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汪精卫正在主持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
自*日夜离开河内，在影佐祯昭陪同下取道回国，5月31日又飞日本，6月18日从日本飞回，即匆忙筹备“六全大会”，汪精卫极度疲劳。在疲劳掩盖下的则是终日的恐慌，这比疲劳对人的折磨更甚十倍。
汪精卫从重庆仓惶出逃河内时，没料到会是这样。他以为响应“近卫内阁第三次声明”的“艳电”一发表，将是一片拥戴，结果却是和者寡寡。非但如此，不是阴差阳错刺客误把曾仲鸣当成了他，他已经是阴间的鬼了。从此惊魂不定，恐慌一直像影子终日伴随他。以至日本谍报头目影佐祯昭去河内接他回国时，他执意不肯与影佐同船而行。在他亲自租的一艘瑞典小货轮上，面对茫茫夜空，滔滔洋面，才学博深的他作诗悲叹：“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到了上海，影佐把汪精卫夫妇安排在江湾的一座花园洋房住下。洋房的地下一层安排了日本宪兵。影佐说上海有很多重庆的特务，这样可以保护汪先生的安全。并不愚蠢的汪精卫明白，除了重庆特务跟踪，又多了日本宪兵监视。
汪精卫一步步迈上投敌的路，蒋介石是他思想上的共犯。
汪精卫和日本的联系纽带是高宗武。在中日交兵之际，高宗武居然能奔走日本，这不能不令人困惑。答案，高宗武说了：“从南京撤退至汉口不久，蒋先生召见我，示意我想尽办法试探东京方面媾和条件，并关照我可向外交部请病假，先期赴香港，以疗养为名，伺机寻找门路，探询日本停战条件，但要绝对保密。至于在香港的生活费和赴日旅费随后汇到。”
高宗武通过影佐探得媾和条件，“缮写了两份，一份交蒋（介石），一份交汪（精卫）。”
蒋介石把这份报告放在桌上，足足有三天。周佛海当时为侍从室二处副处长，看到委员长时常长时间地翻看那份报告，踱步沉思。日本的要价太高，国人的抗战热情正烈，蒋介石权衡再权衡，难以决断。
高宗武见蒋介石迟不置答，考虑他以“统帅”地位不便直言，便向日本试探“如蒋不出马，由汪出面又如何？”不料日本欣然同意，愿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
汪精卫自抗战开始就制造恐慌，发表演说，唉声叹气。随着战争的无限期延长，他看到的战果是“破碎”、是“烽烟”、是“为鬼”，他对“战”彻底失望。高宗武的报告犹如一支兴奋剂，多日的颓丧一扫而去。尤其令他感奋的是，日本政府愿以他为谈判“对手”，这意味着日本人把他摆到了至少与蒋介石同等的地位。这是汪精卫梦寐以求的。
但最初汪精卫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家卖国。他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的周佛海给汪精卫分析：蒋先生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雷打不动，现在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难道就甘心情愿放弃“剿共”去抗日吗？这是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还要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被迫着走上他不愿走的路。这样一来，又有人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现在让蒋先生突然转弯，不是让他打自己的嘴巴子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