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毛泽东选集》当中收录的第一篇以经济为主题的文章。在行文的文风和笔风上好像都和之前的几篇有所不同。干什么吆喝什么，毛泽东这个国家元首在政府里负责经济工作，他就必须搞活苏区的经济。
苏区的经济搞活了，毛泽东也就有了自己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起码大家知道毛泽东不是只会搞肃反，他干工作是踏实苦干的，为人也是本分的！如此方能重新赢回党内干部群众的赏识。所以毛主席在极其恶劣的政治条件下，考虑苏区经济建设怎么发展，有了经济建设作为基础，就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背着沉重的战争包袱，可以说苏区的经济一直是步履维艰。因为共产党是在打天下，所以支持战争的手段主要靠缴获（掠夺？），或是打土豪、分大户，真正搞生产、抓经济并非所长，可以说搞活苏区的经济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1932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
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
1931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 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真是没少费心伤神。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1933年2月26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
3月23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
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 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 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 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 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大家发现连国家元首都拿经济发展当回子事，都要想办法作生意，看来这事不简单！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毛泽东关于分析当时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文章，是他1933年10月在苏区查田运动时（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为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偏差，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依据。
毛泽东的基本做法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农村实际，并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分析农村阶级的客观依据。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情况，把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及工人（包括雇农在内）等五类。
严重的阶级分化在旧中国农村并非普遍，倒是贫富之差在乡村确实较为普遍。一些生活贫困者难免生出平均主义的念头，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与党对农村社会阶级严重分化的基本分析很轻易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改革的真正动力恰恰来源于贫雇农对均分土地的欲求，而依靠土地革命可以满足这一欲求。于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开展土改以至建立政权也就成了土地革命的首选。
土地革命初期，农民对于阶级划分是不自觉的，只是在各级苏维埃及红军工作队不断动员与组织下才逐步熟悉到开展阶级斗争的益处。土地革命中，发动群众熟悉地主的罪恶及找出阶级差别的现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是土地改革的前提。
苏区的阶级划分代替了千百年的儒家社会标准，也激发了一些贫雇农的平均主义要求。定阶级是没收财产的基础。只有确定了某人的地主阶级身份，对其财产的占有才能成为合法，“抽肥补瘦”、“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土改目标才能实现。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是推动土地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社会效应。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划分“阶级”的方法，存在着一个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背离的问题。阶级观念被灌输到普通农民的头脑中去，有关“阶级”的概念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进一步印证这种背离。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主观塑造，毛泽东塑造“阶级”概念的动机何在？阶级划分导致的乡村分裂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这种分裂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它打破了千百年儒家文化的根基，一旦开始摧毁旧秩序，创立新秩序的进程便迅速推进，这是一种激烈的新型意识形态，与西方马克思的根本不同。
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的地、富约占有土地的70%－80%（判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将“公田”也简单归到了地主名下），此后这一结论（这个看法从未受到质疑！）便在党内延续下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注释：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 教、道教、天主教、###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
中国共产党的壮大靠得不单单是因土改而获得的农民支援，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农村基层进行权力渗透，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土地改革中延续了阶级斗争的方式，甚至是主观塑造一种“阶级”概念，同样出于建构自身农村统治合法性的考虑。
在此基础上，农村也成为两种阶级对立的社会，两大阵营的出现显现着农村社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社会的形成及敌对阵营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进入合法农村社会成为了可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中的人们，其成份并非永久固定的，重划阶级的事是经常会发生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因一时的不慎而滑入阶级敌人的行列。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敌对阶级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政权的合法化建构，如何确定一个专政对象抑或是划分阶级敌人便成了首要的任务。1930年代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即强调了它的阶级属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把握政权的治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有位政治家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明确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而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恰恰是一个确定敌我的过程！阶级划分的结果造就了一个可以统治的敌对阶级。阶级划分的主观性又可以使这样的阶级可以不断被塑造出来。这里，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得到了初步建构，还可以在“阶级”的概念下通过不断强化阶级斗争，使这种合法性得到持久维持。
《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文章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算是点到了穴位上，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提到“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
可见，毛泽东是想营造搞经济建设的氛围。在这里，他是真动脑子想招了！甚至不怕鼓励搞私人经济。我们往往会认为在苏区的“左”倾思潮下，毛泽东是会反对私人经济的，应该是搞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误解。毛泽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绝对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当需要生存下去时，他是可以号召你搞特色的，只要生意红火就行，当然是在号召一种真正对百姓有益的私人经济。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泽东同志对群众利益讲得很具体，要求很明确。
当时正值毛泽东自己受到政治打击时，他开始反省工作方法的问题了，他认识到好人缘的重要性了！毛泽东将关心群众生活、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提升到革命能否胜利的高度。他在担心苏区“左”的路线导致根据地发展的谢幕，造成红色政权退出历史舞台。
毛泽东谆谆告诫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最重要的是“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盐、米、房子、衣、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在苏区“革命理论家”的眼中都是“小事”，但毛泽东觉得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一定要办好。这一点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政治风范！毛泽东后来把这种思想弘扬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意识形态：为人民服务！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