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末至12月初之间发生在桂北区域的湘江战役，无论从那个角度说，都是我军战史上的一次绝地反击，是绝境之中求生存。湘江战役，因为其主要战事发生在广西全州，因而在国民党方面称作全州战役。其时，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路西进。此时，蒋介石显得格外关照，亲自坐镇指挥。他调动20万兵力，分五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希望在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
激战主要发生在桂北的湘江两岸，近8万中央红军主力，一战折损过半。这在我军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湘江战役最激烈的11月30日深夜，林彪，聂荣臻，左权彻夜未眠，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朱主席：……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这封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之所以著名，因为局面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所有的事情当时都变得难以预料，这封电报令中革军委极为震惊。
不用说，此时中革军委是火烧屁股了！接到红1军团火急电报，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全方面军下达紧急作战令……两个小时后凌晨3时30分，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给全军起草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局面极其严峻，以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名义发报，为历来所罕见。
林彪“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和周恩来“向着火线上去”的电报叠现出中央红军现实的绝境！最无知的人都明白，单靠空洞的口号是无法摆脱困境的。
扎眼的是在此时此地，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差不多全齐了！这日后所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加上七位日后的解放军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都在这扎堆，他们共处相同的生死险情之中，这在我军战史上更是绝无仅有的。谁都不敢保证，如果当时国军干欢实了，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接茬写？
事实上，在潇水与湘江之间方圆二百里的范围，中央红军为最后的命运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好在历史不存在“如果”，最终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用自己的死战求生书写了历史，成全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改天换地。
为了令读者明白，上述结论还得从头说起。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万余人，开始撤离苏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突围西征。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毛泽东是被担架抬着撤离苏区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幸运？有伤或有病的党政领导人留在苏区的不少，例如，瞿秋白、陈毅等。博古为什么把一个竞争对手带着上路？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真是吃撑着了！我认为毛泽东能跟着中央西迁是因为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影响力，周恩来、博古等显然担心这一路的前途莫测、沉浮难定，担心碰上恶仗会导致对部队失去控制，毕竟红一方面军的老班底是强烈要求毛泽东留在红军里的！所以毛泽东跟随西迁或者在必要时可以平衡指挥关系。周恩来、博古为了在西迁征途中牢牢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成立了最高三人团做决策。
最高三人团做事确实有些过，宣称中央红军转移外线作战，可竟然是设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其实干的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的事。这转移变得规模庞大而又复杂！
所以在突围前，最高三人团做了一个古怪的决定，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将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运输队，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全都不落下。呵呵，这样的队伍可犯了打大战的忌讳，瞅着都费劲，别说真干了！中央红军走运的机会不多喽。
中革军委按照现代足球的阵法布阵，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滚滚向前，可谓浩浩荡荡，蔚为壮观。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21日晚，开始抢渡信丰河，于25日全部渡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在随后的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 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直到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从长征开始到湘江边，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庞大的后方机关的安全转移，整个队伍采取甬道式的队形行进，致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过湘江时，更是要求各兵团“不应离开自己的前进道路”。主力部队离不开甬道，就无法实行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也就无法去争取或创造必要的和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使自己完全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哪里遇到敌人，就在那里抗击，与敌人拚消耗。
如此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可把红军折腾惨了，红军的严重疲劳和减员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对于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湘江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使上万名中央红军将士成了这种荒谬指挥的牺牲品。
当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蒋介石将何键部的4个师调到桂北全州，将薛岳的4个师集合到黄沙河，将白崇禧的广西军置在全州、界首、灌阳一线。这样，蒋介石在湘江沿岸150公里长的地段，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中央红军。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将他的嫡系部队――周浑元的4个师、李云杰的2个师，如同拉网似的从背后压向中央红军。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50公里左右。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湖南后，如果不能突破这两条大江，中央红军的长征就会失败。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完成他的战略设想。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140多座碉堡，有20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军委将占领红军西进的生命线――道县县城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最能打硬仗的红1军团。林彪向第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交待任务，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抢占道县渡口。陈光、刘亚楼回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战斗命令，并决定由红4团担任主攻，第5团迂回配合。
