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对革命未来的乐观情绪，一种快乐的希望。他认为争论革命的“高潮”和“低潮”是没有意义的，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地转化，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简单道理。中国革命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斗争中壮大自己，削弱对手。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切实做革命的艰苦发展工作，争取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所部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的过程中，红四军虽然损失惨重，困难重重，但毛泽东从未放弃希望，实际上他是一个思想比较超前的人，他对形势的预期是：中国的军阀大战不久就会爆发，这将会给红军的发展带来机遇。中国共产党如果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适时的斗争策略，红军就会在全国有一个大的发展。现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必要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只需要有再坚持一下的勇气和决心，曙光将会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身边的同事都对此深表怀疑，但事态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军阀混战果真爆发了！
1929年至1930年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都发展壮大得很快，并分别组建成一、三军团，最后合并为红一方面军。这支红军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最强大的红军，也称为“中央红军”。由于红一方面军在党史和军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她的发展壮大和组建过程。
先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讲起。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坚守者们面对湘赣敌军“会剿”的严峻形势，朱德提议撤出井冈山另谋发展，毛泽东并不反对朱德坚定的态度，竟然也改变了以往守山的念头，提出一个红四军应该下山的理由，即所谓“外线出击，配合内线作战”。可红四军秘密下山后，并没有在井冈山周边出击，而是这一去就杳如黄鹤，音信皆无。
彭德怀以七百人的兵力死战二万多人的敌军，苦守三天，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被突破，敌人主力显然没有被红四军的“外线出击”吸引走，这仗打成了内线苦战配合外线撤离，彭德怀第一次尝到了被人“黑”的滋味！他已经错过了灵活机动的好时机，不能再傻等别人吹的“集结号”了！要想活命只有拼死突围。彭德怀率部走野兽爬行的小道，攀爬一天一晚，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三天后彭德怀率部（红五军残部）冲出第三层包围圈。
这次事件对彭德怀来说，感觉一定是非常苦涩难言的！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这可以从《彭德怀自述》中对事件的评价隐约看出端倪：“可是这件事，在1969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莫一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呀！”
在40年后，彭德怀对有人指责自己当年舍身护主的行为怨愤不已，甚至恨恨地发出诅咒，可想当年此事在他心灵中造成的伤害！在1929年4月红四、五军二次会师于瑞金城后，毛泽东心怀歉意地表示“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彭德怀自述》），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率部独自离去，以及这将给守山的彭德怀造成何种后果是心知肚明的。老彭遭此一劫还能不弃不离，紧紧相随，算得上是忠肝义胆！OK! 此人考试通过，可以担当大任、共谋天下！
二次会师于瑞金城时，红五军由三百人又发展到七八百人。彭德怀在与毛泽东进行深入的密谈后，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反对中央的二月来信。“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彭德怀自述》）在此之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率部回去收复井冈山。在四军前委批准后，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区发展。
红四军、红五军的分别发展，很快就各打出一片天地，队伍发展壮大很快。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正规军团，全军进行整编。红四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五军整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一、三军团形成红军主力，有三万余人。毛泽东、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分别担任一、三军团的前委书记，二人在党内平级。
红三军团在六月抵制了中央攻打武昌的计划，但在七月打下岳州（岳阳），八月初攻下长沙。红三军团的战果令中央一阵狂喜，严令红一军团抓紧“打南昌、取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千万不能此时掉链子。如果此战成功拿下南昌，则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可进攻首都南京；如此一来，夺取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从中央到各路红军都是一片躁动。李立三马上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要求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要求苏联直接出兵支援中国革命。李立三就是要搞几个大项目给斯大林看看，他认为现在只要再鼓一把劲，他开发的项目就成功在望了。嘿嘿！泡沫就是这样吹大的！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在浏阳东北的永和市第三次与接应的红一军团会师。8月23日，在一、三军团的前委联席会议上，彭德怀代表红三军团提议成立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这可是应该由中央考虑拍板的事哟），老彭越权?，也许他可能太想扶自己的大哥上马啦！结果可想而知，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联席会议决定二次攻打长沙。朱德在会议上表示反对，他的想法很务实，担心以现时红军的装备打阵地战，会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没有表态，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语出惊人，豪气万千：“……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并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即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也是赞成打长沙的。
会后，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对打下长沙是充满信心的，并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信中说：“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但红一方面军显然不具备这个攻坚能力，围攻长沙十六日，无法突破长沙外围阵地。这时毛泽东明白朱德当初的担心是对的，红军尚不具备攻打大、中城市的实力。他和朱德商量，借口敌援军已到湘潭，应该先打援军，后攻长沙。总前委命令全军撤离长沙外围，在浏阳、株洲一带伺机而动，红一方面军二攻长沙无功而返。
毛泽东为了带领一、三军团回江西根据地，表示应该按中央指示准备打南昌、九江，但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夺取南昌、九江；第一步首先必须拿下吉安、峡江等县城，然后向南昌推进。其实打南昌只是个幌子，当10月5日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真正完成了第一步目标后，毛泽东深入做通一、三军团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终于取消了打南昌的计划。
10月17日，在峡江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除总前委委员外，还有红一、三军团各军的军长、政委，以及江西省的党政负责人。会议开了一夜，对未来发展的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来自不同山头的队伍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各有盘算，红三军团的干部提出两军分开发展。事情摆明了是红三军团内部并不认同毛泽东、朱德的指挥权，并且想回自己的地头发展。对此朱、毛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这个总前委是双方自愿组建的，尚无中央的尚方宝剑。事已至此，只有看彭德怀如何表态了，他的态度决定事态的最后发展。彭德怀胸怀大局，表示红一、三军团不可分开，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要以朱、毛为旗帜。红三军团内部看自己主帅意志已决，不敢再另有主张。
