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对当时的毛泽东，龚楚（后来叛变）曾有回忆：毛泽东认为留俄归国学生毫无斗争经验，又要揽权，很多事情都被他们弄坏了，对他们表露着深深地不满。
湘江战役后，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个人组成，博古全面负责政治，李德军事上全面指挥，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权威大大下降，博古表现出难以承受军事失败巨大压力的恍惚心情，在决策上心灰意冷，真显得有点愁肠百转。（他甚至在行军中无意识地对自己比划着手枪，这举动令同行的聂荣臻大为紧张。）坚定的李德则气愤地要求将失败的红军将领送上军事法庭，这无疑是给本已对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心有怀疑和不满的红军指战员火上浇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当时政治局常委）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极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对军事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也显现出附和毛泽东的意见倾向。
李德和博古并不认同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红２、６军团会合。所以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后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大模大样地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加紧了与王稼祥、张闻天的秘密串联，他“大度”地不计前嫌，与这两位留苏派达成共识：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应该为争取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而斗争！他鼓励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这发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中央红军不再想跟最高“三人团”过这种提不起来的日子了！
随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呼吁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开始受到挑战。李德抱怨说：毛他们才是最高“三人团”！ 李德已清晰地意识到可能已经出现领导危机了。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周恩来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中革军委非正式会议（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没有记录，也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根据破译的电报说明敌我态势，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他建议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放弃原定计划，就意味着当时撤离苏区是一次逃跑而不是有目的的转移。但是如果完成了与红军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则湘江战役的损失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按既定目标走了过来。李德认为不能因为死的人多就动摇原定的战略目标！在这个非常时期，李德、博古是不能向政治对手低头的。如果这样做，无疑会失去头上的光环和手中的权力，甚至葬身于党内的###。
李德显然深深地卷入了党内派别斗争，会后他提醒博古：“出发前项英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介绍了1930年左右毛泽东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他担心毛如果掌权，你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忠于国际主义原则的同志，都会成为阶下囚。因此，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博古并不认同李德的担忧，他安慰李德说：“利得洛夫同志，感谢你的提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警惕的，那天毛泽东亲自和我谈过，大敌当前，他绝不会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一路上还没有听说毛说三道四。”
对于可能爆发的党内斗争，周恩来或许心有准备，他不计个人得失，勇敢地面对现实，听取和接受反对的声音。由于周恩来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他政治局委员，自然对博古也有影响。
会议暂时认可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这次会议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命运，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站在了博古、李德的对立面，缺口终于被打开了，这表明“三人团”分裂了！
由中央政治局而不是由“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动向，这一决策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这种放权也间接帮助了毛泽东。如果周恩来不主持此次会议，仍然保持“三人团”做决策，毛泽东也难有大的作为。当然，放权不是弃权，毛泽东要抓到权利还需要进行一次党内斗争。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红２、６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红２、６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红２、６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毛泽东做到了凝聚反对派的力量，加速了留苏派的分裂，促进了以后问题的解决，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削弱“三人团”的影响力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此时党内反对派的声音已逐渐成为主流，“三人团”已无法做到忽视这种声音而一意孤行了。李德因发烧没有参加会议，博古在军事上拿不出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成为主角（主要发言人）。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也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 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这表明决策者不再死抱着既定方针了，眼光现实了。本来确定方向的事就不难，只要项目好，还怕不开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这表现了现实的毛泽东的业务督导，即：避免打硬仗，又要打胜仗！战绩和面子都要。
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使追随正统马列主义经典的共产党领导人回到了现实的中国，在历史上，任何一支起义军都必须用打胜仗、多缴获，多分配来维持士气和纪律，此时的中央红军也不可能免俗，红军急需寻找合适的战机来创造胜利，以此来调整士气、坚定信念！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困境的共产党人是不难接受这一切的，所以，策略的改变已是无可避免。
决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预示着毛泽东幕后的第一步运作成功，虽然当时的每一个党内政治“领袖”都有点蔑视这只“病老虎”，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在党内的政治路线已被批判得无人问津）已经结束，不可能东山再起，只是在危机时刻用他的军事斗争经验提提高见而已；其实毛泽东正是在用低调的方式积蓄力量，他在搞党内统一战线，以确保在党内赢得多数（此时他还不完全具备），并且他在党内斗争中有着坚定的物质力量――自己打造的军队！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党内开始重新发挥影响力了，他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中央红军陷入重围的危险，使中央红军重新赢取了战略主动。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党史给予的评价归纳起来是：
