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图就一直模糊不清，不是被定义为“左”就是被批判为“右”，界定的标准完全因裁判而异。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优秀的各级运动员数不胜数，他们不是输在对手（敌人）身上，而是栽在自己团队手里，栽在自己团队变幻莫测的游戏规则上。中国革命的长河表面看上去波光粼粼金碧辉煌，您在里面游过才会知道这水有多深、有多黑。干革命的人到头来大都明白了一件事：跟淹死在河里的人比，自己能游上岸真是前世修得福分啊！
先从首任掌门人陈独秀说起。这位北大陈教授可以说是个革命老战士了，发生在中国早期的激进文化运动都有他的领导和推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使其名号响彻大江南北，在当时，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无出其右者。陈独秀在苏联支持下，发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可谓功不可没，算得上开山鼻祖第一人。
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日文版的原著，虽然简单易懂，但不是很系统。由于是学习的没有受到列宁、斯大林等修改的原著，所以他们认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宪政理念，即无产阶级政权是通过多党竞争选举取得；只有在特别情况时（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镇压）才会进行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者的抗暴权）。所以陈独秀不希望与国民党决裂，不赞成搞武装暴动，更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为苏联利益服务。
列宁夺取俄国革命领导权的方式就是：首先推翻（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分化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大哥）转变为苏联共产党，下一步武力决定存在，通过清洗孟什维克（小弟）完成党内思想统一，然后在取得政权以后继续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专制）。在列宁手上，马克思所谓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开了共产党内血腥镇压异己的先河，也就形成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游戏规则。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和陈独秀的倒台，共产国际开始把影响力从国民党身上全部投注到培植共产党身上，中国革命逐步失去其自主性。土地革命刚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路线制定上摇摆不定，党内派系争斗不断，造成内部意见难以统一，根本提不出符合中国革命实情的路线图，革命道路变得前途迷茫，一切都在探索中。
接替总书记职位的瞿秋白急于扭转被动的革命局面，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城市革命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仍然代表了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探索和尝试。由于起义的失败，在1928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被撤职，罪名是“左倾盲动主义”，用现在话讲就是：没看清形势就两眼一抹黑地拼命，是鲁莽幼稚病！这就是规则，任何苏联革命经典以外的探索，如果失利，就在党内跟你算政治总账，算得你脖子凉飕飕的。这个规则让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党内斗争，即争夺党的领导权的一种残酷手段。
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另一个规则是，在党内反知识分子，尤其是要反在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大会报告中就荒唐地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不能当领袖，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布哈林的高论和指示令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党的领导层少数几个工人之一）当选为总书记，斯大林认为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
向忠发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根本没有想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上海的舞厅和妓院里。看得出这位工人干部实际上思想能力和组织能力都不行，反而露骨地喜好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苏联人之所以看中他，是因为他会让中国革命为世界共产主义（苏联的外交政策）去服务。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王明、李立三就是读懂了这一条，才可以在党内迅速树立影响，他们靠共产国际的招牌演戏，导演了中国革命的左倾路线。
向忠发的不称职在党内留下了权力真空，使周恩来、项英、李立三成为中共六大以后中国革命路线图的真正制定者。李立三在党内是有名的“大炮”（同事送的绰号），意思是声音大而又难中靶。他对革命充满激情和浪漫，就是缺少实际，但苏联人喜欢他；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时，斯大林三次会见他（可见对他有多着迷），他成为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不久补为政治局常委，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
“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造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这是斯大林在六大会议前与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的谈话，王明做翻译。
斯大林这次给中国革命“指引方向”的谈话，成为中###内“莫斯科派”（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路线出发点，他们都希望“打下几个城市”给斯大林看看，左倾路线的根源或许在此。斯大林无疑是希望，中国红军显示的力量能增加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谈判筹码，对中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不敢和英、美、日等国走得太近，敌视苏联。因为当时中国东北、内蒙存在强烈反苏情绪。
1927年下半年，苏联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苏日两国抛开中国，秘密制定危害中国主权的协定，这是一个极端蔑视中国，露骨出卖中国权益的恶劣表现，所以令中苏边境趋于紧张。
当时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了高潮，反而认为是处于低潮，这从他与李立三的对话可以证明。
