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党内权利斗争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党章和惯例。虽然规则可以随情况的改变和党的需要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吃大苦头！张国焘就是企图通过党内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这说明他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试图在党内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最终结果就是：作为个人和他的追随者，将为挑战规则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方向始终无法落实，向西已经快到尽头了，这样走下去不能不让人恐怖而绝望，这支队伍显然需要一个短期的明确目标！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1935年6月8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这次会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难得的一次休整喘息的机会，*中央需要充分利用红四方面军的资源来确定新的战略目标，以此摆脱目前困境，所以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变得重要且敏感！这也决定了中央对张国焘的意向格外关注，并对其存有强烈的戒备心理。隐藏在幕后的角力已经在两个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展开，这就是红军主力的今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正如李先念在回忆中所说，他向毛泽东汇报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的设想也是将红军的影响局限于此，将红军困在这里而不是继续“围剿”，国家的财政投入将是可以承受的。在红军会合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蒋介石的意图是对红军实行封锁和困饿。
在毛泽东等重新研究战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央和中革军委初步决定,放弃过去制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为什么不考虑，回到张国焘已有干部布局和群众基础的四川根据地发展，而是去艰苦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呢？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课题，事后证明向北发展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就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向南发展似乎更为合理。向南发展主要是与四川军阀打仗争地盘，红四方面军的战绩证明自己是占上风的；向北发展是与精锐的胡宗南的中央军打恶仗，生死难料！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考虑的因素肯定很多，但人事因素一定也在其中！
1935年的张国焘38岁，在中国革命的洗礼中已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也有自己的战略主张和独立意志。红四方面军是张国焘带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的一万红军发展起来的，他用类似毛泽东一样的辣手整肃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领导，然后在军事上他快速提拔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军事新秀，在组织上他培养陈昌浩、周纯全、李特等人，由此形成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张国焘是党内*，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此时在党内能与张国焘资历不相伯仲的只有周恩来，而毛泽东无论是资历还是在党内、军内的处境都无法与之抗衡！毛泽东要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与之博弈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以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三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主线，即两河口会议（6月）、芦花会议（7月）、沙窝会议（8月），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随红1、3军团单独北上为终结。造成中央以及红军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把责任简单归结为失败的一方是对历史和当事人的不公正！应该是把当时历史发生的各个层面客观地展现给读者，让后人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或许才是对历史人物公平的作法。
6月16日，即翻越夹金山前一天，*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告知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构想。中央的这个设想与李先念汇报的想法大致相同，故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也认可这个想法。在看到中央电令后，他认为：“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这里注意他的用词“有相近之处”！这就是区别，“川陕甘计划”是以“川”为依托，然后发展“陕甘”，并不是放弃“川”。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有一个与*中央有分歧的战略方针。他们以自己和徐向前三人名义在6月17日复电中央，论述红军向北、向东发展的风险和困难，他们主张：……或暂时向南进攻。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权力斗争。对陈昌浩来说，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首次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从到鄂豫皖根据地以来，陈昌浩的上级是明确的，远是党中央，近是张国焘。凡是党的和张国焘的指示，他都会认真地执行。再加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只要他拿出全部的精力和胆识，十二分努力地为党工作，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工作再累、再苦、再难，他也是充满激情，勇往直前。他的老搭档徐向前为此给他很高评价。但随着一、四方面军关系逐渐恶化，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关系日益紧张，在陈昌浩面前出现的是他无法避开的政治漩涡，他最终酿成了自己人生的苦果。
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这两位留苏战友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双方关系最终破裂。陈昌浩对张国焘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观点都十分融洽，他非常尊重和敬仰张国焘。而张闻天在党内主要依仗毛泽东的战略，与毛泽东结成了政治同盟，当时他支持毛泽东也就是在维护自己。
面对与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令已到小金的*中央不断致电张国焘交换意见。经多次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后，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张国焘应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为了弥合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6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次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今理县）的猛固沟来到两河口。那天下着雨，毛主席他们在村外的帐篷里等着。到下午快烧晚饭时，看到远处有一队骑兵过来，一匹大白马上骑着一个威严、富态的大个子，这就是张国焘。跟他来的是护送的骑兵排，个个都英姿飒爽、气势夺人。
