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毛泽东需要一个痛苦的磨合期，磨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今后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影响，自然也关系到毛泽东团队今后的组织路线。这个磨合过程是以党内的两个不太提起的会议和毛泽东主导的几个战役为标志的；其影响之深远，在几十年之后的党内斗争中仍被经常提起，成为当事人一笔说不清的历史旧账！
您也许难以想象，当时在党内毛泽东究竟能有多大的自主范围和主动权在手里？其实，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决策是广泛民主的！每一个参与者不但可以保留自己对革命的解读，而且可以大胆地宣示给周围的同志。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革命者胸无城府，敢于追求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路程，他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会向任何权威低头！此时，革命在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当然知道必须在政治和军事目的上做出调整，但他现时缺少这种组织资源，他不得不动一番脑子，应对各方可能对自己地位的挑战。
毛泽东此时为了寻求在党内和红军中稳定的领袖地位，就必须以最低限度的代价取得几场军事胜利。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就能使中央红军军心稳定，至少能证明“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但如果军事失利，按照党内游戏规则，就可能意味着要在领导岗位卷铺盖走人（遵义会议的结果尚未上报到共产国际承认），这就是毛泽东当时面临的迫切感和政治风险。
好在国民党帮忙，破坏了当时中共上海的电台，这令中共无法联系共产国际。只有安排潘汉年和后来的陈云同志去苏联汇报，这二人可有着漫漫长路要走啊。呵呵，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山长水远地传回来时，吃后悔药的时候早过了。毛泽东已经充分利用这段机会尽情、自由地发挥领袖才能了。到那时候，毛泽东的威信和势力在党内已是不可挑战了！
话说回来，当时的黔北条件根本不利于中央红军立足。这里经济落后，主要是盛产鸦片而不是粮食；当然这里也出产闻名全国的好酒，可这酒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再说了，这酒喝多了误事，虽然不至于让红军醉驾，但打醉仗也使不得啊。并且遵义地区三面环水，北面是长江，西面有赤水、南面流淌着乌江，这是个不利于军队逃生且难以迂回辗转的死地，此地不宜久留！这时，国民党的40万围剿大军再次快速逼近，让中央红军又面临被围歼的命运。
所以政治局决定调整战略方针（看来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并不现实），令中央红军离开这个需要扶贫的地方，北渡长江去拥抱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红军一、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很差，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只是一种模糊的方向，双方都无法确定具体的战略配合。客观地讲，中央红军此举是寄希望于，张国焘能在关键时刻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支援一下；即使不是全力相救，至少也可以吸引川军主力，减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压力；如此，则可为连连败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岂能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
毛泽东要好好表现的第一个战役就此开始！他提出了一个信心满满的作战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土城战斗是毛泽东参与指挥中央红军的第一仗，对于实现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具有决定作用，对毛泽东本人的未来政治前途也大有影响。这种伏击战是以前朱、毛红军的拿手好戏！
但是这一回有点不同，这次可不是什么“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呀！这只颂歌这一回暂时没得唱，这回是毛主席用兵大失算呦。毛泽东想当然地认为川军战斗力和黔军是属同一档次的，所以战前准备不足；其实这川军即使不像中央军是国优产品，那也算得上是个省优、部优之类的，碰上这主可绝对是令你高消费的！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因此，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
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 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4个团6千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
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控制制高点，随后而来的川军增援部队占领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红军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川军，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
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的关键时候，朱德总司令披甲亲征，毛泽东、周恩来等列队送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近卫部队）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然而，土城战斗无法走出僵局，战斗变成了拼消耗。红军当时每人配备只有20发子弹，这种消耗战对红军的形势显然不利。就是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倒下了2000多名红军将士(川军给国民党总部的战报中分析：红军伤亡大约2000人)。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在激烈的战斗间开这种会，意味着形势极端恶化！），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决策出了问题，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再相机行事。这是被逼无奈而走的一步险棋，但也显示出毛泽东非同常人的胆识。
会议后，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赤水河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3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毛泽东在其后不久的云南扎西会议上，总结青杠坡战斗的主要教训时，将战斗的失利原因归纳为三条：一、敌情摸得不准，误将6个团当做3个团；二、 轻敌，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以为西南军队都和黔军一样不堪一击；三、分散了兵力，一军团北上赤水，使红军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