第一，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长征开始时，中央错误路线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才解决；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２、６军团会合的原定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一路争吵没休没了，通道会议没解决，是在黎平会议上才第一次明确解决，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
黎平会议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７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准备渡江，李德、博古再次提出北上与湘西红军会合的问题。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意见，进一步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的关键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是猴场会议的核心和实质，实际上剥夺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政治局已经代替了军委的决策权，重申自己的权威，党内洗牌已经无可避免。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认为可以让毛泽东再出来试试，大家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所差的就是一份政治局的书面决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给“三人团”来个洗洗刷刷的时机终于到了！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检讨了军事上的失败。周围同事认为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感已经意识到：一场党内###风暴正在吹来！周恩来在党内###中的主动妥协、主动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总是能让他避开猛烈的政治攻击，得到同事和战友们的谅解。这也是他在党内生存的一种高超政治艺术！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提纲首先在会上发难，他作反对“左”倾（三人团）军事错误的报告，在军事指挥问题上猛烈攻击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长篇发言，进一步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激烈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同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博古、李德面对会议（毛泽东得意地称之为‘出气会’）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以及周恩来的阵前突然倒戈，他们表现得思维十分混乱，这令二人拿不出合适的辩解，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行动方案，在会上他们完全无还手之力。虽然凯丰用反批评的方式猛烈攻击毛泽东，指责毛泽东打仗也不高明，无非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毛泽东当时还没读到这本书）的路子来指挥，结果凯丰并没有维护住博古、李德的权威，他们虽然没有彻底承认错误，但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基本放弃和崩溃了。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但是决议宽恕了周恩来，就像李德的评论一样，“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最后，决议没有忘记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做历史上的平反，所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对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并没有成熟的设想，只是含糊地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反正成功就在脚下，只是未知路在何方。这说明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仍然没有找到政治方向感，中国共产党在失去共产国际的联系后显得无从定位。如果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把握不住自己合适的角色，这个政党是很难做大做强的。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是有史以来毛泽东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当然此时他还继续保持低调，他知道这次斗争自己是党内险胜。会议决定取消 “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自1927年以来，党的领导人就频繁更迭，只有周恩来在党内长期身居要职，负责实际的领导责任。虽然周恩来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但由于他是党内机器的实际运作者，所以不管承认不承认，也代表着党内自己的一个时代！正是遵义会议宣告了旧的路线模糊的“周恩来时代”的结束，一个光辉的路线鲜明的“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到来。
随后，进一步的利益分配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表面上张闻天、王稼祥似乎是最大的赢家。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危机时刻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位置，参予决策而又无需承担指挥失误的责任）。
以毛泽东独断的性格，他这个“帮助者”的角色是注定要喧宾夺主的！果不其然，事态的发展是毛泽东成为运筹帷幄的统帅，“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则成为执行统帅意图，处理具体事务的参谋长。当然，周恩来这个机灵的城市人总是能把自己闪光的智慧贡献给那位可敬的农民领袖的！
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出：什么军事行动都要二、三十人在一起开会决定，这样做是不妥的，建议成立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作为决策机构。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透着对权力的无限热爱，争取权利不是我的错，拿着权利不用就是你的不对！所以说：手段不到，权利就会自己跑掉。
建国后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其实所谓“渠成”，周恩来是挖“渠”人，周恩来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才成全了毛泽东的“水到渠成”。虽然周恩来在遵义会议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毛泽东似乎并不太愿意提起他的积极作用，结果是这段历史在党史上被修饰的模糊不清、面目全非。说句老实话，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家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实事求是”。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张闻天为了安抚“28个布尔什维克”，也是为了不自打嘴巴，在决议中肯定了旧的政治领导路线。而同时毛泽东也使自己重新找回了政治资本，他从后门(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悄悄地溜回到政治局常委中，并进一步形成了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以后被形容为：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这次会议被歌颂为：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把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挂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实话，但也有点象现代版的广告神话。
确实，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些成果（最后还须上报共产国际认可），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