那时两个方面军的部队穿着反差很明显。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军容整齐的，是四方面军的。穿得不好的、有的甚至破衣烂衫的，是一方面军的。*回忆说：四方面军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川北，5月初，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干部的每人背篓里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中央红军到懋功时还剩2万多人，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1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指3军团）连一个菜盒子都没有”（《**》），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话说回来，在两河口，毛泽东他们几十人是冒雨欢迎张国焘到来的。尽管雨下个不停，还是开了个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都讲了话，那天大会的气氛很热烈。张国焘与毛泽东是与会仅有的两位参加过党的创立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张国焘对毛泽东尽管表现的很热情，但两人始终话不投机，面和心不和。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3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10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届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2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
当晚，朱德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据张国焘回忆，他们二人抚今忆昔，从南昌起义后的三河坝镇分兵，谈到各奔东西后的艰难发展；从现在会师的两个方面军现时状况，谈到未来的设想，朱德是万千感慨。朱德强调，不要怕蒋介石派来的10万大军，我们加起来也有10 万兵马。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可以去夺取松潘地区，打开北进道路。朱德显然是坦诚的，对张国焘没有任何防范之心！而张国焘可能正以一个政客的眼光在考虑，利用四方面军的8万人马为筹码，怎样开始与中央争权、怎样与毛泽东博弈了。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关帝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会议的有：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与会全体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夺取甘南，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向甘南前进。
《决定》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中央《决定》的锋芒，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向谁的。这就是摆酷！明摆着要求人，还一脸的绝然，一脸的无需关照。
张闻天夫人刘英担任这次会议记录。她对会议作了简明概括：“会开了3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实力。”“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
两河口会议的争论，刘英说的可能不那么周全，但最本质的分歧，她一语道破了，就是谁指挥红军，哪个方面军做铺路石！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这为中央实际指挥红四方面军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实在政治运作上，政治家谁傻呀？大多都是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能用别人的本钱，干嘛自己苦哈哈蛮干？再说了，一、四方面军结婚，四方面军就相当这个家里的男人；女人当家，男人负担家用，很正常！养不起女人，还结个屁婚。
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难言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酵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两河口会议进行的3天其间，张国焘有一些活动让此时处于劣势的红一方面军领导心有疑虑。
在这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
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二位军政主官听后，脑子里就开始打转转。饭吃完后，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后来，张国焘曾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还有二三百元大洋，彭德怀对此并不感冒。多年后，彭德怀写道：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彭德怀事后说：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曾找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
张国焘和陈昌浩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这让人感觉好像，人家两公婆窝里吵架，他却在一边暗送秋波，有点勾人家老婆出轨的味道。此时，张国焘确实有点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完全没有考虑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现时敏感的心理。
中央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陆续离开两河口。张国焘也从两河口返回茂县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安排。应当怎样对张国焘在这一段的活动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这是为什么？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就是“权力”二字。
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会合的可能性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只剩下了不足3万。
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红四方面军的领袖人物，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造成当时的局面，张国焘本人的考虑是主要的因素，但中央的一些幼稚愚蠢言论也起了反作用。就张国焘而言，他的博弈水平并不低，他有预见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活动，主要有这样几件安排：
一是有保留地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先去了徐向前的前线指挥驻地，可能是想从军事上参考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没有参加中央会议，一再询问情况，张国焘不愿多谈。徐向前在*中说：张国焘只是讲，中央红军减员很大，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差不多。中央意见要北出松潘，进军甘南，张意还是先取川西南。徐向前讲了自己意见，认为南下不比北上的困难小。张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下意见。
二是对中央部分领导的指责在四方面军内做出强烈回击，为此，他并没有疏导四方面军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凯丰在中央红军的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路线问题。张国焘知道后就大倒胃口，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就质问过张闻天；张闻天没有正面回答，免得陷入该问题的纠缠，干扰会议进程。本来大佬状况不好，趁着心情不好骂骂细佬很正常，按说就认了也没啥！但张国焘偏偏较真，正是对这一点，在回到茂县后，专门召开*西北特委常委会议。
他强调：过去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从川陕根据地撤出也是对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特委对政权问题的认识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他甚至反击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后来，张国焘与中央的分裂能在红四方面军受到广泛支持，与他长期制造的思想主导有密切关系。
三是不隐瞒两个方面军的现实矛盾，把话都挑明了，把问题都捅出来，有心添乱。
