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生存能力是中国人的特性，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将这个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一支军队可以在无休止的战争、饥饿、疾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没有在这可怕的漫漫征途中失去信念而溃散，那么，这支军队在中国的广袤国土和历史舞台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历史给出了很好的证明，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开创了新局面，而拥有近10万红军的张国焘却失败了！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单独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3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地区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1军团会合。毛泽东仍然寄希望于中央的坚决北上行动能够令张国焘迷途知返，不要带领红四方面军没深没浅地南下再趟一道浑水。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得知红军分裂的消息内心作何感想？当初会师之时，毛泽东说服他北上的理由就是，离开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有指示北上；一路上长征的苦战证明，眼下的红军无法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抗衡！所以，必须背靠苏联，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回头再战。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确长了不少学问，他自认为认清了毛泽东的中央是何斤两，不理不睬也罢；而共产国际的北上指示已是时过境迁，完全与现实情况脱节，已无执行的必要；中央红军西迁的一路溃败是逃跑主义，是畏战、避战心理！继续北上将会拖垮整个红军。红军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南下四川，在有群众基础的四川建立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川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四方面军以往发展的成功，证明他的路线是现实可行的，是比北上更有成功把握的。他提出的南下口号是“打到成都吃大米！”
基于以上的思考和判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第32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南下了。他一方面令陈昌浩暂时原地待命，接应1、3军团可能的回师南下，一面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直接电令1、3军团，要求其掉头，停止分裂红军的行动。
9月12日22时，张国焘直接致电1、3军团，声称“1、3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他甚至气愤地攻击毛泽东等人的所为“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1、3军团的。”他直接电令1、3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当时跟着毛泽东北上行动的这些人走得一个是“急”，另一个字就是“晕”。“急”，是因为情况好像失控，让人心急火燎；“晕”，是对今后的形势两眼一抹黑，昏头转向。所以毛泽东此时需要对自己的这次突然单独北上行动给出一个说法，让跟着他北上的8000红军将士坚定信念；同时他也必须提出一个今后的发展方向，为追随者描绘一下最终的目的地。正是为此，为了界定造成这次红军分裂的责任，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李德，1军团的*、聂荣臻、朱瑞、罗瑞卿，3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共21人。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明戏，真正种下分裂祸根的是张国焘，造成现在危局的祸首也是张国焘。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1、3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政治局习惯于命令和批评任何反对者，并按自己的政治取向予以定性，这一习惯根深蒂固，是不会因为自己处于弱势而改变的！所以俄界会议也不例外，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一.将原有1、3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
二.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了不刺激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这次会议定性张国焘的所为是右倾分裂主义，并进行了点名批判，有人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做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强调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
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之后，大家明白现在不是秋后算账的时候，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1、3军团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对此彭德怀后来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四方面军分裂后，1、3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煮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公开了中央内部高层的分歧，指责张国焘是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语言攻击改变不了北上红军所处的困境和危局，必须马上拿出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来稳定军心！政治局最后无奈地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的战略方针。所谓“游击战争”，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走哪算哪。“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打算，最终幸运地没有出现，历史让我们的红太阳在陕北冉冉升起，并慢慢照亮了东方！
毛泽东解释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毛泽东虽提出陕北、甘东是“长征”的必经之地，但也并未说明它就是终点。因为当时还是考虑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况且当时红军还不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长征”终点的决策了。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在这次会议上的另一个让人不能不注意的决定就是，中央红军做出了新的整合决定，整合建议是由红3军军长彭德怀提出的，毛泽东欣然受纳。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彭德怀提出了改变部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副主任。
彭德怀为什么会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整编掉呢？毛泽东的猜疑个性是否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呢？可以肯定，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无法在有组织的团队中生存，这是一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样高度严密、复杂的组织更是如此。不信任的原因无非是：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通常所谓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话是哄人开心的；大多情况是，并非不疑，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已。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就这样，创立于1930年6月的红3军团，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长征途中立下了卓越功勋的这支雄师劲旅，在长征后期默默地消失了。红3军团的指战员被编入红1军团，从此再没有恢复番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甚至比它成立更晚、功勋没有它突出的那些军团却一直存在到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彭德怀的红3军团的消失令红3军团的将士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情感历程呢……还是那句话：“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给张国焘定性为“分裂主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然后改变了战略行动方针，这对于长征最后的完成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完成红军整合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为了最终完成红军的整合，毛泽东没有割断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联络，张国焘也没有断绝与中央的无线电往来。
