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部分写的政治思想究竟是什么？并且他想将什么理念贯彻到红军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红四军前委直到九大即“古田会议”才使得毛泽东的治军方式（思想上、组织上）得以确认，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党建立于军队，是在军事工作当中逐步清楚地认识到，军事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的途径或者手段。所以毛泽东下决心整顿红四军的党内混乱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系统理论。
如果红军只是一味为了军事目标而进行攻城略地的战争，那么毫无疑问就会被人看作是军阀，毛泽东要给红军打上无产阶级军队的标志，红军就必须具有强烈的宗旨。 毛泽东明白他的战争是为了传播政治影响而进行的，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红军要解决民众真实的需求，只有让民众知道“为什么做”、“怎么做”上有了很好的行为标准，打下了地盘才会民心永久，这就是政治上的所谓“赤化”。
在军队的组织和决策上，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认为“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毛泽东明白，在一个团队当中只有充分发挥各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带动团队的积极性。而毛泽东认为，一个团队连绝对的权威尚没有建立的话，那么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无法控制的、没有明确目标的。
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担心党的政治决策受到影响。在红军当中，党的全面领导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时红军普遍把党的作用认为是与士兵“沟通”，即应该是双向的才能是有效的发挥党的作用，也就是组织政治宣传，为军事目的提供服务，如此才能使队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并能够更好地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军队中的党支部就是要很好地完成这一点。毛泽东要理顺这个关系，改变这个观点，所以毛泽东取消了士兵委员会，重新成立政治部。
由于毛泽东建党和建军是同时发展的，故此他必须理顺党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党与军队的关系。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党的政治工作交给红军去完成，要求红军摆脱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军事、政治二者不是对立的，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不能军事领导政治，其实这正是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焦点所在。
所以他在文章中宣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 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然后，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军队建立的党应该是什么组织路线，“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注意：毛泽东的党内民主前提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在军队中党的机构独立于军队指挥机构，并高于同级军队指挥机构（或同级军事主官）。这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党团组织自然带有明显的军队印记，党内的民主肯定是极低限度的，这是战争环境决定的。不幸的是，这个特点最后发展至社会各个层面。
毛泽东本人对于党内的自我批评一直是很注重的，他认为如此就可以达到完善党内民主。所以他在文章里特意提到这一点：“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并且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难把握：“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纠正方法在后来的实践证明，根本就是空话，完全没有制度上的真正约束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在党内也流于形式，甚至变相为整人的工具。
毛泽东再次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章里强调了如何执行他的农村根据地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看来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红军等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艰苦的思想改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打造一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真非一日之功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后用‘一部分同志’这个名词代替）。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首先提出自己设想的形势发展：“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 就会明白……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 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段话毛泽东也是在论证自己路线的正确，摆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是有客观依据的，毛泽东想说明中国革命是一个缓慢积累力量的过程，是一个树立信仰、建立政权的社会改造过程，他既是在教育团队成员，也是以此为红四军打气鼓劲。
毛泽东对中央“二月来信”十分反感，在红四军内部进行了抵制。在此他向自己的爱将表达了这种不满：“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毛泽东为了稳定追随者的信心，甚至将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的内容告诉林彪。“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后一段话的用意很明显，是在指责呆在上海租界的中央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毛泽东进一步将自己的看法和与中央的争论告诉林彪：“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
其实这封信除了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远见之外，在另一面印证了毛泽东在党内与林彪的政治盟友关系和师生关系（在信中指导林彪如何分析判断形势），这确实非同一般。当然，信的结尾非常出彩，成为以后表达乐观革命精神的警句名言！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