毛泽东还说：“所以说不要看不起我们的老祖宗，还是老祖宗说得好，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土城一役，对敌对我，判断都有失误，因此吃了亏。尽管川军伤亡也不小，但他们兵力雄厚， 基数大，补充又快，因此吃亏的还是我们。这是个十分沉痛的教训。走出遵义以后，首战失利，我有责任。”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向大家酸楚地低下倔强的头，也证明了他的领导威信还未重新确立！
土城的战斗失利后，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博古挤兑毛泽东：“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红军指战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不是换了领导吗，怎么还打败仗？这不走运时呀，毛泽东还是有“下课”的风险存在嘀。不过，年轻气盛的博古对伟大领袖的评价也有点过，谁也不能一下子成为红军的“上帝”呀！毛泽东思想成为“红色圣经”也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和布道过程。这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青杠坡战斗是毛泽东指挥的，但是由于这是毛泽东恢复领导后第一次打仗，又是一个败仗，所以红军指战员的回忆录中涉及此战斗的很少，也缺少文献记录，但毛泽东对这一场惨烈的战斗一直记在心间，因为这是他重新指挥红军后第一次与各级红军将领的磨合。1956年毛泽东在说到打仗时讲，人是没有不犯错误的，打仗也会有打败仗的时候，并且说自己这一生也打了4次败仗：高兴圩、南雄、土城、鲁班。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土城青杠坡战斗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不理性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西迁本是战略退却，在此情况之下动辄反攻、决战，就违背了自己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的初衷。事实证明,遵义会议所执行的军事计划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它反映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革军委在军事上的认识仍然是不现实的。
土城之战，是中央红军湘江突围以来又一次惨重失利！土城失利后，红军仍未改变既定行动计划，仍作渡长江北上的打算。中央红军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徘徊，寻机北渡长江。此时，张国焘列举了一些客观因素，例如什么嘉陵江“江阔水深， 有重兵防守……”等，拒绝了中央的南下命令，他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利用川军眼光盯着中央红军动向之时，乘势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率领红四方面军撤出四川，北攻陕南。张国焘此举令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十分不爽，此人独断独行，非但没有大局观，置中央红军于险境不顾，甚至有落井下石之嫌（至少我就这么看！）。
张国焘的动向彻底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中央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已难以实现。南面中央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中央红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鉴于以上发生的情况，中央红军只能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云南威信县的扎西地区集中，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这就是在党内以前很少提起的扎西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
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印象之深刻有以下文字证明，1962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郭沫若《喜读毛主席中》一词的注释时，写了一段文字：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南,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
毛泽东文中讲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指的便是扎西会议，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此召开。张闻天提议更换中央领导，说博古不行。会前周恩来就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负责，但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是玩政治的高手，此时此刻他并不急于骑上虎背，他还需要一个前台的木偶！他明确表态：“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还未进行，承担错误责任的博古仍在中央负总责。扎西会议完成了毛泽东希望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常委进行分工，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中央负总的责任（总书记），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会议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部署。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这两件大事，在扎西会议期间圆满完成了。
文献记载和李德的回忆均证实了此事。1935年2月10日,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明确记述：“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又说“以泽东同志为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李德在所著《中国纪事》中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博古无疑是留苏回国的优秀代表，否则当时周恩来、王明不会说服他担当此任、并坚决向共产国际推荐他（王明离开中国时）。但他在扎西卸任中央总负责也是形势所迫，当时形势艰难险恶，中央思想混乱、人心浮动，党内需要一个意志坚定、手段老辣、敢于担当的政治领导人来平衡。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同年7月5日，毛泽东还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 ‘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在1985年8月9日也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现在党史说得真好像只要毛泽东同意，他就立马可以成为中央的一把手似地，因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竭力鼓动毛泽东接替博古。其实，老谋深算的毛泽东顾忌到种种原因（如共产国际），还是明智地推荐了张闻天。事后证明，此举取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团结了一大批留苏的干部。