徐向前回忆说：凯丰、博古他们曾指责四方面军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之类。张国焘对他们进行批评，这是应当的。但是，张国焘还将他们那些错误的话在下面大肆散布。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可能去作深入分析。这样，不断激起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反感情绪，而且对领导层也有影响。徐向前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这个说法是公正的。
四是在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组织要求前按兵不动，这被视为公然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想法都调动起来了。他并没有按照《决定》和作战计划马上出兵当先锋，而是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建议，提出要“统一指挥”。
在中央慰问团到达四方面军总部后，他当即向李富春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此事未告徐，徐不知道），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告中央。
随后，四方面军一部出兵毛儿盖，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须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中旬，又由陈昌浩出面，接连两电,要求“指挥统一”，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声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中央领导都很清楚，张国焘要为四方面军团队在中央攫取更大权力。
7月上旬，中央派出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驻地，一方面进行慰问，一方面宣传中央会议精神。慰问团有参加了中央会议的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张国焘对慰问团的意图和行动充满猜疑，他自己是如此去影响一方面军的军事主官的，显然对方也有此意；
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此中邓发向张国焘建议，帮助四方面军重建政治保卫局。他的好意受到张国焘的坚决拒绝。张国焘表示，他信任自己的将领，无需保卫局和政治委员的双重监督！显然，张国焘不愿让中央插手四方面军的人事安排，并且他对邓发领导的政治保卫局在红军肃反的所为极为反感（虽然张国焘和陈昌浩也是肃反能手）。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只是他与毛泽东博弈拉开的序幕。随着毛泽东和中央对他的要求不断妥协，这场博弈愈演愈烈。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但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党内危机却严重起来了。
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明摆着，张国焘之前已经掰着手指头算清帐了！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7月6日1时
真够烦人的！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压根就没打算理睬。这下好玩了，四方面军的电报几天后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这也太欺负人了！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
7月9日，*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1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吧？一个川陕省委居然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难为谁呢？这只能赖那脑子进水的幕后编导，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布局！哈哈，反正现在闲得没事，就整这给你毛泽东添堵。但中央依然不信邪。
7月16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有点蒙人的艺术，说些不着四六的扯淡话。他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还别说，这张国焘玩这手还玩上瘾了！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这年头，决策圈里的人都不傻：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看来中央也没啥牛逼，有实力你不服不行啊！
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的策略是一石二鸟，也就是说服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和在红一方面军的威望都不在毛泽东之下，这一安排为毛泽东扫清了一个竞争者，也暂时满足了张国焘。但毛泽东紧紧把握住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党的领导权决不能让。红军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一旦将党的领导权让出去了，那枪也会丢掉。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7月18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经过充分酝酿的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1军团改为1军。军长*，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3军团改为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参谋长萧劲光。
5军团改为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9军团改为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4、9、30、31、33等5个军番号仍旧。
4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9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30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31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33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特电知照。
朱张周王 7月21日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同时收缴了一方面军的密码，统一发给新密码，由此断绝了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横向联络和配合，今后各军团只能纵向和总部联络。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心气挺高，原希望弄个军委主席一职干干，虽然没能实现，但也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好家伙，张国焘的团队好像已经可以控制红军了。这就是女人管家的手段：给男人一点空间，让这家伙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钻石王老五，由他自欺欺人地保持心理优势。但女人始终要记得，财政大权（决策权）在手，他的空间就有限！
不能取胜，就该谋和！妥协，是政治关系重要的谋略。毕竟红军要生存，这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和争执，这是博弈的原则。这一次毛泽东不得不对实力低头！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
将一方面军的军团降格成军，使他们与四方面军的军平级，这对一方面军的军政主官是不公平的！他们大都是“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将才，是根据地或方面军的参与创建者，或者是留苏深造回国的，其革命资历深厚。
一方面军虽然损失大，但保留的干部多，且素质高，中央原想安排充实给四方面军，没想到张国焘竟然摆出一副收编一方面军的嘴脸！面对如此独食的领导者，试想中央红军的干部谁敢在他门下讨食？本来张国焘在博弈中占了上风，他应该见好就收了。但是张国焘并不聪明，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这令当初中央首先挑起争端的人感到了危机。
张国焘在*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称之为毛儿盖会议。”他的记忆显然不准确。
中央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只得安排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毫不退让，他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