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上的判断，曾经让一度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而另一方面的蒋介石也伤透脑筋，虽然他威风八面，但都是面子上的事，他也是在夹缝里求生存。日本人他不想投靠，也不想过分的得罪；美国人和苏联人既给了他很多的援助，也给了他不少的压力。他的行为并不自由自在。而共产党方面也让他睡不安稳。新四军陈毅部打败韩德勤，开辟苏北的行动给蒋介石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如果不限制中共在江南的继续发展，国民党就将在江南无立足之地。黄桥一战使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军人群情激奋，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强令在云岭的新四军总部必须开拔，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么他已压制不住他的部下采取行动。这个消息是蒋介石当面说与周恩来的，周恩来回去立即电告延安，可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政策。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的犹豫不决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可当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一定的默契，从而腾出手来对付瓮中之鳖的新四军军部。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摆脱困境安全北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忽视了在皖南的“将相”不和的因素，导致皖南事变的全军覆灭。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在这个问题上，叶挺对蒋介石的了解要深得多，他知道蒋介石不是迫于形势，是不会容忍共产党部队的存在的。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求生存，只能是一时的安宁和幻想，不是长久之计。而项英则恰恰相反，他想借助于国民党军队的保护，而与日本军队作战，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只是战略上的分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叶、项也格格不入，不可调和。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从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服。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招待各方人士。正是这些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小节，造成项英的外相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从此，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需要保密。叶挺象是生活在空中楼阁，无所事事。正如陈毅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强不知以为知”，新四军得到了灭顶之灾。新四军军部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三时开到夜间十时，长达七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战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决，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可悲可叹呀！堂堂的北伐高级将领，名震大江南北，竟然在新四军的军部里没人知晓？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竟然没有人维护？到了这么危机的关头，人的固执竟然如此之根深蒂固？可悲呀！但更令人可叹的是，在敌军重重包围之时，竟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召开“七小时紧急会议”！“紧急”二字在这里也用得太不恰当，既如此“紧急”，还能召开“七小时”，这也创造了中外军事战史上的奇迹！项英的固执己见，早在1940年10月就让人不能容忍。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七个师八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可以理解，叶挺跟顾祝同是老同学，跟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他的观察分析可以说比延安甚至更为准确，但在项英的面前，视而不见，所有的意见一概反对。皖南的悲剧可想而知了。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好似天在哭泣。新四军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认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可惜这项命令来得太晚了些。在北进过程中几乎是处处被动的新四军，就仿佛如红军西路军北上时的情景复现。新四军的项英和西路军的陈昌浩几乎一样都是职业革命家而非熟练的军事家。而主要军事长官的徐向前和叶挺都是指挥权严重受限制，确切地说由统帅变成了战地指挥员。面对错综复杂的危机时刻项英、陈昌浩都表现得慌乱不知所措，甚至连在最后放弃大部队，自行潜逃也如出一辙。在皖南事变中失败了，他以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11月30日）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这样的口吻于事无补，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建制团被消灭了。怒不可遏，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的做法似乎也是决裂行动。但在皖南事变中蒋介石也失败了。冷静下来的又开始采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毅）刘（少奇）主持新四军军部让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如果说皖南事变前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日本人得到了最大的收益，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或者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国际国内的同情也将被淡化，至少政治上失去正义的一面，军事上也捞不到什么便宜。至于说皖南事变中蒋介石得到什么？得到政治上的骂声，军事上的隐形的巨大的威胁。蒋介石一无所获，区区几千人的战果在战争史上微不足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