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时曾写道：“当时政治局中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张闻天担任总负责，顺利完成了向毛泽东的领导过度，也就扶植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实际上是党中央以毛泽东为主导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张闻天之后在领导上表现的似乎很不自信，他常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只能跟谁走！
在回忆张闻天时说：“自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1936年，在一次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曾讲过这样的话“过去当家的是‘昏君’，不让大家好好讨论……现在是‘明君’了。”由此可见张闻天作为中央总负责对于毛泽东的支持。
扎西会议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使中央红军作战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说的不好听点，就是现在中央红军的指挥者心如明镜，知道自己的处境是逃生，而不是什么决战！不出漏子就罢，一旦出了娄子后果你敢往下想吗？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当时红军的实际力量和处境，重新确定了避强击弱、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术调动国民党军的新决策。
为适应运动战的要求，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势在必行。2月9日夜，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老街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精简缩编问题。经过彻夜讨论，翌日凌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了《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
《命令》要求红1、3军团撤销师级指挥机构，各以新颁布的编制表编足4个团；红5军团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红9军团取消并编入红5军团和红3军团。红1、3军团军团部多余人员充实到战斗连去，其余人员可组成游击队在地方活动，红5军团军团部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人员充实战斗连。整编之后，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 17个团(含干部团)。在扎西，还扩大红军3000余人，补充到战斗连队。
整编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切为了现时的生存和战斗，所以机关和后勤人员被大幅度精减，都充实到战斗连队中去。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都编入了作战连队。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基层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缩编后，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下任营长、教导员,营、连干部下放到连、排。在基层，甚至出现了连长下班当战士的情况。
为了部队轻装上阵和有利于作战，中革军委规定，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加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这就可以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对扎西整编的效果，毛泽东指出：它改变了“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扎西会议后，按照新的战争考量，毛泽东走了一步创业板的路子，那就是高风险伴随高收益！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新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遵义会议上提出的由川南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红军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消灭敌人。
在得到政治局认同后，毛泽东组织中央红军于2月14日，红军开始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行动。2月16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广大红军指战员正式公开了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的战略计划，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7日，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吴奇伟部共3个多师近20个团。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对手的气焰，令国民党军队在追击红军时重又顾忌重重。中央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他重新采取堡垒战法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南守北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
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于遵义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3月10日，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理由是既能稳操胜券，又便于扫清西进之路。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前敌司令部发生了分歧，在毛泽东建议下，张闻天召开了20余人的军委会议进行讨论。
二渡赤水后，红军连连得分，缴获颇丰。按说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大为提高，继续“执教”应该不成问题；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量，在围绕打鼓新场战斗该不该打的争论过程中，他再次碰到了“下课”危机。会议中，毛泽东的观点孤立无援！他认为敌强我弱，战事一开，势必成为攻坚战，对红军不利（土城的失利还深深影响着毛泽东）。可是毛泽东没能影响决策（他是表决中的少数），反而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看来毛泽东还是没有搞清此时是谁当家的问题！相信各位您看看下面的回忆就明白我说的了。
“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由于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表态：“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 “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新写长征图文档案》）呵呵，是不是鼻子碰扁了吧！弄巧成拙，这回看你毛泽东如何收场子？据周恩来回忆，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自述》)
