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吐善首领松赞干布率大兵二十万入侵松潘，进而威胁长安。唐王朝无奈之下，只得将公主下嫁。为接受唐代教训，明王朝自洪武十二年起，前后历经60年，在松潘修建了高大结实，方圆达十里之多的坚固城墙。城墙的门洞由条石码砌，厚达十五丈，历经数百年风雨不蚀不坏。
这段时间蒋介石也没闲着，他命令已到达松潘的胡宗南大量修筑碉堡群，同时命令入川的薛岳向西北推进，威胁红军东南方的安全。1935年7月，在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红军按计划发动了攻击。松潘城高墙厚，红军没有攻坚武器，明显处于被动局面；红军攻打多日不下，反而损失惨重，不得不另找北上之路。以上就是制定《夏洮战役》的背景。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焘争取的东西还能忍受，前提是四方面军用实力打开一条北上的通道！因为川西北地瘠人贫，粮食问题日甚一日，10万红军生存难以为继。眼下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北，脱离险恶的环境，毛泽东恨不得立马开拔；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有什么“路线问题”，等中央安顿下来了再讨论不迟。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在毛泽东的催促下，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夏是指夏河、洮是指洮河。夏河是川西北通往陕北、甘南的重要通道，这里地势开阔，南下可扣川西平原大门，西进可达青海、新疆，往北便是红军要去的陕北。因为这里地势重要，自古便是夏、羌、回、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往来征战的战略要地。如果占据这里，北上、南下、西进均能实现。
因为要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作战部署，红军不得不全军走过死亡之路――“草地”（千里大沼泽）。川西北地形复杂，水网、山谷交错，不便于10万人的大部队运动。张国焘提议，部队分左、右两路行动。对他的这个提议，陈昌浩、徐向前都不赞成。他们认为，会师就是为了增强力量，分成左、右两路，削弱了红军与胡宗南决战的力量。
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张国焘的提议。毛泽东的中央正愁无法摆脱这个难缠而又不合作的政治对手，哪有不同意之理？当然是一奏就准，轰然叫好啦！当然，这不能算分家，为了选择最好的分手时机，只能算是暂时分居。中革军委做出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就像分蛋糕一样，每边4个军，你不多，我也不少，大家都有面，这回够公平吧？
左路军由红军总部、原红5、9军团、红31、33军共同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向阿坝开进；右路军由中央主体、原红1、3军团、红4、30军共同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这样的安排或许就有一些军事指挥以外的考虑，也确实为日后红军的分裂造成了可操作的基础。
张国焘的另一个要求，即是明确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划分。张国焘进入红军总司令部后才发觉，以前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直接听命于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只是徒有虚名。他提出，中革军委隶属政治局，所以应该是只审核军事方针和监督执行，不应该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军事机构应该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军事单位应该秉总司令、总政委的命令运作。这种明确职权划分的后面，可能含有他不可告人的企图；因为他个人的很多意图无法在政治局实现，或许只能通过军事指挥程序来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点。
他的这个程序设计又轻松达到了，但张国焘还不罢休！他对博古、凯丰等人批评他“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的言论要讨个说法，所以他现在反提出，需要先解决中央“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这回他的提法令毛泽东一惊。毛泽东原本没搞清张国焘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真实意图，反复探寻张国焘的意思，最后才得知张国焘希望“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其实质想法就是要在部队行动之前改变中央的组织结构，充实自己的力量以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目的。博弈中虚张声势、吹牛使诈，是为了获得多数的拥戴，可是做过了头，反会使人反感，无端树敌。
其实，毛泽东虽然极力团结张国焘，劝诫大家尽量不要说刺激的话，但有时他并不反对，那几个冲动、幼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毛头小伙(张闻天、博古、凯丰)在党内向张国焘抡棍子；当然他只是幕后点拨、冷眼旁观而已，或许感到有点有趣！此前，尽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但由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中央政治局内部情绪也很紧张。
陈昌浩和张闻天、博古等都是留苏的同学，陈昌浩比张闻天要小6岁。在莫斯科他们是关系密切的同学，都是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现在两人一个是中央总负责，一个是四方面军负责人之一，对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问题，两人的观点分歧可谓南辕北辙，根本没得调和。
张闻天曾坦率地责问陈昌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什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跟中央走，而要追随张国焘？”对张闻天的这个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这话陈昌浩可不爱听。他反驳说，你们的批评是不公道的，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有很大的功绩，为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所拥护，如果这样对待他，将引起四方面军同志们的重大反感。
