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起初是限制外国人到延安那边的边区去，后来迫于压力，只得一批批地批准进入。其实限制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存在的东西，越是不让人知道，就越具神秘感，一旦被发掘出来，就具有爆炸性的。但蒋介石不这么想，他只要能掩一时就算一时。其实他害怕什么呢？不妨让一个外国人的记述来证实一些人们想明白的道理。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官员卡尔逊上尉，广泛视察华北的游击战后回到了汉口。卡尔逊上尉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尽忠职守。他在山西和河北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一千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普通人，深受启发和感动。他第一次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他回到汉口，有许多感想，带回许多事实和图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见闻秘而不宣。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所有从事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人都应当了解他的发现。因为那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如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给大地的光明的希望。卡尔逊是三个月以前去山西的，因为他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他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他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有效的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人民群众有多大程度上觉醒了，他想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卡尔逊在蒋委员长的批准下，动身去华北了。他必须通过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受到该军领导的欢迎。他说：“我发现八路军的将军们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运转得很好，八路军、山西军和中央军充分合作，这使我感到意外。”朱德对卡尔逊说，敌后中国政权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许前往，但首先得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八路军概不负责。卡尔逊一路来，日本人说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但是，在卡尔逊眼里，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外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他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亲眼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外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之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他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所到之处，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军训，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和汉奸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在河北，卡尔逊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到了许多损失。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又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卡尔逊有幸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人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现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得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最根本的基础，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又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的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个部队行军43英里，爬过了八个山头。每个人携带着35磅的装备。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大获全胜，而中国方面伤亡甚少。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他在那里的时候，天天享用日本人赠送的食物。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又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尔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9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八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象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一个因素。在抗日的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敌占区诞生的中国政府，它是彻底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纲领。边区共出版了17份的报纸，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25%，所有债务都推迟三年偿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产党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把斗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自从这个根据地建立以来，它就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这种民主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源泉，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晋察冀地区的农民喘不过气来，陷入贫穷和被奴役的深渊。过去受压迫的男女现在挺直腰板走路，积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过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他们是在进行抗战的同时，争取这一切的。他们全力以赴地保卫国家，收复失地，维护和扩大团结一致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权威。晋察冀边区今天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八路军用事实表明了它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深深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前，县政府、村政府前的布告栏上总是张贴关于新税收的命令和失踪人员的通告，从来没有人去读它们。但是，现在布告栏前围了许多人，有的亲自读着，有的听人群中识字的人读着布告栏上的内容，那里有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建议、军队作战的新闻和动员会议的通知。晋东北人民第一次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地区”。“我们的政府”的缔造者，毫无疑问就是。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虽然是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为此，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共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的原则，在1940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对各项政策的规定，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策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是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非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延安的政权，不知道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关心过没有，也不知道蒋介石听没听到的声音？的见解蒋介石有何看法？总而言之，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已令人发指，不可与边区政府相提并论。延安的宝塔象征着一个冉冉升起的灯塔，照亮了在黑暗里行走的中国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