红1军团第2师的红4、5团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威名赫赫，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两个团在军中的特殊地位正是在中央红军西迁过程中打出来的。西迁过程对于红1、3军团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武力征战，是名符其实的“长征”！彭德怀、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特殊地位也是由此确立。
11月12日，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每天100里以上的速度向道县急进。当天下午5点30分，红4团到达道县县城东岸，并用极快的速度抢占了道县南的水南街。翌日凌晨，红4团居然神秘地从水南街处架设了一座浮桥，并立即向县城发起攻击。当时，城内只有一个连的正规军和部分民团武装。红4团一发起攻击，敌人就慌忙撤退了。不久，红5团官兵也从上游强渡潇水，火速攻占了道县西门一带阵地。这样，道县渡口被红军占领。红4、5团占领道县后，林彪向第2师指示，要第4、5两团赶快在潇水架桥，使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能够快速过江。红4团接令后很快在城南架设了数座浮桥。这样，中央军委和其他红军部队顺利过了潇水。
当时荒谬的现象是，在蒋介石电令和红军突围而来的严重形势下，桂系军阀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是：一，无论采取什么策略，要尽力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二，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军为借口跟进广西。这两大难题对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白崇禧深知，因为江西红军的存在，使蒋介石没有力量来对付历来与蒋不和的桂军，红军的存在已经成为广西防御蒋介石吞并的障碍。蒋、桂的矛盾和红军对桂系军阀造成的威慑决定了桂军桂北撤防。因为桂军的这次防堵除了是一次军事行动外，还含有复杂的政治内容。如果桂军不后撤，不加强恭城一带的防务，红军、蒋军无论谁由此进入广西腹地，对桂系军阀都会是一场灾难。
为此，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攻占道县，逼近广西的时候，桂系军阀头子白祟禧频繁住来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白崇禧此时留了个心眼，他在调动大军的同时出动空军侦察中央军的行动，因为他一直怀疑中央军想借追踪红军之机南下深入桂境。桂系的主要原则，依然是防蒋胜于防共。空军侦察报告：中央军的态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其主力在新宁，东安之间停滞不前已有7日以上。
焦急之中，桂系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发来电报：蒋介石决定采纳杨永泰一举除二害的安排，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预计广西兵力不足应付，所以无法抗拒中央军的大举进入，如此一举二害俱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白崇禧连呼“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他立即变更部署，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其早日过境。
11月21日晚，白崇禧从龙虎关回到平乐。当晚，他又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进攻道县。白崇禧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感到给红军让路的时机已到。当日深夜，他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的布防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红军对龙虎关的佯攻目的达到了，桂军已从全、兴、灌一带撤防。红军向西攻克道县，此时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已完全向红军敞开，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当时整个中央红军若采取轻装前进的话，完全可以避开湘江苦战，顺利达到与红2、6军团会合的目的。红军当时并不了解白崇禧让路的计划，没能利用桂军南撤让出走廊的宝贵时机，长驱渡江西进，红军仍按原来为打破敌人在湘江堵截而制定的四路进军的计划执行，耽误了宝贵的渡江时间。
红军于11月25日夜间11点半，才知道全州、兴安一带并无大股敌军，也获悉何键的三个师正全力南下挺进。红军并未能抓住这一良机，指挥机关没有立即相应改变部署，直至27日夜，红军才改变作战部署。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将渡江点选在界首和龙凤嘴之间，军委命令林彪、聂荣臻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的红3军团，无论如何必须守住手中的阵地，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军团通过湘江。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同志所指出：“本来，当11月16日我5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红1军团的1、2师在全州南边的脚山铺阻击湘军南下，红3军团的4师抢占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的桂军。由于红1、3军团在两翼已占要点，红军基本控制了界首以北60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27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下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
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敌人已经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我军的态势，形势十分险恶。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你怎么下家伙了：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电报一道接一道。
相信你会觉得有趣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一来二去足足走了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情况的发展急转直下，这回可不是玩的，是真坏菜了！彭德怀说的“抬棺材送死”竟然一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后，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11月28日，坐镇在桂林的白崇禧命令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的后续部队发起攻击。这样，桂军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周浑元部队入桂。
11月29日，刘建绪急了。他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红军右翼（脚山铺）进攻。这时，佯功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指挥夏威率第15军的两个师和第7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红军左翼（光华铺）进攻，使红1、3军团同时在两翼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湘军和桂军动真格了，他们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狂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中共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此时，博古、李德如果断然采取措施，轻装急进，党中央和其他红军部队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这个变态的家伙按照德国人的严谨和固执继续机械地实行甬道掩护战。更可笑的是，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真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楞没让敌人拦腰截断大队。