峡江会议的另一争论，主要发生在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毛泽东是不会在当时的形势下（军阀大战已停止）再攻打大、中城市的，虽然他不敢明确和中央的政策唱反调，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不会为蛊惑人心的革命口号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何况他这个总前委书记根本就不买江西行委的账。李文林（省行委书记）徒劳地想要毛泽东在江西按自己的打算行事，继续准备打南昌、九江。李文林以为自己在赣南苦心发展多年，他在江西的政治威望和组织力量是可以与毛泽东对抗的，无疑这是十分不明智的。毛泽东的政治辣手很快就会扫平江西地方反对势力，李文林是在自掘坟墓。红军的清洗即将开始，而中央的内斗大戏已是徐徐拉开大幕。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党内开始清算李立三的政策，李立三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得以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在之前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个月整过周恩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粗暴地想把周恩来调出中央。
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对李立三算是保持善意的，他显然不想在党内搞什么过火的路线斗争（这是他的###风格），对共产国际说得过去就算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干革命谁敢担保永远正确呀？就算摔一大跟头，也得给人爬起身的机会啊，这样做人才厚道。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位领导人相互忍让，不给其他派别可乘之机，组成了一个良好的团队。他们心照不宣的目的，就是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瞿秋白没有过多谴责李立三，只是把李立三的错误视为战略失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信基本认可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李立三不是犯路线错误，来信说：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少山）发表了著名的《少山报告》，给会议定了调，基本平息了党内的左倾躁动，端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在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在党内做进一步的修复工作时，风云突变，共产国际跟他们二人翻脸了。
起因还是发生在李立三身上，李大炮在以前鼓吹全国暴动时，有些宣传不合共产国际的谱，竟然忘乎所以地宣称：“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等。这些话不知怎么终于传到苏联人耳朵里了，共产国际现在知道了这一切，他们雷霆大发，决定“给这种###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这回可真是：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呃！
共产国际生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开完以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派系斗争时，反对米夫的宠儿王明一派，得罪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1930年春，瞿秋白被撤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但瞿秋白回国以后，事态的发展并不是按共产国际预期的那样。相反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让其名字列在自己的前面（大智慧啊！），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让瞿秋白主持会议（实际周恩来负责），作会议结论；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把瞿秋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使共产国际完全无法接受！
于是，共产国际开始考虑安排中国党的内部领导问题。苏联人现在知道中国人对待洋人的批评，是有着天生团结一致的本能的。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按照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共产国际10月23日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这就是立三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1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矛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直接批判瞿秋白，发言的7名委员毫无例外地一致指责瞿秋白“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看来共产国际是铁了心要彻底改组中国党的领导了，正在上海倒霉的王明事先收到风了（莫斯科回来的陈昌浩透了信），他及时抓住了这次机会，发起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党内斗争。
当时王明不想上路去苏区，他只有留在上海才能得到米夫的关照，才能在党内有所作为。王明抓紧时机写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批判中央和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王明的背景和政治观点造成了一部分人与中央的对立，党内上下闹哄哄地开始另一种躁动，王明甚至用轻狂的口吻宣称：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王明为米夫来上海改组中央做好了前期准备，只等偏心眼的米夫主导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确定自己在党内的名分。
王明回国是在1929年3月，他回到上海以后在党内发展的并不顺利。开始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1929年11月12日，这只“海龟”在上海英租界被当局抓了，上海共产国际的代表破费了大笔的银子行贿，直到1930年2月18日才把他捞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他党内警告处分，因为他“缺乏政治警惕性并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纪律。”
令周恩来没料到的是，这个“海归”能量如此之大，出狱不到一年竟然在党内跟自己叫板，向瞿秋白、李立三等党的中央领导抡板砖。真是看走眼了，原以为碰上一小混混，结果是一政治大鳄。周恩来在党内对王明的宗派活动发起反击，他在1930年11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定调：王明等人“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可是在1930年12月10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来到上海，这裁判就是来中国吹“黑哨”的，他支持王明要求改组中央，紧急开四中全会的主张。
周恩来、瞿秋白也没辙了，决定联合向共产国际摊牌。他们提出辞职并退出中央：咳！咱们水平低，不解风情，不敢跟您掺和。这政治局常委您爱是谁就是谁，咱拍屁股走人总可以吧！
按说，道行不深，功夫不精，下课也很正常。可这也不行！米夫决定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嘿嘿！真是不好意思啦，瞿秋白请便，我们没兴趣跟你玩。但您周恩来留步！
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表示：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话说穿了，就是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此人非同一般、不可不用。米夫相信周恩来会支持王明接管党的领导权，这也是赦免周恩来在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条件。
米夫越俎代庖地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最后选出的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在米夫的坚持下，又增补王明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唯一的一次双数个常委。
这里顺便提提，主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官衔：王明兼江苏省委书记，张闻天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秦邦宪为共青团领导人，陈昌浩到鄂豫皖红军任政委，夏曦到洪湖贺龙的部队任中央代表。
王明主导的中央工作很快就干出了大成绩，他在中国放了一个政治卫星给共产国际看，那就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共产党国家。1931年11月7日（苏联革命纪念日），在江西苏区瑞金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国家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毛主席的桂冠伴其终身，成为一个政治专有名词。不过毛泽东并没有被打造成共产党的政治明星，反而很快就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实权，随后几年他无事可做，几乎成了一个下岗农民！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