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根上，毛泽东为了统一思想，完成党和红军的整合与巩固，形成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就不得不寻找红军适合的集结地点，汇合兵力，以求发展。陕北红军的消息，使苦苦探索长征去向的*中央眼前豁然开朗。*中央确定了红军长征的终点就是陕北，这种现实的随机应变的决策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至此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红军从此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大本营。是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力踏上了日后抗日战争的历史舞台。
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8日占领甘肃哈达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可以就此作出判断：红军“长征”途中到达哈达铺，中央领导人因偶然阅读到了天津《大公报》以及太原的《山西日报》等，从而了解到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形势；由于这一历史的契机，使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红军“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考虑，于是最终决定把革命的根扎在西北的战略决策。
关于这些报纸的来由，据说，当时国民党军鲁大昌部的一个少将副官从兰州返回时路经哈达铺，恰好被红军侦察连捕获，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命令搜查其所携物，于是发现了这批报纸。张闻天阅读的是《大公报》，其中，7月23日阎锡山的讲话、29日的社论《论陕乱》及8月1日的有关报道等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关注。
张闻天根据报纸的报道暗自揣摩:“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那么，如果主力红军进入该地区并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他当即写下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不久，该文发表于28日出版的《前进报》（由*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政治部联合出版）第3期，文章署名“洛甫”。
基于以上判断，张闻天一抖机灵，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开会商议，改变此前于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即认为“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
几个政治局常委一核计，甭管是真是假，反正路过此地，奔过去一探虚实就知。几个人先不说改变俄界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等这消息坐实了，再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一下调整的战略方针就敲定了事了。总之，是谢天谢地，天助我也。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地道的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七千人的队伍来说，可谓真是“乐颠了”。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还特别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领导的红军，还有很大一块根据地。”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鼓励大家，我们“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岗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他的讲话给大家不仅是安慰，多少还透着几分喜庆，因为快到家了！
1935年9月23日，毛泽东等领导人率领改编为“陕甘支队”的红一方面军离开哈达铺，4天后突破了敌军的渭水封锁线，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四大镇之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红军进入通渭县境后，当地老百姓看到红旗和指战员帽子上的红星，没有躲避，而是热情欢迎。指战员们马上向群众询问：“你们怕不怕红军？”回答是：“我们见过红军，徐海东的红军到过这里，可好啦！”通过当地群众，中央证实了之前的判断，不仅陕甘地区原来有红军，徐海东所率的红25军也刚刚经过这里到了陕北。
当时的榜罗国立小学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大量的报刊杂志，使在哈达铺了解到的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猜测成为事实。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 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这让毛泽东回想起自己当年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开辟中央苏区的情景，“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找到报纸，实际已经确定了方向，十天后又在榜罗镇会议开会做出决议，其原因正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中央总负责张闻天认为，长征“落脚”这样大的一件事，还是由中央做出一个决议好。
9月27日晚，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名*中央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党史称“榜罗镇会议”。
会议只开了几小时，就形成了到陕北落脚的共识，按照政治局常委在哈达铺提出的到陕去的行动计划，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到陕北去会合红25军、26军，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当时有些领导人还希望下一步能将根据地发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区，来个傍大款，傍上苏联老大哥。老大哥即使不出兵帮忙，提供个装备什么的也算应当应份的，共产国际指导我们闹革命，那就总得讲点共产主义人情吧！不过中央确定还是先到陕北落脚再图发展。会议也考虑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
这次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即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决心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榜罗镇会议对于长征的中央红军来说，是继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因而被有点夸张地称为“彪炳史册，功垂千秋”的会议。
9月28日清晨，在蒙蒙细雨中，党中央在榜罗小学旁边的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讲了话。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历史表明，毛泽东强调这点是非常有预见性的；这种巧妙的政治宣传，可以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代表民族利益的中国政治力量；并且以此为转机，能使其政治影响的范围借助“抗日救亡”的呼声迅速波及全中国。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中、日、苏三国的政治策略都有着无形的影响和牵制，你不能不由衷地叹服毛泽东对变幻的国内、国际政治风云的驾驭能力。
支队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2.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3.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4.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5.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7000人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陕北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会上，张闻天指出，关于在陕北建立苏区问题，政治局同志无一异议；毛泽东在上次榜罗镇召集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大家是同意的，应批准；至于中央整个政治决议，应在与25、26军同志商量后再发。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在南边打东北军，或是向北打的问题；同西北红军会合的方向和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群众工作、解决物资、冬衣等问题，认为上述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央迅速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45天路，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的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我们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并随后又同15军团（25、26军、27军）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当初，中央红军的西迁转移是一次被迫的战略退却。但从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来看，无论怎样粉饰这段红军艰难困苦的历史，都必须承认这是中国红军一次地地道道的军事大溃败！如果这个结论是错的，就无法解释在西迁途中，党内不断发起的对失败责任的追究和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反思及声讨声浪（包括红四方面军提出的尖锐意见）。
