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团队的骨干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和陈毅。这其中，彭德怀是毛泽东意志坚定的执行者（心、性相通，义气相投，又是同乡），林彪是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毛泽东是他的指路人），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真领悟者，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维哲学和革命精神的实质；朱德、陈毅二人则是在团结、斗争的磨合中结合到团队的（二人更趋向接受中央军委周恩来的领导）。
毛泽东团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集体领导。这就是说：思想最后要一致，但不可以束缚新思想、活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结构；集体出谋划策，但不可政出多门，最终只能领袖决策；对党外只有一个声音发出，决策责任集体承担，胜利光环只归一人。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讲：“……你不要想做大英雄！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大英雄！你、我都不行……”可谓一语道出问题实质！反之，朱德的叹息：“……这哪还看得出我们是在一口锅吃过饭的呦！”就显得糊涂不智喽！这话不是昏话连篇摆乌龙吗？哈哈，谁精明、谁宽厚立显无疑。议论到此，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演绎。
“八月失败”后，朱、毛两军二次会师重返井冈山，并开展恢复根据地的作战，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转战至十月，收复了宁冈县城（井冈山中心区），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暂时解决了井冈山的补给困难，重新坐稳了“屁股”。看来有时候，好马也应该吃回头草，关键是有草吃！
胜利不能掩盖矛盾！在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清算“八月失败”。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对“八月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朱军长的威信有所下降。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三十一团打招呼：湘南的问题让二十八团自己讲，朱军长本人当时是反对去湘南的。但二人对根据地的发展方式有着激烈的争辩，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不被朱德认可，朱德认为红军主力应该大规模远程游击，认为毛泽东的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说朱德的主张是“逃跑主义”、“流寇主义”，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应该客观地看到，朱、毛之争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争论，是同志之间的意见之争，而并非派别、路线之争，是一种对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的探讨。
在二十八团团长人选的任命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也有激烈地交锋。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朱德兼任了团长。朱、毛重新会和后，毛泽东主张任命林彪（一营营长）升任团长，因为在红四军，林彪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做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的，并且军事素质最好。但朱德、陈毅认为当初转战赣南时，林彪有动摇表现，并且林彪喜欢搞小圈子。在行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林彪终于出头。毛泽东团队中增加了一个重量级人物。
1928年11月2日，井冈山终于接到了中央的指示（6月4日中央写给朱、毛的信），信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在湘南暴动的错误“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信中要朱、毛军队改换名称，“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从此，“红四军”、“朱、毛红军”的名号叫响了。这封信最关键的地方是纠正湖南省委撤消四军前委的错误，要求重建红四军前委，并指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军委和地方党委，毛泽东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一把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中央含蓄地向毛泽东道歉，表明以前对其的党内处理是不公平的。从此，毛泽东摆脱了地方党的干扰，开始按自己的意志和路线干。让人意外的是，在11月14日召开的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意志受到了抵制；大会通过的《党务决议案》规定：“……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这意味着“党管一切”的口号在红四军行不通，也表明毛泽东的团队在红四军还需要有和朱德、陈毅相当的重量级人物才行。
1928年12月10日，毛泽东团队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一支七百余人的队伍上山投奔毛泽东，这就是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军（红五军）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彭德怀在1928年7月发动平江起义，组建红五军。他率领红五军面对湘、鄂、赣三省“会剿”，在平江地区转战四个月，最终无法立足平江，按湖南省委“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的指示（《彭德怀自述》），留下黄公略的第二纵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
彭德怀的上山令毛泽东非常欣喜，毛泽东在茨坪会见彭德怀时高兴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从此，彭德怀一生荣辱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向他详细地谈了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这一席话使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也许还有更深层的默契在其中）。
显然，毛泽东是想留住彭德怀，让其成为自己团队的一员。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和安排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考虑对自己的团队进行洗牌的。毛泽东在新城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即将对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议决定：红四军出发打游击，在外线作战，红五军守山，借以休息和训练。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团党代表。袁文才、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也留下坚守，这为二人埋下了以后杀身之祸的伏笔。
红五军大多数官兵反对编入红四军留守井冈山，而是认为已完成上山“取经”和联络的任务，应该重回湘鄂赣边区壮大发展。彭德怀在《自述》中说：“第一种（反对）的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的意见是我和滕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故我们应该承担起来”。由此可见，彭德怀俨然已当自己是毛泽东团队的一员，在为毛泽东分忧解难了。这也是彭德怀第一次临危受命，只可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算历史总账时不再心领好意，语出绝情：“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是合作与不合作的“三七开”。
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进军赣南。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再没有回过井冈山。红四军这次南下赣南，被毛泽东称为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在转战突围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牺牲，朱德甚至亲自手提机枪冲锋陷阵，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残酷。据说后来朱德终身喜爱种养兰花，以纪念为革命牺牲的这位爱妻。
