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教案谈弱国抗衡强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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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00年前的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之役,百年间留下许多争论。

    抵抗外国侵略本身,无需争论;问题在于抵抗的战略和方法是否恰当。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事:围攻使馆区,而且是在宣战前的围攻。

    其实早在围攻前,战时已经开始,西摩尔部从塘沽兵进北京,在落垡遭拦截退回,可以说,是八国首先挑起了战事。

    但这不是围攻使馆区的理由。

    使馆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区域,围攻他,政治上会遭到国际舆论的反感,给侵略者以不必要的口实,军事上并不能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力和士气,反而激起了其冒险的勇气,打消了其大规模动武的最后顾虑。而且在实际进攻中,几万清兵和义和团围攻仅有数百卫队的使馆区,却始终攻打不下,更让敌人看到了清方战斗力的虚弱。

    当然,当时的国事已经万分艰危,列强已深入国境,对列强示之以强,势在必然,但绝对不是这样的做法。示之以强的最好做法,只有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做好自卫的准备。

    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有。

    19世纪60年代后,所谓“同治中兴”曾为中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胜利、刘铭传等在台湾、越南的军威政声以及曾纪泽、薛福成等外交上的成功带来的,只有让潜在敌人知道入侵的巨大困难,才能有效地威慑敌人,保全疆土;在海上,远东第一、世界第五的北洋舰队巡弋列洋、炮指长崎,令东洋长时间如芒刺在背,也有效地维护了远东的安全。

    然而这种威慑平衡很快被打破了,原因在于清方自己的懈惰。

    海军方面,军费的大量被挪用导致军舰得不到改装补充,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了训练方法落伍和战术的保守,军备供应的腐败导致一艘军舰装备两三个国家的大炮,造成“克鲁伯炮有弹无药、阿姆斯特朗炮有药无弹”的荒唐战斗窘境;陆军的问题更严重,虽然洋枪洋炮普及,但部队编制仍然沿用明代戚家军建制,采用旗-营-队三级编制,缺乏火力配置和大兵团作战的最起码条件和基本的参谋、后勤体制,甚至洋枪式样口径都有10余种,根本无法和欧日现代编制的正规军抗衡。这一切导致了甲午之败和中国国门的洞开。

    然而即使在此情况下,只要战略方针对头,复兴未始无望。张之洞在湖北编练自强军,设立军工厂和铁厂就是很有远见的做法,其自强军后来是辛亥首义的精锐第八镇,其汉阳兵工厂等更直接为日后的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萨镇冰等整顿海军也有成效,初步改变了原来各洋分治‘指挥不统一的弊端,建立了巡洋、长江二舰队,初步恢复了近海战斗能力。

    但这并不是当时清方的主流。

    由于保守思想的抬头和内部争夺皇位斗争的尖锐,全国军备的整顿实际上被搁置了,仅有武卫军系统约5万人在名义上得到整编,且其右军袁世凯部远在山东,后军董福祥部为甘肃地方部队,装备训练都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中、左、前三军,而中军荣禄部又负责保护皇城,真正上阵的聂士成、宋庆部不过2万余人而已,其他都是未经整编的杂牌勇营和义和团,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

    应该看出,当时的清方根本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就开战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慈禧对列强意图的不明、对光绪的猜忌和若干王公大臣企图挑起外患而趁机打击政敌,夺取皇位继承权,也成了仓促上阵的直接推动力。

    此役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独立地位和庄王-刚毅顽固势力的同归于尽,导致了中国的更加半殖民化,导致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更加壮大和国民更大的苦难。

    可见,抵御外寇,投机取巧是不行的,侥幸渔利的想法,只能是祸国殃民。只有向古巴抗美、越南抗法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那样,凭借自己的实力,才能得到国际的尊重和敌人的正视,才能确保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