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就说明了解决党内冲突主要是靠行使权利，而不是靠民主；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多数”，往往是非自愿的人为（表决前通气）的假多数，是一个假象。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由于权利的获得没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或法理依据），所以党内的经常性斗争和清洗是一种规律的表现，绝非偶然！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段话未免有些残酷，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所以对二人是罚是杀皆宜。
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尖锐。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句话叫：“没有压力不出油”，王佐、袁文才就是这种压迫下的产品。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此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 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那年头，需要花花肠子绞尽脑汁的事太多了！
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有劣根性，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
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边界特委无力对付。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彭德怀信以为真，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红五军四纵队去永新县城顺利完成特委任务，击毙王佐、袁文才。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被特委改编为湘赣独立团。
王佐、袁文才二人是死于红五军彭德怀的枪下，所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专门谈及此事：“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1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
其实，王佐、袁文才二人的命运在红四军下山时就已成定局，二人在红军的命运是注定难逃此劫的。毛泽东留彭德怀守山，在即将分手时与彭德怀深谈过袁文才。有了彭德怀的加盟，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对自己的团队进行洗牌了。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是这样描述毛泽东当时的打算的：“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这段回忆由于是在毛泽东当权时写的，应该不会有假。
也正是有毛泽东此前的交底，彭德怀才会敢于命令红五军四纵队去永新县城，对红四军三十二团此二人（团领导）狠下杀手。这一课真是上得残忍而又生动，使彭德怀避免了在之后的“富田事变”中站错队。下面我们就看看毛泽东辣手整治赣西南的反对势力，体会一下毛泽东的游戏规则。
1929年，朱、毛红四军到达东固，与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东固会师后，赣西南负责人并不买账红四军前委的权威，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指由毛泽东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弄到这份上，赣西南开始了正邪交错、神鬼同行的世界。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
李文林主持召开的“二全会”敢于与毛泽东一争高下，他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刘士奇（拥护毛泽东的主张）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太不给毛书记面子了，可以说是直接向毛泽东下战书，毛泽东是不怕挑战的！他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成员，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
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叫板，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泽东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书记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 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930 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1930年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江西省“行委”（立三路线时各省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明确指示：“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戳。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中的几名常委级领导人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李韶九是一个酷刑发烧友，他到富田自然会上演一出好戏。现在，毛泽东为红军的肃反开始写下沉重的一笔：李韶九终于引爆了红二十军的反抗情绪，这就是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主要表现为：红二十军部分官兵针对肃反组织的兵变。兵变的三个“关键点”，一是救人；二是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三是通过制造假信的方式挑动制造红军内讧。
1930年12月7日下午3点，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富田，他这回可露脸了。李韶九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熬不过酷刑，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
此时，总前委也根据犯人供出的新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1930年12月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他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
1930年12月9日，李韶九正要动身，敌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李韶九率兵押解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从富田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着手在红二十军内搜抓“AB团分子”。
先是刘敌，他一到军部即被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早相识且知道李的为人，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落，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搭帮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吧、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吧、军长总不是AB团吧，我总以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被老乡的这顿米汤一灌，觉得他已经被收服了，就放过了他。
侥幸脱险的刘敌回到营部，向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一名张学贻）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让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余人。此时，陈正人未归，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
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搏同情，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并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以原172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5日夜晚，为使由自己发动的富田事变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处理，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反毛泽东的宣传，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 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 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这种观点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四、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五、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
六、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他们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公开信》努力洗刷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罪责：“总之凡是赣西南干部，只要能发表些意见的，便说他们是AB 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在好一点不明白呢？痛心啊，我们真痛心！”……“阴谋家现在还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继续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同时大造谣言说，中央派来的易尔士同志被杀了，AB团暴动了，你们相信吗？”
此后，红二十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更大的“坏事”，即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于是，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小阴谋，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其信说，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泽东
彭德怀收到信后，迅速识破了对方的伎俩。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泽东，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彭德怀和滕代远还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
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这个蹩脚的离间计，使之成为得不到实质性同情的原因。在敌人“围剿”的情况下，这一“卑鄙”手段是“资敌”之举，也让毛泽东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
有资料说，平叛行动遭到了朱德的抵制，他拒绝签署这种红军打红军的命令。但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坚决的。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总前委发出《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
毛泽东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他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富田事变的布告。我们可以从这篇严厉的檄文感受到毛泽东的怒火。布告写道：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现在只能自己安排节目打发时光了，他们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项英的和平解决策略很有水平。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比较冷静，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1931年1月16日作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与毛泽东的“严打”方针完全不同。
这一决议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但还同时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该决议虽然把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却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也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1931年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当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二十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二十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
项英通知红二十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二十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段良弼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检讨自己错误时，正值四中全会刚刚结束，李立三下台，王明进入中央领导。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王明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而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应该受到打击。
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他于1931年2月23日做出表态，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称：“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 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
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共产国际的态度至关重要。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紧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对这一事变作出了“反革命活动”的定性，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对于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月17日，任弼时一行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塘村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意见。
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 ”，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就像崔健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遵照项英指示，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对话和和解方案被否决，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向青塘村（一说黄陂）走来，一行刚走进青塘村，立即被一网打尽。
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一并处死。
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的组织。1931年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中央“三人团”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李韶九换了手气，他又重获重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开始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更大规模的错杀开始了。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同时负责指挥红二十军的河东红军总指挥兼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等人奉命，下令在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会议，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捆绑起来，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李明瑞本人在1931年10月，也不幸被打成所谓“改组派”被处决）。
不久，红二十军这些指战员全部遇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需要说明的是，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系六届四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在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 曾炳春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令人发指的是：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后人可能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边是棒杀、一边是口号的那种惨烈。
邓小平对富田事变曾有过的观点：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富田事变时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
邓小平进而明确指出：“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仅看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批评了总前委的错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观点，实际就已表明了富田事变的起因与性质。
杀！这是建立权威的狠招。在“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的号召下，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
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希望有一个勇敢者站出来，他能够首先“吃螃蟹”，制止这一切。这个勇敢的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周恩来。
1931 年8 月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 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 团”。周恩来的这封信对毛泽东的政治命运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1年12月底，周恩?到达赣南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周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 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被称为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虽然之后倒了灶，但江西中央苏区发生在1930、1931年的大规模肃AB团的运动，对各大苏区产生了示范或传染作用。继与富田事变相关的江西大肃反之后，其他苏区的肃反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跟着倒霉，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使红二军团的兵员锐减到三千。要命的是，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后来的事就别提了，红二军团把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
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想它！
曲折前进的历史车轮，在扫荡一切反动势力之时，也总难以避免同时会碾碎前进道路两旁的一些无辜者，甚至会碾碎一些本来就深深地衷心地拥护社会进步的革命者。这种为历史前进所付出的悲剧性代价，常常使后人掩卷叹息倍觉伤感。然而，纵观人类进步的全部历史，似乎这又是一种无法根除的弊端，是历史前进中的一种无奈。
人们能够做的事，除了在前进中尽量避免此类伤害无辜者的事少发生之外，也许还应该做的，就是在事后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予以各种形式的补偿，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后人不再有叹息与伤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