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的两只部队会师前是性质差别较大的，无论是领军方式还是指导思想都风格迥异。毛的部队军事素养略差，但政治思想鲜明，管理方式民主，更像是一只政治团体；朱的部队军事素养高，但指导思想不明确，带有旧军队的军阀式管理，是一只职业技术军队。如果对比一下二者会师前走过的道路，就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两只部队的差别，可以看出朱、毛二人治军的指导思想大有不同。
筹划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早在1927年6月17、20日中央常委会议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这项计划没有能够执行。直至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所谓“分共清党”，此时中共才再次决定拉队伍。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率集结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20军、叶挺11军和朱德军官教育团，发动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7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三河坝镇，前敌委员会决定分兵，主力取潮汕，朱德带四千余人留守三河坝断后。朱德坚守三天三夜，带队撤离，追赶主力，路遇败军，方知主力在潮汕失败。
此时这只队伍到了抉择命运的关口，队伍周围是强敌包围，与上级又失去联系，并且部队内无权威的指挥，不少人觉得解散队伍的建议好像还不错，这只起义军的残部开始涣散了。以当时朱德的党内地位和军队职务（无法与叶挺、贺龙相比），他似乎难以完全控制这只队伍，但他说服了大家跟他走，以自己的军事能力最终把队伍带到了赣南。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的军官整连、整排的带队公开离开，朱德只能在赣南整编队伍。“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残部的转折点，朱德用自己的信念和人品，在这只一千人的军队中树立了威信，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和信任，留下的人自愿拥戴他成为这只队伍的领袖，南昌起义的火种总算得以保存。朱德之所以后来在党内众多高级干部和将领中脱颖而出，成就自己“红军之父”、“总司令”的地位，就是在此时奠定的。
客观地判断1927年10月底当时的情况，朱、毛双方只是互通联系，以便策应，双方都无意会合。朱德得知毛泽东的消息应该是在赣南转战之时，赣南特委告知秋收起义的残部在井冈山。朱德当时也在考虑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判断，井冈山的经济条件并不理想。他或许认为此时上井冈山，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无法解决，还给毛泽东带来麻烦。后来朱德向何长工（毛泽东派去联络朱德的）解释，想发展一块大的革命根据地。
另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朱德的军队当时受广东省委领导，毛泽东的军队受湖南省委领导，朱、毛合并存在统一领导的问题。1928年初，朱德军队进入湘南发展，朱、毛两只军队统一接受中共湘南特委指示，在湘南暴动失败后，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在井冈山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此，一个新的革命性质的军队――红四军诞生了。
1927年10月朱德在赣南整编队伍后志在东山再起，他选择了去粤北，而不是井冈山。这是因为在粤北驻军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该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同班。范石生与朱德会面后，及时给朱德提供了现款、弹药、药品以及医生、冬装、被盖等物资，使朱德的队伍得以充分休整。1927年底，朱德接到范石生的秘密通知，蒋介石已知朱德军队行踪。朱德转移队伍进入湘南，准备在湘南发动红色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湘南暴动的第一个目标是宜章县城，1928年1月12日，朱德军队打着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招牌，以军队移防为名智取宜章县城。1月13日，起义军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成立，是红军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这只队伍战术素质高，有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朱德的军队已抛弃当时黄埔军队死打硬拼的战斗方式，而是在随后的战斗中创造采用了运动游击战的新战术，这个战术后来成为红军的看家本领，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
朱德指挥军队用新战术对付进剿之敌，主动撤退，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朱德用一个团就击溃了许克祥进剿的六个团，并率部乘胜追击，在广东坪石全歼许克祥所部，缴获无数。坪石大捷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攻占11个县，建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形成了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
