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座位于若尔盖县东南部，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两侧。胡宗南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胡宗南部队大部分粮食的运输都经过这里，为负责积存和转运来自甘肃的军粮，胡宗南在此设立了兵站和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如果打下包座,红军既可取得胡宗南的粮草,又能冲破胡宗南的围困，取道松甘古道直出甘肃。包座是红军北上的必须克服之地！考虑到现时中央红军较差的装备和战力，徐向前、陈昌浩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这一仗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来打。
8月29日，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30军和红4军发动包座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右路军得到了基本补充，也向中央红军展示了四方面军的强大战斗力。
包座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包座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扫清了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虽然包座战役胜利结束，但张国焘的左路军仍然不见动静。此时张国焘拖延北进行动近一月之久，再拖下去贻误战机，不但北进方针受影响， 一旦敌人完成部署，整个红军前途也将处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内心焦急万分，继续作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催促张国焘北进。但他也明白，陈昌浩是军人，军人的行动要听军令。9月1日，他拉上陈昌浩、徐向前共同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朱、张：目前形势极有利发展……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隙多无敌……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候左路到达，……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张国焘为何在草地一拖再拖呢？这草地可不像我们今天所见的苍凉美丽、让人眷恋，现在去那里旅游可是浪漫无边哟！那时的茫茫草地，没有任何路标。左路军的运气不好，正赶上连日下雨，河水暴涨，很多地方都被淹没；左路军的部队在草地中不辨道路，急得到处找向导，严重影响部队的前进。北上的艰难比张国焘原来预期的还要严重，他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自己向南发展的“正确”主张！也许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补救红军的被动局面。
张国焘自己回忆说，行动迟缓是受困于草地复杂的地形：“我们从毛儿盖西行……在刷金寺停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需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力气，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和朱德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道，并保障全军的右翼。我们总司令部 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座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愈一丈，宽达300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决定回师刷金寺。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张国焘《我的回忆》）
直到8月30日，陈昌浩、徐向前打下包座，北上道路通畅后，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但他仍旧留下31军政委刘瑞龙在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这封电报说明，张国焘已经开始考虑改变中央北上的“政治路线”，为自己重新建设根据地在做准备了。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催促张国焘的电报到达后，9月3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让他们转呈中央：“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引诱敌北进，右路军趁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也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张国焘发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左路军的部队回到阿坝。
这是张国焘首次明确回电右路军应该南下。而且他的电报是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看似正常指挥部队），然后让他们再汇报中央，这样他就公开地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违背了中央政治局北进的决议。他的这封电报表面看，它只是强调左路军北进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就算勉强会合，也失去了攻击敌人的突然性，所以右路军南下会合更合理！可是这个命令的政治后果，则是将陈昌浩、徐向前置于违反中央决议的尴尬境地。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下此电令，必然会导致党和红军内部的分道扬镳（因为毛泽东不畏挑战的个性也决定了这一点！）。
接到这样的电报，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陈昌浩、徐向前也感到事态严重了，数十万大军在茫茫草地左右徘徊，前敌有充裕的时间坐待我军，后有中央军和几十万川军已占据所有的交通要道，部队如果退回阿坝，真是生死难料。
9月8日，陈昌浩、徐向前再致电朱德、张国焘：“……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闻天） 皆言，只有（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
请注意电文最后用词“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这是作为军人明确的态度！前提是司令部发出明确命令。他们的电报是9月8号上午9 点发出的，接到他们的电报后，晚上10点，张国焘给了他们需要的回电。电文很简单，没有再与他们讨论北进、南进，上策、下策，而是以命令的口吻，“徐、陈： 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依据！
