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敢回话，也无须回话。
基于周佛海的分析和汪精卫反复的考虑，他断定蒋介石是在演一出身不由己的戏。于是他大胆地朝前迈了，在“迈”的同时也决无甩开蒋介石的意思。那个在电报代号为“艳”的日子发表的“艳电”，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此后一段时间，汪精卫对外讲话也说不是与蒋介石决裂，而是为了争得一个公开发表自己意见的场所和机会，而离开重庆。
而“艳电”的结果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卖国集团的浪潮席卷全国。国民党中央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撤销他一切职务。蒋介石对汪精卫是“先教后诛”。他看到全国的愤怒，不想让汪精卫走得太远，私下派人去做汪精卫的工作，而后又命戴笠去除奸。
曾仲鸣被暗杀后，愤怒的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子》，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汪精卫用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用这个报复性的做法回答蒋介石的刺杀，蒋介石用更大、更剧烈的恐怖活动回答汪精卫的报复。
汪精卫退却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在惊魂不定中，他调整心态，寻找日本、蒋介石和他的共同之点。这其实用不着寻找，自始至终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
在1938年11月，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和日本签定的“重光堂密约”中，首条即是：“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防共协定为准。”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5月汪精卫飞往日本，和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密谈，“防共”是中心议题。以至在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到京都，近卫秘密访问陈公博时还说：“日本现在是战败国，东亚防共的责任已无能为力，今后要靠中国领导，希望把这个意见转告蒋委员长。”末日临头，尚念念不忘“防共”，可想而知，近卫和汪精卫的密谈中，“防共”所占的分量。
“*”、“防共”，既讨好日本又迎合蒋介石，同时也是汪精卫的夙愿所在，因此这面旗帜汪精卫便高高举起。
他的伪政府一成立，即对新四军开始了全面“清乡”。中国人整治中国人，比外国人要在行得多，“清乡”比“扫荡”更胜一筹。
新四军的抗战更为艰难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