在整个战役中，与敌人战斗最激烈的主要有四个战场。这就是脚山铺、光华铺、新圩和水车一带。敌人分四路攻击红军，红军也分兵四路抗击，企图顶住敌人，掩护大军作甬道式运动。结果，每一处都变成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局面。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更是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红军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中。抗击敌人的红军这时是横下一条心：你想占渡口没门，要命一条！红军将士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红1、3、5军团的将士用以命换命的方式保证了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万6千红军官兵，牺牲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全军尽没。红8军团第21师完全损失，第23师严重减员。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
红1军团是此战的主力部队，官兵损失也达6000人，有的连排牺牲得只有几个人，团以上的干部也牺牲了多人。这是林彪从军以来打得最惨烈、最悲壮、伤亡最大的一仗。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
“……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击。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山谷、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文章落笔处，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那场血战：那是活生生的、摒弃一切夸张、形容、粉饰的血战。据说，全国解放后，林彪与人谈起当年的湘江战役时，还感慨万千地说：“湘江那仗打得太残酷、太恶啊……”
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当事人的角度看出当时中央红军在湘江的狼狈、慌乱和命悬一线。
红8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红8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8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象浇下的“一场弹雨”，但红8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24小时，莫文骅看到的形势在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撤下了大量传单，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莫文骅在湘江岸边环顾四周，看到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随红5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中央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12月1日，除红34师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3日到6日，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12月13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桂北进入湘西南，他们继续西迁的征程。
桂系军阀的撤兵对红军的突围终究是有意义的，我敢打赌，如果桂军不从兴、全、灌一线撤走，如果桂军撤走后，薛岳能够及时接替刘建绪部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使刘部迅速南下，填补桂军所遗防地，湘江战役对中央红军造成的后果就是毁灭性的。
蒋介石无法阻止桂系撤兵，令桂北的防线出现了缺口；薛岳不服从何健的调动，使湘系军阀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地区”；这事从逻辑上看，对中央红军以较小代价冲破包围确是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时中央的领导者（海归派）不能接受本地派的实用主义思维，不仅指挥机械教条，而且坐失良机，使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应当指出，湘江战役虽然损失惨重，还算有它积极的一方面。这就是：
第一，它证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在如此被动挨打的恶仗中，红军将士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相对地减轻了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所造成的损失，突破湘江所幸存的3万红军，正是靠这一条保存下来的。
第二，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和指挥就有不满情绪，要求改变领导。湘江战役后最高三人团显然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海归派”的王稼祥、张闻天等都对博古、李德的领导能力深表怀疑，红1、3主力军团的军事将领根本不相信最高三人团的应变能力。倔强、暴躁的彭德怀和阴沉、孤傲的林彪等红军高级将领随时都可能发难！事实证明，山沟沟里出的马列主义要更加实用，“本土派”的实用主义思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毛泽东重新掌握红一方面军的机会已是呼之欲出。
多年后刘伯承回忆道：“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5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2、6军团会合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可以说，湘江战役后所有的红军将士一致认为，目前的困境和损失都要怪“左”倾军事路线，这一战役标志着“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预示着遵义会议曙光的到来。
中央红军自离开苏区突破共四道封锁线，损失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加上沿途红军征召的新兵，此时中央红军已不足30000人（苏区出来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逃亡）。
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叫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水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湘江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以至于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湘江战役后，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等一军团首长亲自为死亡官兵安葬。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
长征路上林彪焦急过两次，第一次就是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另一次是指挥红4团飞夺泸定桥。几十年后，当林彪位于我党高级领导职务时，也曾去过一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怀旧，但他再也没有回过界首。在我军的军史上，湘江战役是惨败。
1934年11月末至12月初，在湘江和潇水之间，中央红军从死亡线上走了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林彪、彭德怀作为红军左、右开路先锋的最高指挥官，为挽救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功不可没，同时还有断后的红5军团董振堂。没有湘江边的这些勇士，就不会有毛泽东、共产党的天下。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萍，董振堂，左权，李天佑，黄克城，陈光，杨成武，耿飙……
湘江战役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意义重大。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湘江血战起，中国红军与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伟大的转折，走向历史的胜利。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