周恩来毕竟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3月11日，军委以朱德的名义颁发《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召回了已经向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之后，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的情况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作为团长，在这以后的军事决策上，他多数情况下都坚定支持了毛泽东！
有此一事，毛泽东对张闻天在关键时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并断然决定由彭德怀代替他指挥一直心怀不满。这事让毛泽东落下一政治病根，正如深入研究他的林彪后来所评价的：“每次会议，他最关心的是表决中能否是多数！”
事过不久，毛泽###然又想打个大的攻坚战，这就是鲁班场之战。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彭德怀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早在4天前到达鲁班场，野战工事已经构筑完毕，“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彭德怀向前敌司令部提出的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军委此前早已明令前线指挥员不得以任何借口反对已定作战方针。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的进攻。鲁班场之战开始了。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歼灭。
鲁班场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这让红军苦战一天打成僵局。战斗中敌人竟然能以六个团的兵力急速增援（红军没有阻援），激战至黄昏敌援逼近，红军决定撤退。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在战役指挥方面，毛泽东做的显然不如林彪能够达到的深入和周密！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彻底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次败走川南。
毛泽东为何坚决要打鲁班场？或许他认为周浑元部听令蒋介石，对红军紧追不舍，其所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因此断定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长红军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泽东虽然吸取了一渡赤水前土城之战兵力分散而失败的教训，集中全力进攻鲁班场，却打了一场此时红军最忌讳打的攻坚战，也违背了自己所提出的“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更没有料到红军的伤亡会如此重大，给红军带来的影响会如此强烈！
究竟谁该对这一决策负责？这就很自然地又回到了当初打新场对，还是打鲁班场对的争论。林彪得到全体军委委员支持的建议，突然被以不应该打有一个师守敌的攻坚战为由否决，结果转眼却换成了有三个师守敌的鲁班场攻坚战，林彪内心显然是不服气的。此外，作为鲁班场之战的战场指挥，林彪内心之窝囊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后来林彪给军委写信“要求朱、毛下台”！林彪这次显然是做了毛泽东的“电灯泡”了，把当时党内、军内的各种反对思想都照亮了。据说，会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批判林彪的这封给新“三人团”的公开信。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在撤退路上，红军又进行了习水之战，激战一天又以失利告终。
在之后的四渡赤水前夕，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新“三人团”又一次提出异议。3月20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出敌不备折而向东，迅速渡过赤水河。”同一天，彭德怀在递交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却认为：“根据20日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他还“点评”毛泽东发动的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斗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
遵义之战是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动的数次战斗中惟一的一次胜仗，彭德怀尚且加以指责，此时再提鲁班场之战，显然是认为毛泽东回师向东的决策有可能重蹈“攻坚乱碰”的覆辙。对这些意见，毛泽东可绝不会当做纯军事意见看待，他当然不会接受。总之，在四渡赤水这段期间，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磨合很不理想，尤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意见往往相左。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历史上的彭德怀有七分是不合作，显然也与此有关。当时的磨合期，毛泽东是用政治高度来评定每个人对自己的立场和表现，所以他对彭德怀留下了怀疑的种子！
一起受到怀疑的，还有张闻天。张闻天也不赞成鲁班场之战，他“把这次行动称为是未加考虑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那段时间里张闻天正跟随彭德怀的红3军团行动。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班场之战的失利有决策责任，那么作为战场具体指挥的林彪和彭德怀是否也有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与鲁班场之战相比，土城之战伤亡更大，但战后毛泽东立刻总结经验，并多次自我检讨承担责任。然而却没有史料表明毛泽东对鲁班场之战作过总结，更不用说自我检讨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吸取教训的一贯作风。从毛泽东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不难揣测他内心的真实看法。
毛泽东现在只有考虑让红军制造欺骗假象，蒙住蒋介石，然后再绕道进入云南了，仅此一招才能让中央红军转危为安。毛泽东指挥红军隐蔽地四渡赤水，然后突然南渡乌江，兵锋威逼贵阳（蒋介石在此地坐镇指挥）。由于贵阳兵力空虚，红军此举迫蒋介石调滇军出境救驾；红军得以突然入滇，随后红军完成巧渡金沙江，进兵四川，使尾追之敌全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