对于毛泽东本人，历时一年的漫漫征途是他个人重新在党内崛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进入了*中央的决策层，他的思想沿途传播；他按自己的构思逐步完成了对中央和红军的整合，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转型，为中国革命按毛泽东思想发展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所以，毛泽东更加看重西迁的内在政治意义，将之永远定格为“长征”！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代表“革命史诗”的永恒专有名词。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会议的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
由于中央刚刚发生与张国焘的政治分裂，所以急于抢先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这次红军的分裂使中央必须慎重地对待来源于不同地域的红军，不敢再妄自尊大，再对与自己有不同传统的红军不切实际地指手画脚，妄加批判。
好在陕北红军相对中央红军弱小，正处于磨合期，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团队核心，所以不难于收编。平这样的小山头毛泽东是有把握的！毛泽东现在绝不敢来虚的，他要做的是，既要不被陕北红军小看，又要包容各种革命队伍。中央红军需要首先在陕北站稳脚跟，然后再迅速壮大自己，使家底厚实起来，如此方能尽快摆脱中央被张国焘边缘化的局面。
所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正是围绕着以上共识展开的。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主要内容是：
1.宣布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2.确定红军当前作战方针。毛泽东根据陕北的环境和形势，阐明了红军的作战方针。指出，10月到11月初约20天，我们方向应是西和西北，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3省是发展主要区域，现在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群众工作。
3.规定了红军当前中心工作。报告指出：在部队方面应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中心工作。
4.决定继续加强与国际联系。报告说：与国际联系派一支队去，取得国际技术帮助，现在仍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我们具体不能派去，条件还不够。
5.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毛泽东指出：现我们应极大注意两方面关系问题。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我们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托夫、张闻天、彭德怀先后发言。他们着重阐述了下列主要问题：
1.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指出，如没有动员广大陕北群众，单靠陕甘支队力量，是不能粉碎敌人围剿的。由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陕北苏区”，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巩固与发展陕北苏区”。
2.拥护榜罗镇会议决定，使陕北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指出榜罗镇决定的改变是很正确的、重要的，是很应该的，应决定在此建立巩固苏区，应向战斗员解释。彭德怀指出，俄界会议还不能决定在陕甘的什么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已胜利的到达这一地区，保卫这一苏区是惟一正确方针。
3.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刘少奇认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联络，现虽不能派部队，但用电报或通讯，与之联络是很重要。博古指出，取得联络，求得指示，是很重要，长期失去国际联络是损失。张闻天认为，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政治帮助，与之发生直接联系。
4.加强与西北红军联系。叶剑英认为，应使25、26军了解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为着领导一方面军和陕北现存的红军，我们应公开军委与中央机关；他还提出，恢复1、3军团名义，有很大历史意义。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他还强调指出，正确的方针，需要我们一致的努力，首先统一领导问题，应由政治局委托常委去解决。会议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工作。
吴起镇会议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团结和汇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全国革命大本营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对*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重要的准备，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从这个会议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内部各种思想活跃，气氛*，与会者敢于畅所欲言，敢于提出各种政治设想；正是有这种政治氛围和*关系，才使毛泽东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瓦窑堡会议）大胆拿出他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同时痛斥“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完成了党的路线大转变，一举扭转了*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孤立局面。也正是毛泽东不断应用他的有预见性的实用理论，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复杂的*局面中发展壮大。
在历时一年的长征途中，给毛泽东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行事方式的变化，他变得对党内不同意见能够兼容并蓄，这与其在中央苏区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毛泽东以往遇到反对意见，他敢立马翻脸；再狂的主也得管他叫大哥！当时与他有不同意见能闹到什么份上？告诉你吧，在中央苏区他曾经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覃大发脾气，甚至欲动手打人，毛泽覃愤怒地指责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毛泽东固有的专制性格和家长制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在1959年，毛泽东曾说：“我40岁以前肝火旺，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现在也还有肝火呐。”
由于长征是由东到西，再由南至北，跨越中国多个地域和几十个省份；所以毛泽东得以再一次深刻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更多地接触不同背景发展起来的革命干部和红军队伍；这使他变得心胸开阔，思想大气，谋略深远，处理党内事务手段圆滑，再也不是初来党内闯荡的雏儿了。正是这种转变，使毛泽东在长征后牢牢地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毛泽东在中央西迁中，遇到的最大政治挑战就是，张国焘在他面前充“大”；在与张国焘的政治争斗中，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惜冒中央红军分裂和溃散的风险单独北上，这究竟是对自己命运的自信呢，还是基于对未来政治形势的判断呢？应该说两种因素都存在。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理念都不受反对者的影响，他可以暂时收敛或策略性退让，但总会以其他的形式重新展现出来；你只要在毛泽东的面前“玩”大发了，也就肯定是在党内玩砸了的时候。任何阻挡毛泽东实现政治目的的人，最终都将被他用历史的巨手碾碎！
客观地看毛泽东的一生，他似乎是为迎接各种挑战而生存的，他能战胜所有面对的困难，并使自己最终走向胜利；他令自己所有的政治对手最终在他面前倒下或灭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毛泽东？为什么命运对他如此关照？为什么追随他的革命者，会发展到像对待“神”一样地崇拜、信仰他的理论和思想呢？我们可以从他对历史的理解和他个人的人生轨迹得到解读。
在中国人里面，能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人少之又少，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是历史的神秘力量，这历史的神秘力量决定历史的取向和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天命”、“定数”，甚至风水之说等等。在汉语的词汇中“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在劫难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潜在的文化遗传比比皆是。所以当中国人面对危机或者死亡时，存在于他们思想深处的这种文化潜意识就会升腾而起，他们会无奈地“认命”，会坦然地接受“气数已定”！
毛泽东从求学开始，就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随着他不断加深的历史理解和社会实践，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已远远超出当时的时代，这也就是我前面章节所说的“形成领袖气质”。所谓“领袖气质”，用*后来深刻观察和分析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对*的客观评价，如果换个角度理解则是：毛泽东坚信是历史选择了他！他（或者代表人民群众？）将会推动历史、创造历史。
毛泽东确实有着对历史发展的惊人预见性，他对历史的预言往往都能被证实，我们把这种与古代“先知先觉”相同的能力歌颂为“高瞻远瞩”。他把自己用这种能力得出的结论传达给追随者，使他们信仰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且誓死追随他、敬畏他。是谁在造神呢？双方都有！在这茫茫历史的尘埃中，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在历史的特定时期都难免要“傍大款”；和“神”（或者是有权势的人）贴近乎，奋斗会更省力，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