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认为，整肃毛泽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毛泽东的苏区党政军咱一样玩得转，最后的一点担心也消除了。他们四处拿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富农路线”）和组织路线（“小组织派别活动”）说事，连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给撸了，由张闻天代替任主席，借此想一举肃清毛泽东在各方面的影响。毛泽东正在逐步变为三无人员，应了那句老话“虎落平阳被犬欺”！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这里面讲究大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组织路线已经成为大部分追随者的灵魂，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在无时无刻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虽然没有毛泽东的指挥，他们也是按照他的以往军事思想去做的。
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取得了巨大胜利，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却以失利而告结束。关于失利的原因，各种版本历史教材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泛滥和排斥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所致。按说这第五次的“围剿”还是老商标，但这次的打法却是新潮流。如果客观对比双方的准备和投入，就会发现历史上发生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西迁（长征）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的蒋介石手风很顺，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军阀对手或被击败或被降伏，可以说中国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已基本被蒋介石统一，国家处于暂时的稳定，中国的民族工业正在快速发展。红军成了目前蒋介石的最大敌人，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一心一意地对付红军。而在连续进剿红军失败之后，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开始认真总结经验，寻找对付红军的新战法。
把红军和军阀的家底都抖露出来，您会发现虽然大面上红军比军阀装备还差，但红军战斗力更强，红军与军阀武装的最大区别在于红军不仅是一个军事集团，更是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集团。
毛泽东建立的红军是，党的意志通过各级政工人员的工作植根于红军战士的脑海，并且政工人员的政治工作还肩负着对民众的号召（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红军每到一地，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开始在民众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努力在农村中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并进而建立起完整的人民战争体系。这以后，红军的作战就可以在这个体系内进行，并得到这个人民战争体系的全力支援。
毛泽东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有自己的一套道行，他脑子里有一个人民“情结”，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毛泽东发展出了一套他自己称之为“人民战争”的作战理论。这套理论简单说就是建立一个包括军队和地方政权在内的动员体系，利用这个体系把根据地内的所有资源――人和物――都组织起来为战争服务，这就是人民战争体系。
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体系内，红军负责作战，而民众则负责对红军提供支援，同时还承担部分如侦察、传递情报等危险性较低的军事工作。一旦这个人民战争体系建立起来，红军在体系内作战时就能如鱼得水、进退自如。
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做过市场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过去的进剿中屡战屡败，很大原因就是忽视了对方有这样一个人民战争体系存在，在没有摧毁红军的这一套人民战争体系的情况下，就贸然一头扎入苏区作战，结果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而遭到惨败。
就那么一层窗户纸，明眼人一捅就破。针对红军进行作战的主要依靠（人民战争体系），国军就是要打破红军与这套体系的配合，令红军作战效能大大降低。所以，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剿方针。知道了红军的路数，一切都好办了！
所谓“三分军事”，既是保全自己的作战实力的前提下挤压红军的活动空间，具体方法是在进剿中，以碉堡作为部队联系和防护的支点，而不是猴急猴急地找红军决战；“七分政治”，指的就是在进攻中使用很大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人民战争体系，即在占领的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利用古老的保甲制度来限制人民战争体系，有力地分隔民众和红军的往来。