至此，中央红军从1935年1月底的一渡赤水，到4月初的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和赤水河流域转了3个月，走了110个城镇，经过此番的周旋，以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5月下旬强渡大渡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终于赢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才算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这无疑是长征中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现在一些主流文章说毛泽东到云南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行为，是为北渡金沙江虚晃一枪，这是一种篡改历史、糊弄世人的说法。进入云南后，毛泽东想的可是“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没有下决心指挥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而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试探着让红军就地生根。
就在毛泽东设想决战的当日，即在4月25日，林彪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目前战略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诸敌已占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甚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我军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的电报首先指出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不是什么“有利地区”，并不利于消灭敌人，反而可能被敌人消灭；他纠正了新“三人团”以为“云南东北地区”是“有利地区”的错误判断和企图，打破了“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幻想，同时提出了“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显然前线指挥员的头脑要清醒很多！
一天后（4月26日），彭德怀也给了毛泽东一个硬茬。他发了一个电报给新“三人团”，指出毛泽东的决战计划不可能实现：“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因而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到东洪口，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
红1，3军团长都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但毛泽东还不想立即接受林彪的建议，毛泽东还想再等等看。可惜滇敌并不如毛泽东所期望的，他们坚守避战，使毛泽东的“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的决战意图完全落空。
此时中央军快速紧逼，形势的发展已经完全印证了林彪的预言。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4月28日晚中央决定放弃原来“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发展新局面”的战略企图，接受了林彪的 “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
因为耽误了时间，中央红军特别是林彪的1军团，不得不多走了一些冤枉的“弓背路”。红军如果在24日进入云南后直接奔金沙江而去，敌人根本无法阻止红军过江。当时，金沙江北岸无川军布防，南岸滇军空虚，中央军离的更远，是过江的最好时机。由于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北渡金沙江的计划，还想着"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 犹豫了3天，使红军不得不饶个大圈子，走了一大段“弓背路”。毛泽东这段指挥说的体面点，只能算是“事后诸葛亮”。
多走些路还在其次，更要命的是给了敌人封锁金沙江的机会。如果蒋介石在毛泽东指挥红军往昆明“走弓背路”的时候，命自己的部队“走弓弦路”直奔金沙江，红军想过金沙江就又是一场血战了。所以，林彪抱怨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弓背路”有其考量，并非象事后某些帮忙掐架的御用文人所指责的那样，林彪不懂毛泽东运动战的“奥妙”。事实是毛泽东的犹豫不仅让红军走了冤枉路，还险些被敌人抄了后路。
此时,红军看到的是,毛泽东具体指挥的土城、鲁班场两大战役失利，唯一的胜仗“遵义大捷”又被此战的“前敌指挥”彭德怀说成是1、3军团“自动配合”打的。战略目标朝令夕改，部队疲劳不堪，广大将士看不到前途，部队上下怨声载道。林彪有怨言，彭德怀也有，这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反应。几十年后，说自己坚定认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人多在说谎，因为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是打了败仗而且出路未定。
据红3军团政委###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而红3军团的埋怨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3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3军团政委###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关于此事，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3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45里）。我们11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 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关于这份电报，###的回忆是：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之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3军团，陈云到5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3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还提到，红3军团4师政委黄克诚对土城战斗也很有意见。黄克诚在同刘少奇谈话时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黄克诚还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意见。会理会议后，倒霉的黄克诚被调离红3军团4师，从师政委贬为科长，降职使用。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从政治角度来看，鲁班场之战对新中国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可以从随后的会理会议看出。实际上，要说明这个命题，会理会议是绕不过的话题。
会理会议是在新“三人团”面对尖锐矛盾情势下召开的会议。留苏派突然同时要求撤换毛泽东和朱德的军事指挥权，一些对遵义会议心怀不满的人也乘机推波助澜。毛泽东面对的责难还真有点象克林顿面对的“拉链门”，事情跟政治联系不大，但你还扭不过这些“独立检察官”，他们就是要把你拉上的拉链再拉下来，让你政治上出丑下台！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然而，“解决”不等于“确立”。在党内###中，仍然在进行着一番较量。会理会议既是遵义会议以来党内政治较量的继续，也是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关键性会议。