这段时间，茫茫草地上空，交织着陈昌浩、徐向前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与张国焘的之间往来的电波，电报密度之大，远远超乎寻常。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中，传递着各方的态度与决心。张国焘决心违反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是基于他的政治意图和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说明他已不愿再执行中央的决定。虽然有了总司令部的命令，仍然令陈昌浩和徐向前进退维谷。
徐向前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当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个人联名，起草了一份语气中肯的电报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朱、张、刘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今天我们看这些文字，最后的语气不是命令，而是近乎哀求了！
9月9日，经过痛苦的权衡利弊，陈昌浩到毛泽东驻地去报告自己的抉择，他将执行红军总司令部南下的命令。陈昌浩的报告，使毛泽东陷于深深的焦虑与痛苦中。张国焘的南下电令，给中央的北上方针带来极大的危机，红军两大方面军接近10万人的部队除1、3军团外，其余近9万人全部掌握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手中，形势对毛泽东变得异常严峻。如果跟随南下，毛泽东的团队将永远受制于人，这是毛泽东绝不能接受的局面！
做了那么多工作，陈昌浩仍旧听张国焘南下的命令，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毛泽东当即对其进行了批评。现在毛泽东只能考虑越级指挥自己的1、3军团了！如此，红军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从军事程序看，毛泽东是错的；从党的原则看他是对的，他的果断行为确保了中央红军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
毛泽东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日后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因为徐向前他们是军人，军人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无可指责。所以毛泽东曾评价徐帅是“老实人”！而陈昌浩是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他应该按党的原则监督右路军执行党的方针，但他把对张国焘的忠实作为行动标准，所以陈昌浩难脱其责。这是陈昌浩的个人悲剧，也是他在西路军兵败后永远无法回军队的原因。
会师后，中央一些人给四方面军扣了那么多的屎盆子，陈昌浩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历任红军第4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从感情倾向上来说，他也觉得和这些政治打手待在一起没劲，可能认为这些人太不地道！至于他来向毛泽东报告将执行南下命令时，是否与徐向前商量过，史料没有记载。徐向前、陈昌浩长期共事，配合甚好，这次重要的决定，相信他们之间有过商量意见。
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感情倾向也是很明白的。他在回忆中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8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陈昌浩两人都有这种情绪，这对他们的行动自然会产生影响。从博弈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有利己成份，或者从长远看，是“利己利人”的；可能会存在毛泽东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但并不普遍，且不足以动摇人类的行为趋向。
现在是，红军的分裂已不可挽回地形成了！我们不去评价是谁的责任，在这里只是展现当时的几个历史层面的细节，相信读者读后心中自有公论！
在准备分手之前，毛泽东再次找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最后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我觉得陈昌浩的结论有点让毛泽东感到自讨没趣，他听罢还能说什么？难道像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持一样说：恭喜你闯关成功！那也太不靠谱了吧。他只能讪讪地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3军团，我们去3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毫无戒心地点点头。
晚上11 点，毛泽东又特地去探寻徐向前的真实看法。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3军团。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头。到达了红3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1军团靠拢，之后与红1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用“北上先遣支队”这个名号是很有奥妙的，它即不表示红军分裂，也不代表红军主力。如此一来，既能出敌不意突然北进甘南，又可以避开“围剿”的重心快速发展。
1935年9月10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这可是毛泽东的“眼睛、耳朵”，是他最关心的！）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3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据说，事发前叶帅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令其“彻底展开党内斗争”的密电呈送毛泽东，成为毛泽东不辞而别、单独北上的合理依据。如此一来，“密电”事件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也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道：“1971年8月，毛为解决*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毛泽东所指，就是党内广为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在“*”中称赞叶大事不糊涂，也是指的此事；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长征中的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在政治上牢牢地套在了他，给他镌刻下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