红军玩得最顺手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走的也是这一经。这是因为红军是打山地游击战发展起来的，身上就继承了游击队的特种作战特点，如擅长山地作战、野战、夜战等。灵活机动可以说是红军的专利！为发挥自身的特点，红军通常把战场选择在野外，通过不断的大范围运动寻找对手的破绽，一旦战机出现就迅速在局部集中压倒性兵力，对选中之敌进行围歼，而在战况不利时又能迅速撤退、脱离危险。总之，红军要是搅和上这一手，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李德的《中国纪事》提到在中央苏区里，他看到一个由地主民团固守的堡垒，红军攻不下这个堡垒，即使这个堡垒仅仅是由民团据守的，最后只能封锁了事。这位“爷”说的倒是实情，红军的弱点在于缺少重武器，因而攻坚能力很弱，国民党军只要退入堡垒内，就可基本上保证自己的安全。红军的几次大的失败，如第二次长沙之战、赣州之战等，都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采纳了国民党内的柳维垣、戴岳等人提出“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柳维垣、戴岳等人注意到了红军的攻坚弱点），方法简单说来就是用堡垒来进攻，国民党军进攻时每次只推进四至五里就停下来修筑堡垒；建好堡垒后，向前推进四至五里，又停下来修筑堡垒，如此在堡垒的掩护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红军看着堡垒是有能耐没地使，干着急没办法，最后把红军压缩进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进行决战。
为了让部下思想解放，在剿共中注入堡垒战法这份优良资产，蒋介石就像职业经理人一样大量开办培训班，并给各级军官人手一册《剿匪手本》资料，要各级指挥者细心研读。采用这套战法，其过程必然是漫长的，就要有在苏区扎下去的准备。蒋介石告诉部下，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打好这一仗，战争可能要持续三年，但红军是肯定再没有太平日子过了！他又打气说，若上下齐心合力，完全可以在半年内剿灭红军。
蒋介石的这套战法，既是政治战、军事战，也是消耗巨大的经济战，为此，蒋介石派宋子文出国活动，到处借钱，先后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借来了一亿多美元作“围剿”经费。1933 年9 月28 日，蒋介石集中了50万人，兵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国民党军占领了闽赣省府所在地黎川，拉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序幕。
1933年前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临时中央开始陆续迁入中央苏区，由于怀疑毛泽东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因而在32年的10月，临时中央将毛泽东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并随即掌握了中央苏区的最高权力，但由于博古本人不懂军事，因而严格说来，他只是掌握住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决策权，在军事上他仍要依靠毛泽东过去留下来的老班底，依靠这个老班底，中央红军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方局信心大增，脑子发热地制定了一个开拓中央苏区的庞大计划，开发项目预计扩张到整个江西省。按照这个计划，中央红军分为东方军和中央军，开始进行进攻作战。直到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开始，才匆忙终止了这一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到反“围剿”作战上来。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思想超前，提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他们认为这次反“围剿”应该改个路子，故此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1933年9月底，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夕，共产国际的军事代表李德到达苏区，这对博古来说真如雪中送炭，他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如此，李德就直接掌握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在博古的眼里，现在新人新气象，中央苏区的政治、军事决策权都掌握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手里了。
起初，李德仍想采用毛泽东过去常用的先诱敌深入，让对方进入苏区的人民战争体系内，然后伺机集中兵力围歼的老方法。10月上旬，红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在洵口与国民党军相遇，红军全力攻击，歼灭国民党军3个团，第五次反围剿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可惜啊！上面发生的好事不多，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国民党军在堡垒的掩护下进攻，步步为营，不管当面的红军是后退十里还是后退一百里，国民党军不跟你较劲，以不变应万变，每次都是只前进四到五里，然后就停下来修筑堡垒，决不多走一步。红军还真瞅不出这有什么邪门，国民党军吃饱了撑的，来咱这里搞土木工程！红军士兵轻蔑地称这种战术为“乌龟战术”，但就是这种“乌龟战术”，使红军诱敌深入的战法失灵了。
诱敌不深入，红军又不能绕着敌人的碉堡走，这事真有点犯难。李德转而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即集中兵力，快速打击离开堡垒的国民党军，开始略有成效，但多数情况国民党军队只在离堡垒四到五里的地方活动，在遭到打击时能很快回缩进堡垒，使红军的短促突击往往变成了对堡垒的攻坚，造成重大伤亡，短促突击也玩砸了，这种战法也不灵！
