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在一个地方出现两个并行的权利机构，这对毛泽东是一个警示信号。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二者的政策导向会不会矛盾呢？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 到中央苏区后解决了这个矛盾。
任弼时等人在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 “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曾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针对毛泽东的“左”倾文化年开幕了！1931年8月30日中央指示信虽然肯定了中央苏区所取得的成绩，但严厉指责中央苏区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分配土地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问题以及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展思想斗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信中对中央苏区今后工作的指示和“赣南会议”的基调，意味着“左”倾势力对毛泽东的“投资”力度加大，这回毛泽东在党内可真要歇菜了！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
一、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
二、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
三、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
四、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王明对毛泽东这一顿拍砖，令党内惯于见风使舵的人有了主心骨，不再犯“晕”，他们现在总算找到北了。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
提议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即“赣南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后为临时中央），会上，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指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毛泽东管理中央苏区的方法是“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党国”概念的余毒。
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会议由项英主持。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一苏大会”召开以后，中革军委正式成立，并于1931年11月 25日发布《通令》，宣布“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使毛泽东失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
毛泽东做了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大权旁落。不过，毛泽东还是强作欢颜去叶坪走马上任了，他带着贺子珍来到给他预备的主席官邸推门而入，放眼望去只有破箩筐数只，这国家元首也真够“山寨”的了！毛主席心中酸楚，他总算领教势力眼是如何了。
193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央苏区的VIP。1932年1月7日，周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纠正了毛泽东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没有点名毛泽东，也没有追究个人责任，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他们无论在政治理论水平还是军事水平方面好像都急于有所表现。在苏区“左”倾嘉年华的气氛中，1932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李立三下台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王明无法容忍毛泽东，也就是因为毛泽东有自己全盘的一套，根本无法改变和控制他。所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哎，党内、军内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出现审美疲劳了！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
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1932年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
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会议上基本没有他的粉丝，他知道情况不妙！所以毛泽东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
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会议由周恩来回来主持。
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这次主要是他带头PK毛泽东，所以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言外之意是：就这小农思想，怎能做大做强？
接着，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其实毛泽东的拥兵自重在党内让许多干部议论，这是他上井冈山后的一贯作风，也是他在党内斗争得以生存的根本。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自己的军队，共产国际派的委员们不会整肃他，因为这样的毛泽东根本就无足轻重，他还能算哪根葱啊？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想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他只是希望可以控制一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分量，他明白失去毛泽东的支持，是无法真正掌控红一方面军的。
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或许本来就认为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这真是一针见血，他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因为毛泽东的政治势力来自于“山沟”，是中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中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他的正确性不是由共产国际的组织来裁判，而是由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证明！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哈哈，这真有点好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存在鸿沟的看法，只不过是倒过来重视农村，忽视城市而已。
项英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也就是个马列主义“赝品”。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这话已经很通俗了：毛泽东这招牌应该退市了！
项英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自己这一回是陷入了“十面埋伏”，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
次日，会议接着开。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自己表态。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毛泽东想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就像电影《无间道》里说句著名台词“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而后拂袖而去酷一把。毛泽东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他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似乎走到这一步周恩来又想哥们义气，来个关键时刻拉一把。
项英可不想来个“朝朝误妾期”，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用现在话说就是大家来“顶”一把！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
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咳，宁都会议这笔帐在党内、军内算了几十年，当年投票反对毛泽东的人，后来个个在党内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刘伯承就是个典型。有句电影台词说得好：别看你现在跳的欢，小心秋后拉清单！
毛泽东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
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过起了mild生活，生活写意、悠闲。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 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
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
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
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 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在这之前，毛主席一直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党内的事情一向没人说得清楚，咱也弄不明白，不敢妄评。我相信有这一番际遇，谁也无法阻挡毛主席纵横江湖了，他的执教水平已是更上一层楼，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提高了他的人格和气度。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