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日本世兵战斗力差异成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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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卫所兵为主的世兵,同时代的日本,也采用以世兵为主的兵制,但历史表明,两种世兵的战斗力却有一定的差异:壬辰之战明军虽在战略上获胜,在具体的战役上却并无多少光彩可言,而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明朝卫所军面对数量无多的倭寇,屡战屡败,最后还是依靠戚继光的募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是世兵,战斗力差异如此巨大,原因何在?

    装备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时日军的装备的确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鸟枪枪管长,下有木床,有准星照门和防尘盖,重仅5斤多,准确、易携带,比当时明军装备的无瞄准装置的笨重火铳优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侧目。

    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势也不少。

    由于日本仿造的火炮以荷兰式重炮为主,野战中较少用炮,而明军则自1523年(嘉靖2年)起就在南京根据葡萄牙人的轻炮仿制大样佛朗机,后又改制成更便于携带的中样、小样佛朗机,大量装备部队,在野战的炮火威力上,明军占有重大优势;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长兵和马队却并不比明军优异,日本各式长枪杆长,刃长而薄,形制近于中国南北朝时的长矟,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军的常规长兵:白木杆枪和长柄刀,至于骑兵,日本马品种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没有把日本刀用于骑战,使得日本骑兵无法构成对明军骑兵的装备优势。

    装备上各有千秋,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兵制本身。

    明代的世兵制主要采用卫所制,卫所兵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员的重要指责之一,按当时的规定,边地卫所,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2:8,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明代的世兵另一大特点是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军户绝则勾其贴户,永不和民人混杂。这样的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的生活比较稳定,战争和生产两不耽误,但不断的逃亡和余丁补缺,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俑使士兵为农,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

    更深层的原因是军户地位的低下。

    明代重文轻武,科举入朝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其社会地位显得低下,加上明代对罪人的处罚中又有“拿来做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

    明代又是个商业发达的社会,生活豪奢的商人虽不入士流,却也能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而军户却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不得经商为业,这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更加低下,对于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而此时的日本正逐步推行着“兵农分离”的政策。

    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但平时务农、战时应征的农民仍然在数量上占据“足轻”的主要成分。随着火器等更专业、更复杂兵器的推广,以及战争的持久化、规模化,各大名纷纷把各自的武力专业化,建立常备军,同时限制农民的武装化,以确保粮源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早在1588年丰臣“刀狩令”颁布前,各地大名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取上述措施,如织田家的黑红母衣等,至丰臣氏令出,遂为定制,农民的各种武器被收缴并销毁铸成佛器,并被限制在土地上务农,而武家则专事武事,不得擅自离营,经营农商,这样的措施确保了日本各大名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

    更重要的是,被约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对于这种约束是欢迎和乐于接受的。

    日本和明代不同之处在于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闭性,寻常武士和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渠道进入朝廷为官,而且相对于公卿阶层的腐朽和无力,武家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并拥有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实惠,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人如未发迹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为武士当作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武士阶层的稳定和其士气、战斗力和欲望的维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十六世纪初,日本的“兵农分离”尚未普遍,但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是少数日本浪人和破产武士与中国沿海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的组合,非职业兵的“足轻”比例很小,其成员之剽悍善战,可想而知;而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是“兵农分离”后专业化了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和训练水准有了明显的进步。

    更致命的是,同为世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们原有的各级建制,平时编制即是战时编制;而明代的成制,是临战时由朝廷临时命将授印,称“挂印将军”,并配备助手,组成战时领导机关,然后从各处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归属、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拨给各级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方面的很多不便。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为帅,太监监军,战斗力就更虚弱了。

    因此戚继光才极力主张募兵,即组建兵为将有的纯志愿军队,并在东南抗倭和北边抗击鞑靼的战争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并没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营,也在其下野后很快被编入军户。

    勇营真正成为国家经制军队,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末,而此时的日军,已开始按“2-2”方块制组建近代化军队和西式的参谋、后勤机关了,我们又大大落后了一步。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