总政治部有一个《干部必读》的政治刊物，张闻天、陈昌浩、博古、凯丰、*等人都是编委会成员，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讨论，决定是否刊登。张闻天就写过一篇针对性很强的《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编委会讨论的时候，陈昌浩觉得不应该专拣“南下”来说事。我呸，凭什么写这种文章满街叫卖，也太恶心人了！（这句是我瞎猜的）他怒气冲冲地拍桌子骂道：“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你如果要发表这个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陈昌浩性子急，一急就骂人，狗卵子是他骂人的口头禅。呵呵！这可让人家觉着四方面军的领导水平低了，不能整得这么俗啊！两人这回都使起意气啦，当时言语就掐起来了，博古、凯丰等人赶紧都来劝阻。我呸，最可气的就是你们这些闲人起哄！（这句也是我瞎猜的）陈昌浩愤愤不已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北上就北上，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由此事可见，当时双方情绪上已处于尖锐的对立，高层领导情绪的对立扩散开来,也直接影响到下面。
托尔斯泰曾说：“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此时的张国焘就是如此。他不合时宜地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为此，毛泽东对张国焘指出，按组织原则，政治局委员必须全国党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选出！但张国焘针锋相对地暗示，遵义会议不是也没按这个原则？为什么你毛泽东可以，我张国焘就不可以！呵呵，这老张也想在党内搞市场经济啊！张国焘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毛泽东，行啊张老大，您真想把俺扒光呀！毛泽东立马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早认为该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了，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党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沙窝是红四方面军12师陈锡联的防区，张国焘回忆：“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张国焘发觉他们“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
中央这阵势是对谁呢？针对的当然是张国焘。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改变政治局的组成，用毛泽东的气话，就是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他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张国焘心里也明白，这是一轮新的博弈。所以就在张国焘停留毛儿盖期间，发生了一起四方面军十几位高级将领与当时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激烈争吵的事情。党史上称之为“围攻”张闻天。
事发前后的情景是这样的，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煞有介事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显得很尴尬。他解释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直截了当表示不予接纳，顺嘴又来一句：“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如此不给面，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
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
大家对四方面军被指责为“逃跑主义”、“军阀主义”早就极为不满，现在看到何畏与张闻天大吵，平时积累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发作，也一轰而上，围着张闻天七嘴八舌地嚷开了。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指使凯丰公开发表文章横加指责？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收回？还专门打招呼不能让四方面军的同志看见。为什么中央红军遭到惨重的失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检讨，反而要对四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清算？
他们义愤填膺地纠正“负总责”的观点：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
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工农“好汉”们都不是什么“善茬儿”，就像小说《亮剑》里的李文龙一样！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说话毫无顾忌，因此说了很多过头话。何畏参加过广州起义，是独臂将军，他用剩下的一只手臂指着张闻天气势汹汹地吼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负责人？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可能这时张闻天心想，妈呀！这有多横啊，一不小心，还不让丫给剁了。
张闻天算是真正明白了，张国焘为什么喜欢重用工农干部了（敢说、敢拼，好指挥！）。就算他张闻天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事，今天也战不过这帮“丘八”！他完全没有料到四方面军的这些高级将领会这样对待自己，哪里是恳谈啊，分明是开斗争会嘛。这可真把他惹急眼了，口齿也利索了！
灰头灰脸的张闻天作勃然大怒状，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陈昌浩委婉地劝说道：“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
“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虚张声势的张闻天匆匆拂袖而去。
陈昌浩认为，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有权利也有责任给中央提意见，虽然态度过激，但所提意见值得中央认真考虑，而张闻天坚持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反对党中央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不能不暗暗担心，四方面军的“好汉”们会像《水浒》中的林冲所为，为了树立晁盖的领导班子搞掂小白脸王伦！他们会不会也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呀？如此一来愈发恶化了一、四两方面军官兵的关系。
还是回头说沙窝政治局会议吧，会开了3天。首天是常委会议，令人费解的是凯丰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发列席了这次会议。刚开始会议，毛泽东就给了一份张闻天拟好的决议草案让张国焘过目。文件不长，其中的字句“……开展对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令张国焘如芒在背，读后感受到了可能开展的残酷斗争气氛，毕竟与之博弈的对手同样是*和党内肃反的高手！与会者传阅后个个脸色严峻，当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然全场肃穆，无一人发言。