毛泽东当然不是吃素的，虎瘦雄风在！这回不会再栽在反对派手上喽。会议认真研究了党内和红军中的思想状况，对于一些不利新“三人团”的思想和意见进行了批评。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新“三人团”的信（这类似树立一个批判的靶子）。在会上，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对林彪进行了批评，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都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会理会议没有让留苏派有机可乘，所以历史也没有“山重水复”；因为会理会议是毛泽东路线占上风，红军当然会“柳暗花明”。那么，解决这尖锐矛盾的会议是怎么开的呢？
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回忆，会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开始他希望王稼祥先谈谈各方意见，但王稼祥聪明地拒绝了。刘英回忆：“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据###回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最后，由张闻天作会理会议结论。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由于此时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时过境迁，反对派追究鲁班场之战和习水之战责任的企图自然不能得逞。因此，四渡赤水以后在“领导层中”这股“要求撤换领导”的“小小的风潮”，自然而然就平息了，但由猜疑造成的心理裂痕却无法弥合。
不回避矛盾，敢于指出问题实质，认真分析原因，才算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林彪确是如此！结果他成了引发“错误风波”的代表。会理会议前林彪写过一封信直接寄给毛泽东的新“三人团”。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内容大致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为何会写这样一封信呢? 这要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说起。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鼓动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劝阻，林彪不听！林彪可不是鲁迅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人，他是感到“不幸”就要抗争的军人！所以不顾他人的劝阻和反对，直接向新“三人团”发出了措词严厉、锋芒毕露的信件，可见其内心对前期指挥之不满已非同一般。
林彪在写信前与彭德怀通了电话，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二人恐怕是基本一致的！但彭德怀拒绝了出任“前敌指挥”的提议。林彪倒霉后，人们说这是林彪在赶毛泽东下台。其实，林不过是提议彭德怀当“前敌指挥”，并不是全军统帅，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持这种观点：“在会议上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1、3军团早已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1军团指挥3军团，有时3军团指挥1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在第4、5次反“围剿”中，“前敌指挥”都是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前线指挥员轮流担任，那并没有导致“三人团”下台。
林彪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是建议毛泽东等“三人团”集中精力考虑战略问题,不要把精力过多的放在具体战役指挥上，因为红军当时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战略问题。虽然毛泽东希望由自己亲自指挥打几个胜仗确立自己的威信和地位，但当时的战略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使打一、二个胜仗，“即令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林彪4月25日电报）。而对战略目标朝令夕改，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并无好处。
20多年后刘少奇在庐山揭发说，当时他就感觉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彭德怀后来解释说，他不肯签字的原因是他觉得刘的信与自己的意见不完全符合，所以没有签字（但这是彭德怀事后的说法）。刘少奇的信反映的并不是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刘少奇、###都签了字，彭德怀却不愿意签字？这一切很难躲过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彭是在“故意隐瞒3军团对中央的不满”，心里有鬼。“前敌指挥”并不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心里没“鬼”为何不敢出任“前敌指挥”？彭德怀又不是没有干过“前敌指挥”。
彭德怀为什么拒绝出任“前敌指挥”呢？这可以从彭德怀当时也拒绝在刘少奇写给中央的信上签字一事中找到答案。当时刘少奇是3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收集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3军团将士的意见，给中央也写了一封信。电文拟了，彭德怀却不肯签字。刘的这封信也在会理会议上遭到批评。
其实，彭德怀并不是要搞什么阴谋诡计。彭拒绝出任“前敌指挥”以及不愿在刘少奇代表3军团写的信上签字，这与聂荣臻不愿在林彪的信上签字一样，可能仅仅是不想出头提意见、惹麻烦而已。他们明白毛泽东此时地位危危可岌，正处在异常敏感的时期，此时提意见容易发生误会。这说明，当时彭德怀与聂荣臻等人在政治上成熟一些，顾虑多一些！
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当场就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对毛泽东怒批，彭德怀只辩解说“林彪写信的事他不知道”，但他却不敢说林彪的意见他不知道！事实上林彪是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的，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的时候，聂容臻，左权等人都在场。
对写信的林彪，毛泽东是偏爱有加，自家的孩子自己疼不是。军事事小，政治事大！毛泽东只是怒嗔到: “你一个娃娃,懂得什么!”这可真是“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显然, 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并无恶意，但政治上幼稚,被别人利用了。
回忆：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回忆录》)大大方方署名提意见的林彪、刘少奇给毛泽东留下的光明磊落的好印象。而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背后发牢骚，但在会理会议帮着毛泽东批评林彪的作法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怀疑！