为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四军中以朱德为首的绝大多数提出分兵，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德、陈毅可能确实想脱离毛泽东的团队，但毛泽东不想让朱德离去，就此红四军分家。毛泽东太需要一个有军事才能而且忠厚谦让的助手了！在这一点上，在毛泽东的团队里无人可以替代朱德。而朱德想要的是类似陈毅这样的政治助手，而不是要一个家长式的政治领导。
突围过程中，前委和军委已暂停工作，所以红四军军部做出决定：红四军分为两个纵队（后改为三个纵队），一纵队（二十八团、即南昌起义部）由朱德带领，另一部分（三十一团、即秋收起义部）由毛泽东指挥。陈毅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此次“分兵”有如下描述：
“在出发赣南（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粤赣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引起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人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以终没有分开。”
二月十日，分不开的两军合在一起，设伏歼灭尾追的敌人两个团，局面由此打开。红四军在二月二十日到达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离周围县城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李文林（原赣西特委秘书长）在这里发展出一支武装力量，即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根据地，它是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相结合建立的，所以有一套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深为毛泽东赞赏,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在东固召开的会师大会上，毛泽东称赞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红四军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后，终于在东固根据地有了休整的机会。李文林送给红四军两千银元和大量子弹、给养。粟裕大将曾说：“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
东固会师，是毛泽东与李文林交往的开始，毛泽东打算将江西红军二、四团扩编为红六军，将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组成红一方面军，将红四军前委改为总前委（对于中央来说是越权），毛泽东再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指挥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敢提出：“一年争取江西政权”的口号。毛泽东此时是真心希望能把李文林收归自己的政治团队中，但他看错了李文林，在随后的合作中，李文林对毛泽东在江西推行的路线进行抵制，导致以李文林为首的整个江西势力在一年后被彻底整肃。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召开，由于毛泽东仍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希望红四军学习东固红军的经验，也就是李文林管理红军的方式：党安排军队的一切，指导员支配军官（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后面），哪怕是动用军队的一支枪、一颗子弹，也必须有党的批准。结果是毛泽东失去（辞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宝座，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七大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的意见，决议认为这将会“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看看，这老皇历翻多了不免也招人烦！
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愤而离开红四军去养病的用意很明确：如果他的团队不能按毛泽东的组织原则行事，他宁肯不干。在团队里，毛泽东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利（甚至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利）！团队必须追求斗争，反对不争守成，反对偏重平衡。当分歧与矛盾出现时，毛泽东强调与注重对立、反抗、斗争，要求旗帜鲜明，态度明朗。红四军七大的平衡路线（所谓陈毅主义）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毛泽东的斗争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斗争既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斗争是毛泽东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正是毛泽东的不妥协，导致他拒绝出席红四军八大会议，他在给前委的回信中指责陈毅要其做“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结果落了个党内（前委）“警告”处分。嗨，毛泽东这次玩得太玄了，形势一片不好！前委这是意味着把话挑明了：谁也不能在党内搞特殊，没您毛泽东咱一样干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在上海）的汇报后，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极为担心朱德与毛泽东二人分裂红四军，他写了一封指示信（让陈毅以中央名义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即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但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建设红军的基本原则，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封信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理智、兼容的基本性格，确保了毛泽东团队的稳定，并说服了陈毅、朱德向毛泽东低头。“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向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看来还是周恩来了解红四军的军情啊，这朱德、陈毅都太意气用事，前门失火还不知赶紧抄后院寻退路。
陈毅向毛泽东表示：“‘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在陈毅、朱德向毛泽东表示承认错误后，毛泽东才回到红四军前委重新工作。陈毅、朱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让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后来说：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有时您不得不叹服博大精深的中国做人哲学！
毛泽东为了完成团队的思想统一和确立自己的组织原则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在会议上将自己的建军原则形成决议（近三万字），即党史上高度评价的《古田会议决议》。大家注意，口头争论和口头认错从来都象演戏，象纸巾一样用完就丢，所以必须形成永不过时的大红文件和实实在在的权利，这就是政治。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大会选出的前委委员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至此毛泽东确立了自己在红四军的团队组合。从此中国革命的自信和激情，就寄托在湖南农民的儿子毛书记身上了！
我们观察毛泽东的团队会发现，毛泽东在组建团队时是有自己的动机和价值观的，他当时在党内缺少地是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所以他拒绝党的总书记瞿秋白的好意挽留，毅然离开中央机关去发动秋收暴动，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毛泽东和他的团队（追随者）之间的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所以他必须不断用教导甚至斗争的方式来改变和提高团队的动机、价值观和目标。
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正在创建自己最优秀的团队，他和追随者从事共同的事业，互相依存，兴衰与共，共享革命带来的成果。在这个团队的权力基础就是看他对团队的贡献，用团队的宗旨和动机来衡量。毛泽东组建团队的前提是，不管你在团队里有什么样的不同利益，我都要联合你，追求更高的“目标”；所以毛泽东非常关心目标价值，诸如解放、平等、自由、独立、富强等，毛泽东通过道德水准来“提高”他的追随者，当然他并不忽略现实的手段，必要时甚至可以暂时放弃高高在上的道德和价值。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