在这里再谈一下红军分裂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武力解决”的传闻，这个传闻究竟来自何处呢？凯丰当年的文章或者可以解开这一谜团。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代表*中央所作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批判文章中说：“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
原来如此，“武力解决”的传闻出自张国焘的部属之口，而非张国焘的电报。换句话说，“武力解决”的内容虽然并非凭空杜撰，却不是出自张国焘“密电”。凯丰当年是*中央领导层成员，这篇文章当时是转发全党全军的，这个结论显然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应该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表明，“武力解决”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却已是非常现实的动向和威胁了。
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理性的政治竞争对手，虽然二者都向对手做出了政治威胁和组织处理，但二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彻底决裂的风险，他们都在心惊胆战地等待形势的明朗，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最后裁决！在这段不明了的期间，就看谁能尽快走出危局，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了，这是裁决有利于自己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做到了最好，他令毛泽东的字号更香了。他不但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念念不忘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武装，一直想方设法影响和争取张国焘，为掌握和应用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最终毛泽东在陕北，完成了对各支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红军进行了汇编和整合。
毛泽东明知现在管不到张国焘这一段了，但必须为今后事态可能的发展作个铺垫。所以于9月14日还是以中央名义再电张国焘：“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电文对自己单独行动的说明是：“中央先率1、3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4军、30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1、3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电文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电文最后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继续北进。”并且特别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张国焘不再理睬中央命令，他预言1、3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他直接电1、3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意思很明白，我“张跑跑”是不会坑你们的，你们可不要被人家涮了、蒙了啊！
应了现在那句流行语了：“你让我滚,我滚了。你让我回来,对不起,滚远了！”红四方面军开始越走越远了。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4军、30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红四方面军在阿坝集结准备南下时，张国焘为自己的路线大造舆论。他召开 “四川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在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围攻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表态支持，希望朱德、刘伯承表态反对当时的中央和毛泽东。
呵呵，如果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发展成功，几年后也许他们会牛逼地说：“丫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起哄得丫跟孙子似地！”朱德处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客观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留在那里的红一方面军干部能怎样呢？他们最多只能如《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那样“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这事不能说太细”，所以谁也难说清，当事人都把秘密带进了坟墓。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说，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因为，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大圣人孔子和他的弟子算是倡导历史真实性的，可孔子圣人编的《春秋》又怎样，写得简单含糊，对历史诛心而论，极具主观性和欺骗性，让后人也从此学会了掩盖历史真相。
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没有抓住张国焘这只鸡，反而留下了大把米在他那里；张国焘不但收编了部分中央红军和军委机构，而且掌握了指挥全国红军的电信密码，可以指挥红军2、6军团的行动，而中央此时只能与张国焘单向联系。张国焘鉴于自己掌握着全国的红军，并直接领导着中国的10万红军部队，所以他轻率地决定，做出重新成立中央的组织安排，电令北上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改组为西北局，不可再冒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毛泽东既然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宣称自己是全国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然无法对张国焘的决定做出实质性地对抗。何况，北上红军正在为自己的命运苦苦挣扎，所以只能暂时委屈地接受这种安排。有时候看问题，应该用现在流行的眼光：“不是对方不在乎你，而是你把对方看得太重。”大丈夫能屈能伸嘛！等日后发展好了再做反击。
对于中央高层发生的分歧和斗争，1、3军指战员中议论纷纷，他们担心党中央率1、3军单独北上势单力孤，最终无法打开局面。情况真有点像葛优在《天下无贼》说的那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为了稳住军心，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
在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他接着说：“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毛泽东最后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勇红军的！”
毛泽东用他生动有力的讲话，用他个人在中央红军的威望，使广大指战员一扫愁容，坚定了信心和勇气。随后，中央红军鼓起最后的勇气，拼死拿下了长征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如果不突破这道天险，中央红军就无法进入甘、陕境内，长征的结果也就无法想象和判断。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他预感到危局似乎已经打破；他此时对前景的乐观向往和高涨的情绪，可以从他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得以清楚地展现：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从当时的党内*背景看，“长缨”应该指的是中央政治局，“苍龙”则是逆反的张国焘无疑！
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西迁，发展至后来的单独北上，在这漫漫征途中，毛泽东从政治低谷一步一步走出来；他在党内的每一步斗争都机关算尽、充满艰辛，真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他的诗词《忆秦娥 娄山关》（1935年2月）所形容的心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最终，在摆脱了张国焘的干扰，完成中央红军的最后整合后，毛泽东总算守得苦尽甘来；他随后迎来了历史给他送上的大礼，抓住机遇、完成历史地转折，开始在陕北为自己的宏图大业筑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