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当事人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李维汉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中央北上。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负责政府机关）和*（负责总政治部），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当晚，李维汉到街上溜达了两趟，观察动静，看看是否有人发现中央机关北上的意图。可以想见，这位部长当时紧张的心情，一定不亚于让他打劫银行！当然，他观察到四方面军对此没有任何察觉，才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
半夜里凯丰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一个跟着一个，都跟我走。”集合完毕，跟着就似做贼一样地飞奔，一口气急行军十几里路。他们路上碰见策马扬鞭赶路北上的张闻天，张闻天告诉他们：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30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前指副参谋长李特带着队伍来追，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走。说罢，带着警卫们打马匆匆而去。
红军大学是凌晨3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红大政委何畏（上一场仗负伤）命令人用担架把他抬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
被蒙在鼓里的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失去踪迹（叶与徐、陈同室而卧）；随后接到报告，叶剑英带上珍贵的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并且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陈昌浩面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北上行动十分震惊，对毛泽东的突然越级指挥，他压根就没心理准备。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各方面的报告证实了所发生的一切，陈昌浩紧急召开前指会议，他的心情极坏，情绪失控地破口大骂“毛泽东的逃跑主义”！
突发事变显现出的周密安排，以及中央红军坚定行动表现出的对毛泽东的信念，这一切都大大震慑了陈昌浩，这是对他权威的蔑视，令他不敢动用武力解决。陈昌浩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派通信兵带着信骑马追赶3军团，命令彭德怀停止北进，回头南下；并随后又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赶去挽留、劝说毛泽东等人，陈昌浩仍然天真地试图最后挽回分裂局面。彭德怀当然不会把陈昌浩的命令放在眼里，一口回绝。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这口气真有几分嘲弄！
毛泽东走在红3军团10团的队伍里，这是彭德怀安排杨勇团政委率领断后的团。杨勇领命后已做了妥善布置，并对各营逐一严密检查，放出警戒。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3军团的队伍，他们冲着部队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
队伍里的中央军事顾问李德气愤地把李特拉下马，二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曾经留苏的李特激动地不断挥舞手枪，面红耳赤的二李几乎动武。周围的人听不懂他们说的俄语，根本无法相劝。原来，李德要拉李特去见毛泽东，李特拒不相从。李德训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拉走部队。
当毛泽东走过来时，李特表现得非常无礼。他上前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他激动地大声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主义”，应该承担丢失中央苏区的罪行！李德认为李特已失控，怕他伤害毛泽东，所以上去紧紧抱住李特，让其无法动弹。
毛泽东命令李德放开，然后开始解释。他自知从军事指挥看，他的所为理亏；但从政治角度看，他可以解释得通。他很高明地把对话目标转化为张国焘，不屑与李特争辩。他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宣称：“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
李特顿时感到矮了一节，没了底气；他只能再次转达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根本不接李特这茬，避而不谈命令，只是圆滑地继续给李特上课：“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最后，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预见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和准确性，因为红四方面军后来再次北上的原因和时间恰好符合他的推断。跟着毛泽东走的中央领导都心里明白，虽然现在两家离婚了，但张国焘并不是真正的钻石王老五；等到毛泽东强大了，在法院（共产国际）的调解下，张国焘还是不得不回头请求复婚的！顺带一提，西路军兵败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邓发在新疆枪毙了想去苏联的李特、黄超等人！党内权利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张国焘决定放弃北上，转而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则暗中决定率1、3军团悄然北上，这种最后的摊牌暴露了所有双方本已尖锐的矛盾。在此前中央高层的明争暗斗，以及之后将领们的暗流涌动，都证明了分裂的无可避免。相安无事是暂时的假象，分裂则是必然会展现的真相！证明这个论点的还有以下发生的历史事实。
会师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双方从见面时从欣喜到争执再到怨恨，此时的一、四两个方面军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已基本上处于互相隔膜的状态；怀疑是权利的保证！这是一条重要的博弈原则。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对四方面军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对张国焘以及他的将领们已是深深地怀疑，弦已经绷得很紧了。