毛泽东在会上虽然主要是批评林彪，但不满的主要对象却是彭德怀和张闻天。对张闻天，毛泽东除怀疑他到红3军团结合彭德怀反对自己外，还有两件事令其不悦。一是关于处理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的争论。 二是中央从红2、6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已遭严重破坏，继派潘汉年到白区后，决定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到上海。张闻天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大家没有同意，毛泽东认为他此举是想离开中央撂挑子。
1941年6、7月间，在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对此，张闻天当场申明保留。回去后，他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因为缺乏旁证，感到说也无用，就没有发出，但心里疙瘩未消。
到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于是，“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
刘英回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对会理会议作了澄清。我当时正式担任闻天的政治秘书，整风笔记这一部分还是我帮他誊抄的。”刘英写道：“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刘英说：“1943年张闻天写完这篇5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到我们窑洞来送还笔记的情景。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死抓住彭不放呢? 可能毛泽东把林彪的这封信与彭德怀4月26日的电报联系起来。彭在那封电报中说“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显然是在指责毛泽东的新“三人团”指挥失误，电报中提出“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使毛泽东感觉到有弹劾 “新三人团”的意味。
因为“老三人团”就是在遵义“休息几天”，在“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提议下被剥夺了领导权。其实，即使彭德怀真想罢免“新三人团”也没有什么错。既然可以因指挥失误罢免李德、博古的“老三人团”，为什么不可以罢免表现不佳的“新三人团”呢？但此事却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毛泽东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困难的时候,彭德怀曾经想弹劾他。这就是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放过林彪，揪住彭德怀不放,并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整倒彭德怀的真正原因。也许毛泽东自以为这就是所谓的“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吧
彭德怀虽然没有答应林彪在电话中的要求，却对林彪这一重大的非组织行动保持了沉默。甚至在看到林彪的信后，“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还“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自传》)毛泽东显然不会认同彭德怀的看法。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暗指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对此竟然不加辩白，采取了他后来自称的“事久自然明”的委曲求全的态度，这很容易被毛泽东看作是无话可说的心虚表现。
而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训斥林彪的那句名言：“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回忆录》)如今看来实在有两层含义，明是指林彪在政治上幼稚，被人当枪使；暗是指彭德怀自3月10日的军委会议以来一直在搞阴谋诡计，企图夺取军事领导权。这也许正是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认定彭德怀是林彪“发难”的幕后支持者却又不能明说的真正原因，以致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刚刚复出、急需支持的危难之际，却屡遭责难和挑战，他岂能轻易释怀！
会理这场风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瑞卿回忆：在1959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当着林彪的面提起他写信引起的风波，林彪立即笑嘻嘻地说：“当时走得太疲劳了，就冲动，就骂娘。”毛泽东只是点到为止，也没有再说什么。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这一次很明确，他针对的对象就是彭德怀。林彪在会上立即声明，他写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林彪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也意味着在庐山会议正整彭德怀时，他不想同彭搅到一起。林彪讲的是真话，彭对林彪这一声明很感激。他在自述中写道：“……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据彭德怀回忆，从1935年到1959年，毛泽东曾四次提起此事。他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4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到此为止，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会应当冰释了。但也许是因为疙瘩结的时间太长了，这件事在毛、彭的关系上投下的阴影始终没有彻底消除，从而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展现在公众面前这段史实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会理会议是在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毛泽东彻底平定了小山头，也拉起了自己的大山头！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终完成了毛泽东与团队的磨合，使团队高层的思想最后达到统一。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的玄机所花费的心血可是大大超过研究马列主义的，所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多地是体现在他的组织路线上的！说具体点，就是体现在毛泽东的平山头、拉山头的手段上，或者说就是体现在整人、用人和识人的智慧上。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因为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但各位一定要搞搞清楚，真正“得意”是在何处！相信列位看了以上历史的过程已是心中有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这位鬼佬的赞叹类似那位陕北农民唱的“……他是人民大救星！”，不同的是，二者虽然都是拜神，一个可能是发自肺腑，另一个可能是忽悠自己。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