，但后人却可以在对历史关键抉择得失的分析和思辨中，获得有益的镜鉴。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