陈昌浩、徐向前二人虽然对中央一些人指责批判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的做法有很大意见，但他们始终是将这种意见看成是内部分歧，他们并不似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那么紧张，现有的历史纪录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和回忆。双方已经离心离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徐向前、陈昌浩二人对一方面军没有剑拔弩张，在他们的前敌指挥部里，一切工作都还是如常进行。即使在接到张国焘电报的当天，陈昌浩还在给右路军团以上政治干部开会。
彭德怀的*中说，“陈昌浩布置的监督，全被叶（剑英）摆脱了。”这与事实不符，历史文献以及一、四方面军老同志的回忆中，没有一人说到陈昌浩布置了对叶剑英的监督。如果陈昌浩真对叶剑英布置了监督，他哪能那么顺利地截获张国焘的来电送给毛泽东，又哪能那么顺利地带走宝贵的陕甘军事地图呢？有这种心理因素的原因是，一、四两方面军中存在的对立情绪，一方面军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更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彭德怀。
由于彭德怀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可能会有 “异动”，他秘密把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9月2日，根据彭德怀的紧急命令，红3军团的第11团团长罗先桂，带领部队从阿西茸迁到党中央驻地牙弄村外一公里左右山脚边的树林里宿营。罗先桂对驻扎在这里的目的请示彭德怀，彭德怀明确告诉他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从9月2 日起，这支由彭德怀派遣的伏兵，一直露宿在山脚的树林里。全团按照临战要求，昼夜严密警戒，扼守在这个从巴西通向牙弄的咽喉地带。罗先桂已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布置：一旦战斗打响，2、3两营挡住对方，1营赶到“前指”驻地一公里外的牙弄，负责保护中央机关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
9月9日下午，在陈昌浩向毛泽东报告，右路军决定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决定后，毛泽东将所有情况全部告知去他哪里探风的彭德怀。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们不拥护张国焘南进的方针，现在*和聂荣臻离我有两天路，就剩3军团，陈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3军团怎么办？”他向毛泽东建议：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毛泽东思量许久，答道：不可。（《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已经考虑到：如果3军团被迫按命令南下，1军团不太可能单独北上；就算1军团果真北进了，中央在3军团去不了，1军团终难成气候。南下的中央可能最终被张国焘搞掂！看看吧，果真有个风吹草动，早在未然时就让彭大将军防患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都是这位敢作敢为、赤胆忠心的湘潭同乡为其护航保驾。正是“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他回忆：“有一天，我和*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是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1军团军团部。”
这些都说明，当时一方面军将领对四方面军的不信任与猜测到了什么程度。彭德怀在事发前已安排人重编密码另备电台，并且派武亭同志（朝鲜人）带指北针和电台追赶前行开路的1军团，事变当日刚好送到，确保了1、3军团的联络。彭德怀为突发事变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他的警觉也促使毛泽东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晚毛泽东以召开会议为名来到3军团驻地，9月10日凌晨3时率中央机关与3军团悄然而去。
虽然陈昌浩决定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但他和徐向前并未马上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向右路军所属部队下达任何关于南下的命令。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本文前面所述的一幕，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和1、3军团的部队不辞而别了！单从军事指挥看，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可能都无法接受这种私自离去，因为这让指挥员太“跌面儿”！但陈昌浩、徐向前二人没想招谁惹谁，他们默认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四方面军4军军长许世友见3军团不辞而别，且对四方面军放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事发双方的最高决策人都是明智的。
北上是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根据红军的现实状况和国内、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做出的重要决策，并已成为中央的决议。而张国焘以一个常委的身份，就推翻中央的决议，并将自己率领的部队全部调走，这是公然篾视和挑战中央和毛泽东的权威。他这样做靠的就是手中的8万部队，这一行为性质极其严重，涉及到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只有奋起反击，迎接挑战！
此刻，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只有不足8千人，真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北上的毛泽东痛苦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此时，第5军团、第9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他们对张国焘的决定是何表态呢？（至少电报是以朱、张联名发出的）朱德、刘伯承在后来的岁月终身避谈这段经历，这也留给人们很多疑问。咳，其实只要是干革命，谁跟着谁又怎么了？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博弈就是如此，永远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对你的冒险衷心说“是”！毛泽东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意志，他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日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是无人可比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