毛泽东的布局果然把张国焘惊毛了，张国焘联想到会场外负责安全的中央纵队的森严戒备，他可能感觉好似林冲误入了“*堂”。他不能不暗暗担心，在此可能发生的所有不测；会不会就等一声大喝：拿下这厮！张国焘毕竟不是个真正的政治家，事实上，他只是个投机政客，他多少有点被这紧张的阵势唬住了。
为了缓和气氛，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尽量语调轻松地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伯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吵并无关系。……最后张国焘解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他没有瞧不起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想以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摧毁整个中央的意图，更没有所谓凭借实力要挟中央的企图。所有的一切都是流言！总之，张国焘先说软话缓解了会场的高压气氛，然后尽量缓和地阐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
这个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就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是非问题、关于退出川陕根据地问题与中央苏区丢失问题进行讨论。二是决定组织问题；张国焘表示他不想被人看成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应该“坚决提拔工农干部”参加中央工作，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毛泽东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是一、四方面军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经过讨价还价，会议部分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给四方面军3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现在一、四两方面军在中央的人数差距缩小了，可这仍旧不能改变力量的对比。政治局常委中仍然只有张国焘一人，他和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这四名常委意见都不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上，毛泽东分管军事，这使他有代表中央决定军事路线的权力，这也是最重要的权力，也为日后定论分裂的责任确立了有力条件。
毛泽东碰上张国焘这种难缠的主，深感“生意”难做啊！这茶品到现在才品出味来。博弈中何时“妥协”，怎样妥协要看状况：第一，要看大目标何在，即不必要把资源浪费在无益的争斗上。第二，要看妥协的条件，避免逼虎伤人。最重要的是要巧妙掌握进退，这就是博弈的艺术！
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原希望有更多的“工农干部”能进中央，但被毛泽东成功地阻止了。但中央还是同意陈昌浩、周纯全进了中央政治局。对于陈昌浩而言，沙窝会议是陈昌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新的权力分配上，毛泽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党内的权力决不能让，红军要听党的，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原则。
为了稳住张国焘，消除他的不满情绪，会议决议中对一、四方面军互相表扬。《*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创造了鄂豫皖和通南巴赤区，……。”
这是一次正面碰撞的会议，双方就革命发展的高潮、低潮问题、中央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以后军事路线问题、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中央政治局人选的增加问题等争执不下。不过有一点还好，大家都认同，“买卖不成仁义在”（分歧是误会，不是路线问题！）。这好歹让大家都松了口气：首先，没伤和气；最后，总算“买卖”谈成了，勉强达成一致；并且决定：红军向北发展，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今天读沙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但谁都不愿、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
沙窝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促使部队尽快北上。现在张国焘这家伙是，该争的也争到了，该吵的也吵完了，没什么事咱就赶路吧！万一驻守在松潘的胡宗南部主动出击，对红军的战略行动可就构成大麻烦了。
1935年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发布关于右路军北上行动计划的命令。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已经到达毛儿盖。而朱德、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在卓克基草地边缘备粮、探路，耗费了许多时日，大部队出发时明确的道路尚未探得。此时国民党薛岳纵队已经占领北川逼近抚边，对红军的后路造成压力。在前路不明，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张国焘想要回兵抚边，保证后方安全。
8月15日，中央急电张国焘，要其命令左路军“即日出动”向右路军靠拢，并告诫“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地。”接到中央电令，左路军即向阿坝前进。阿坝是川西北中心，张国焘的想法是，川西的阿坝相比起来物资较为丰富，取得阿坝就有了后勤保障基地。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迟至8月19日才开始行动，而且没有安排一支部队向右路军靠拢。
8月21日，左路军攻占阿坝。到了阿坝后，部队为道路所困、停滞不前。为了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共同前进，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张国焘、朱德，希望左路军能与右路军并行，但仍无结果。
左、右两支大军近10万人停留在草地周围不进不退，后勤给养上极为不利；且不说这会给敌人以时间部署堵截红军，近10万人的粮食就是一大难题。这10万人一天要吃多少粮食？红军可是靠打仗的缴获来养自己的，所以必须行动起来！按照指挥权限，作为分管军事的中央常委，毛泽东可以制定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但发布军事命令，指挥部队必须要经过红军总司令部。而负责指挥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都在左路军，而且政委对部队的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
