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中国式的城池无疑更进步、防御能力更强，然而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因素日本，却固守他们相对较落后的城制而不思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不会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城制，不能体会中国城制的优势，日本的遣隋、遣唐使频繁出入中国时，正是宇文述修大兴城、中国城制走向完善的阶段；而明代中日间大量的交往，更让日本有机会了解中国城制，而且，在日本，熟悉汉学甚至汉兵法的人物是很多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这要从修筑城池的目的说起。
修筑城池在任何国家，其目的都是保护统治者认为必须保护的人和重要目标，中国、日本、西欧，无不如此。所谓必须保护的人，就是被统治者认为是其统治基础的社会主导阶层，这个阶层人数的多寡，也决定了城池的形制范围的大小；其多寡的变化，同样决定了城制大小的变化。
在中国，三代早期，这种需要保护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贵族和国人，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同族，为数很少，所以城池普遍不大，且由于三代行封建，大批同族被分封各地，他们同样按封建制行大小宗，这样每个城池里需要保护的人都是极少数，所以城池规模普遍不大，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常见的形象，而且此时商人并不受到重视，春秋时最重伤的齐国，制工商之乡6，士之乡15，商业仍然在城外。这时的中国城制和日本后来城池的外观有差别，但规模的差异却不大，因为战国时的日本，城池也是保护领主阶层的工具，而且由于日本同样实行分封制，重臣往往自建居城，这样每座城池当然同样不需要很大的规模。
而且日本的面积小于中国，而分封的数量却远在中国之上，人烟稠密的地方几乎是城池相望，则每座城池更不可能规模太大，以免损失更多宝贵的耕地。
但是都城和一般城池不同，中国的都城在早期规模就非常大，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记载，都城“方9里，旁3门，国中9经9纬，经途9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就是说，都城很早就是规模庞大而且城中有发达商业的城池了。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都城所谓“天王所居”，公卿荟萃，需要保护的重要的人物和目标当然远远在其他城池之上，城池的规模也相应扩大，而且古今中外的都城，都是个倚赖宫赋输入和商业的纯消费经济体，都城所在处，商业必然繁盛，而这些和皇室利益关系密切的商业，被纳入都城的保护范围之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不过由于三代天王尊卑不同，都城的坚固程度也不同，夏代王权不断受到挑战，其都城就修筑了坚固的城池；而商代由于王室威望崇高，其都城殷虽然十分繁荣，却只有壕沟，没有城墙，而是依靠“大邑商”即京畿的众多专门的军事要塞（这似乎和日本城制相似）来拱卫；周代北有戎狄，内有殷顽之忧，城池修筑就比较坚固，而且作为陪都但逼进殷人故地的洛邑，其坚固和设防都超过都城丰镐（当时周在丰镐有6军，而在洛邑反有8军）。
后来由于封建和氏族血缘制度的淡化和崩溃，需要保护的阶层由少数人扩大到更多的平民阶层，他们交纳赋税，读书做官，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战时保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保护立国的基础，这样，中国的城池就越修越大，越修越高，而且设置了羊马墙、外郭这些用来保护从农村逃亡城市寻求保护的农民——在重农的中国，他们当然也是必须保护的阶层。
而在日本，贵族等级制度和血缘的纽带始终严密，甚至越来越严密，武士成为公卿、农民成为武士都是非常难的事情，虽然不无实例，但作为阶层整体而言，这种角色的转换在机制上是无章可循的，作为“力农”的国人、农人，他们世代的使命就是耕作和应征召，升入统治阶层的梦，像丰臣这样的野心家是可能去做的，但决不普遍，因为日本的中世纪，没有类似中国大陆的科举体制，也没有有教无类的教育体制，一步入龙门，在制度上是无望的。因此，日本的城池规模始终没有大的发展，因为他不需要保护更多的人；但日本城池、尤其天守阁装饰的华贵威严，却不断升级，因为夸耀领主的实力，是每个领主所必须去做的。
在中国，京城的规模和坚固程度之发展比其他城池更快，著名的大城几乎都是或曾经京都，因为在中国皇权是不稳固的，“自古无不亡之国”成为社会的共识，皇帝必须时刻提防皇权觊觎者的挑战，其城墙越来越高厚，拱卫兵力越来越庞大，是必然的趋势。
而日本的皇权除了南北朝等不多几次皇族内争外，是不会遭到任何挑战的，许多大名都有做“天下人”的野心，但决不会对皇位有任何非分之想，因为在日本，皇权天授是公认的，是不可置疑的，因此日本的京城往往宫殿商号密布，却没有城池，因为皇宫不会有被攻打的危险，当然不必劳民伤财。日本仿唐长安城建平安京，照搬唐制，连朱雀大街，东市西市都照搬不误，却独独没有仿制长安的城墙，其道理也正在乎此。
因为城池的目的是保护值得保护的人和目标，所以不论古今中外，当保护的目标发生变化时，城制便会不同。
如中国城池多半民人杂居，但越国保护兵器作坊的冶城、东晋拱卫官署的东府城、保护水师的石头城却没有一户居民，汉代的亭障、历代的边镇和关城，一开始也是没有居民的纯军事要塞（府兵时代尤其如此，后来屯兵制盛行，家属随军，商人也出现了）；而素来以堡垒式城堡为传统的欧洲，也有诸如柏林和巴黎那样城墙环绕的大城，这是因为，一来这些大城里住满了政教要员，必须扩大保护范围，二来这些国家中央集权色彩比较重，统治者有条件征集大量劳力和财力兴修这样的城池。而日本各大名的财力和势力都有限，无法效仿，至于财力捉襟见肘、常常靠大名赞助过日的皇家，就更不可能为此了。
而热那亚、佛罗伦撒这样的商业都市，由于商人的利益成了第一保护目标，所以商会出资募人，也修筑了城墙；在日本，界的周围有墙有壕，同样是商人为了保护自己利益的自发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国，城池保护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城池的规模和城里的社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但这些保护也是有等级、有层次的，农民平时不能城居，有事时驱牲畜逃入羊马墙；一般城人多住外郭，而内城则是有身份者的居处。城中虽然有商业，但城中有坊，坊有墙有门有卫，有金吾之禁，每个坊实质就是功能单一的小城（此制直到南宋才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而消亡），而核心统治者的居处则另筑有城墙保护，与城人隔绝，皇帝有紫禁城，一般城主也有牙城，这些最核心的城池，只居住城主一家和近侍，并有官员办公的殿宇，形制虽异，其功能实质，却与日本城池相仿。
由于中日城制不同，攻城守城的技法装备差异也很大，中国历代所用的攻守工具，如吕公车、塞门刀车、冲车、床弩、云梯等等，在日本很少出现，这不仅仅由于城制有差异，很多工具不实用，也由于日本实行领主制，常备军不多，武器多各人自备，这些复杂昂贵且容易耗损的工具实在无法普遍装备（太平军攻打桂林，用两旬时间才建成吕公车两台，却仅仅用了一次就全部损坏，消耗可见一斑），这和城池的差异一样，都是由于国情制度不同在军备上的必然反应。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