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回答：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但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他的农村根据地路线也获得莫斯科的认可（虽然并不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当然，毛泽东的艺术说法也起了作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解释是：在革命低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打前站！
因为莫斯科也清楚，要建立中国的红军，主要还得靠吸收中国的农民和改造雇佣军（或俘虏），中国的工人阶级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共六大，按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要无产阶级化，提出了逐步净化红军队伍的设想，尤其是对参加红军的土匪（袁文才、王佐因此毙命）。这是一个可怕的规定，导致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红军的多次清洗。
而毛泽东对革命队伍建设的设想是：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联盟），根据革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需要来确定队伍成份。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个游戏规则比共产国际的高明好多，是深谋远虑的做法。统一战线可以针对特定的（共同的）敌人，吸收各种想法的人一起玩游戏，领导权在我手上，怎么玩由我决定。就是嘛，独食难肥，生意要大家做才对呀。再说啦，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
中共六大之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一直判断不准，无谓地对革命“高潮”、“低潮”争论不休，路线制定自然也摇摆不定。这可以从1929年2月7日的“中央二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清楚看明，这封信（周恩来起草）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是“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说老实话，这听起来真还有点散伙回家的味道。尤其奇怪的是，信中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这一点引起了很多历史猜想。
随着军阀内战（蒋、桂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大爆发，红军发展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中央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明确做出结论“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要求各地红军开始集结。重要变化发生于1929年12月，这个月8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调子突然提高，要求发动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重大行动。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的原因就是打蛇随棍上，共同围剿中国反动派。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判断错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对事件的宣传内容上，帮腔入侵中国的苏联，提出了当时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行动方针。
第一步，先来一个口水大战，对中东路的主权归属问题，提出："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有力的根据地"等等。
再一步，把事件分析得有点过头，类似现在的新闻炒作。对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上纲上线，把水搅浑。把事件看作是帝国主义反苏行动的一部分，做出了"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错误结论。
第三步，脑子不好使，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单纯服从苏联的需要，提出了令中国人糊涂的："武装保卫苏联"，"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 等口号。
最后一步，在行动上再加点“彩”，决定武装保卫苏联（用的着吗？）。认为"现在的形势，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具体的行动是：组织学生、工人、店员、士兵的示威、罢工、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阶级对苏联的进攻"，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事态的发展完全与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和判断相反，1929年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订，其主要内容为：两国息争；苏军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7月10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
《伯力协定》签订后，中苏边境日趋安定，政治空气和缓，东北当局和苏联方面为执行这一协定作了积极工作。这一档子事风平浪静了，反而是反动派大团结。大家达成共识：“攘外必先安内”，共同对付“家贼”！中国共产党在军阀大战中获得的实际好处，经过共产国际的几番折腾后，所有一切逐步付诸东流。嘿！好不容易摸得的好牌，就这样被人家半路截和了。肉烂在锅里，又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就是，将中共变为苏联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政治工具，党内不服从这一路线目标的则予以清除。这就是为什么左倾路线从开始就带有强烈宗派色彩的原因，它是代表苏联利益的党内政治集团，类似毛泽东这类的民族主义者（“红皮萝卜”）是注定会受到政治上的蔑视和打击的。
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内斗争，其实主要就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与共产国际的角力过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政、军干部的使用上，对从苏联培训和学习回国的人，都心存疑虑的根源。毛泽东对党内那些“言必出马列，行必言苏联”的人极为反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以及随后苏联解散共产国际，中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毛泽东的游戏规则（组织路线）在党内全面确立，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不可动摇。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