要调动左路军，必须要说服张国焘。毛泽东此时对张国焘的所为非常反感，张国焘靠手中强大的四方面军处处与中央相抗衡，他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作为张国焘最主要的助手陈昌浩，他年轻，对党忠诚，作战勇敢，毛泽东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他。毛泽东开始对陈昌浩做工作，希望右路军不等待左路军，能够先行北上。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找他商量工作，动员他带领部队先走。同时，毛泽东还将3军团政委*派到总政治部去，让他给陈昌浩当副主任。
在《我所知道的王稼祥》一文中回忆道：“陈昌浩当总政治部主任后，……中央让我到陈昌浩那里去当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去的时候，毛主席同我谈了话，主要认为陈昌浩在莫斯科和我是同学，……我到莫斯科学习比他早，班级也比他高，他总叫我老学长。毛主席说：你以前领导过他，现在你到他那里去，叫他领导你一下，……他是要我利用我们同学这个历史去同他搞好关系。我记得，毛主席当时给我印象深的话，是叫我当‘牛皮糖’，意思就是说要和他搞好关系，要团结他，要像‘牛皮糖’一样，不要当玻璃，玻璃不是一碰就碎了吗？他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当玻璃，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
从陈昌浩的认识而言，他是不愿意两军分开行动的；合则力强，分则势弱，这是谁也明白的道理。当初两军会师，就是为了要形成合力。为了会师，四方面军连川陕根据地都不要了，现在却使部队分成左、右两路，而且自己要夹在两个对立的领袖之间指挥，他们的意见分歧造成了红军的行动长时间徘徊不前，发生的这一切令他痛苦不堪。
战争讲的就是时间，抢的就是时机，战机稍纵即逝，何况现在左路军停留已达十几天之久。右路军也停下来等候左路军。但敌人没有等，周围的敌人步步紧逼，胡宗南卡住松潘北进大道，对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如果再拖下去，敌人部署完成，会使红军陷入进退不得的危险境地。
以军人的角度考虑，毛泽东的担忧，也是陈昌浩的担忧。对于张国焘行动的延迟，他和徐向前心急如焚，不断去电催促。可眼下张国焘就跟你这么耗上了，你真拿他没辙。最后，毛泽东要求陈昌浩不要再等了，带着部队先走。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回忆此事时说，毛泽东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
毛泽东的建议让陈昌浩具体很难操作，他可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必须遵守组织原则和纪律，尽力落实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又是军人，前敌指挥部必须要服从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朱德是总司令，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有权最终调动和指挥部队，他和徐向前没有总司令部的命令是难以擅自改变右路军行动部署的。在党纪和军令的双重压力下，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地去电催促张国焘。
8月18日，陈昌浩和徐向前致电朱德、张国焘：“朱、张：……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紧靠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8月20日，陈昌浩、徐向前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前进，争取洮河东岸……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集中灭敌……。”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红军北上的路线，确定是经阿坝向青海西进，还是北上经班佑向甘南。这是陈昌浩首次在张国焘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和中央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商量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根据当前的敌我态势，红军现在应该以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而不应该向黄河以西发展。
陈昌浩在同意毛泽东意见的同时，也谈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一定要创造后方根据地；要迅速占领岷州；左、右两路军应该配合行动。在这三点里，与左路军配合是陈昌浩最大的担忧。他认为，如果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不能很好地配合，右路军单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在行动方向上，一定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而不能右路军向左路军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徐向前也说，要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向*破。这说明，陈昌浩、徐向前在战役行动上的认识与毛泽东是一致的。
毛儿盖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陈昌浩的表态令毛泽东听得心情舒坦，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路线完全令蒋介石错愕不已，毫无军事防备。
8月21 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又一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中政局决定主要以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
中央也就毛儿盖会议决议作出的调整战略方针内容致电张国焘：“国焘同志：政治局对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地区，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前进，……”
8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地，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在所有来往电报中，这封电报语气最恳切，言辞也最重。最后一句最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可见陈昌浩对张国焘迟迟不动的焦急情绪以及赞成北进的鲜明态度。以往陈昌浩致张国焘往来电文中落款均为“浩”或“陈”，或“昌浩”，从未以“弟”相称，这回可是认张国焘为大哥了，说明此时陈昌浩情急之至。但政治上幼稚的陈昌浩就算是认他做亲爹，叫他做亲爷也不管用！成竹在胸的张国焘已打定主意南下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