天上掉下一大馅饼给红军，就等红军出手捡了。1933年的11月20日，一个极好的机会出现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协定。这是一个浑水摸鱼、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绝好机会，红军可以出点力卖个好，援助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入闽，有可能把蒋蔡之战给整成旷日持久的战争，敌人的“围剿”就基本跟红军没什么事了，红军爱干啥干啥，这有多好啊！
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红军没有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当时博古等人一核计，这档子事从政治方面考虑，有点机会主义。拒绝援助第十九路军，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了。您说，这打仗不就是抓机会吗？您不机会主义，您讲原则，那不是活腻歪了找死吗！
“福建事变”发生后，与夸夸其谈的偶像派博古不同，讲求实力的蒋介石反应非常迅速。他从围剿军中抽出10多万人的兵力去镇压十九路军，暂时中止对中央苏区的进剿，对红军采取守势。蒋介石可不怕与十九路军单挑，对付小小的蔡廷锴，那是小菜一碟！他成竹在胸，指挥部队长驱直入，真可谓是外部打击和内部分化双管齐下，蔡廷锴的7万大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两个月搞掂“福建事变”，好似吃完一碟开胃菜，蒋介石咂咂嘴回过头来继续“围剿”红军了。
李德在坐失“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后，对蒋介石的堡垒进攻一筹莫展，这时候心里不可能不打鼓。无奈之下他居然也想采用堡垒战术，来个堡垒对堡垒。他也不看看红军的家底，能修筑什么样坚固的堡垒！在34年4月的广昌之战中，红军修筑了大量所谓的堡垒，试图用这些“山寨”堡垒来守住广昌。这些堡垒防护作用可怜，简直就是埋葬红军战士的坟墓，在使用飞机大炮攻击后，红军的堡垒连同红军战士全部被摧毁，国军收复广昌。
广昌之战后，碉堡象蜘蛛网一样遍布苏区周围，粘着红军让红军无法安生。李德坐以待毙地看着敌人在堡垒的掩护下步步逼近，自己却只有叹气的份，没其他辙，这军事顾问混得是特惨点了。到了34年的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得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一小块地区，人力物力均出现极度匮乏，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也就成了做梦娶媳妇的好事。
也有高人评点，即使到了这一时刻，如果实施毛泽东的方案，以一部分部队在苏区坚持，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调动敌人回援，粉碎敌人“围剿”。
D，这不大气的人啊，他越失败就越胆小！这毛泽东的方案让博古、李德等人听了肝儿颤，是真没有勇气实施这一方案，他们只想重新找窝。所以他们选择了红军全军连同大部分党政人员一起转移，进到贺龙的洪湖根据地后再重新建立苏区的这一比较稳妥的方案。1935年10月，红军开始转移。第五次反“围剿”至此结束，西迁（长征）从这时开始。
博古、李德的最大的败笔是对“福建事变”的应变处理上，他们来个按兵不动、不弄这事，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最佳时机。至于对毛泽东方案的拒绝，对博古、李德来说也主要是这方案令人感觉不爽。如果实施这一方案，需要部队离开苏区的人民战争体系作战，这需要军事统帅对部队的控制能力非常自信，这种机动作战需要指挥者有高度开拓性思维，而博古、李德自知不具有这一能力。
此次反“围剿”持续一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第五次反“围剿”是一场政治战、军事战，也是一场经济战，而人口不过三百万的中央苏区在被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其经济竟能支持红军作战长达13个月之久而不致崩溃，可见毛泽东对苏区经济的贡献。
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围剿”对红军的军事实力影响不大，红军只是从此对堡垒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并努力寻找克服堡垒战术的方法，做到以后破碉堡门儿清。
而蒋介石则玩命一样地喜欢上了碉堡，他以后很着迷用这招对付###。甭管什么事，就怕上瘾，一上瘾就着魔。蒋介石大概不清楚这次“围剿”是老天有眼，给他的对手配了一个李德军事顾问，两人无意中的“配合”成全了蒋介石的好事，这好事根本就不会有下次了，等下辈子吧！
附带提一笔，由于博古、李德二人的共产国际背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威望大大降低，中国共产党从此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党内代替空洞政治口号的是转而对本土派更加信任。打那以后，从苏联回国混饭的就真成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他们在党内再也无法形成气候。
毛泽东在西迁过程中利用红军的失败，尤其是红军在湘江战役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让红军的军事将领首先发难，在遵义提出清算军事失利的责任（暂时没算政治账），在自己老班底的支持下进入党内最高层。毛泽东此后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合则执行、不合则拖、一直拖到不了了之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他们独立思考和决策，从此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