与朱德的军队相比，毛泽东的军队战斗力相去甚远，在井冈山周边的分散活动往往被地主武装击溃，这令毛泽东暂时还不敢做冒然的出击行动，所以难以做大。1927年12月，毛泽东曾经向中共湖南省委写信提议，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改组前敌委员会，上报中央批准。以毛泽东的党内资历，如果成立新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非毛泽东莫属。显然，毛泽东是希望在这个政治基础上的联合领导，他一直准备打造和指挥一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用枪杆子来推行毛泽东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的路线与中央的中国革命路线图并不一致，尤其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所作所为，擅自取消攻打长沙，收编土匪上井冈山，赶巧的是，在此又结识了原安福县长的千金贺子珍，这更令攻击他的人容易联想到“压寨夫人”之类的形容。毛泽东搞根据地的政策，使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认为他是右倾投机主义份子，必须立马让他“下课”。由此，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宣布，给予毛泽东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消省委委员的处分。嘿嘿，在我们熟知的党史教科书上，这英雄与狗熊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湖南省军事委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上井冈山，贯彻执行去年的中央决议。周鲁到达井冈山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宣布取消前委，成立师委，任命何挺颖为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率领军队离开井冈山，支援湘南暴动。
如果故事到此，周鲁也不至于名留党史。可能周鲁这位玩酷的主，觉得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做的还不够酷，竟然拿伟大领袖的党籍开涮。周鲁自以为是地传达，“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好家伙，毛泽东真是结结实实挨了一闷棍，无疑这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让他在自己的所有追随者面前灰头灰脸，威信尽失。想想看，追随者看着自己的偶像被无情地玩出局，那心情就好像无辜地搭乘了下沉的铁达尼号，这心呀倍凉倍凉的，别提多心寒啦。在几十年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难以释怀地说：“……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这真是：传达有真伪，执行须慎重！总之，在那个信息、传媒都不发达的年代，对上级的指示是，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
在湘南特委的命令下，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完成“支援湘南暴动”的大行动。但此时毛泽东的政治身份使他不愿意自己的队伍与朱德的军队合编，所以下了井冈山后，毛泽东就派毛泽覃带特务连往湘南联络朱德，自己率领大部队在湘东一带活动，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之，是搞一些志在参与的动作。毛泽东当时可能认为，不管自己干的如何出色，也难入高高在上的上海党中央的“法眼”，反倒是可能热脸贴在凉屁股上。所以，干脆把“支援湘南暴动”的行动变成了联络行动，敷衍了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毛泽东下山的直接好处就是，发现自己在井冈山上被周鲁给忽悠了。看了文件方知，自己还在吃共产党这碗饭，并没被人砸饭碗。嘻嘻，虚惊一场！
1928年初，国民党的汉宁战争结束，为平定湘南暴动，根据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湘、粤军阀集结七个师的兵力，南北夹击湘南。由于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中，执行烧毁政策，错误地以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所以湘南特委在湘南实行杀尽富户，烧尽房舍的残酷行为。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致使起义部队失去群众拥护，政治基础尽失，根本无法立足湘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决定，起义军避开强敌上井冈山。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分别撤出郴州、耒阳，湘南特委及各地农民赤卫军跟随撤退。朱德和陈毅会合后且战且走，在毛泽东的接应下上了井冈山。朱、毛两只军队会师后，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部在井冈山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朱德、毛泽东各兼一个师长，两师下辖六个团，番号自二十八至三十三（很快三十、三十三团就被遣散）。陈毅是教导大队大队长。全军一万二千人，枪两千余支。这一年，毛泽东是三十五岁，而朱德是四十二岁。
朱、毛军队合编，这个决定还包含着湘南特委的另一个意图，那就是通过朱德的队伍来改造、整顿毛泽东的队伍。他们认为朱部人多而毛部人少，朱部强而毛部弱，所以朱部上井冈山后可改变毛部梁山好汉的色彩。毛泽东的路线是争取各方面的力量然后加以改造，执行的是一条有些保守右倾的路线。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该实现###，“工人阶级化”应当是党和军队必须完成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有多少呢？工人阶级主要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湘南特委认为朱德的军队在湘南暴动中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代表了真正工人阶级化的队伍，虽然最后也是败走井冈山，但与毛泽东的“落草”井冈山相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成绩与问题相比，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毛泽东在湘南暴动中则阳奉阴违，唯我独尊，将支援暴动变成联络行动，毛泽东这支队伍难以掌控。现在图的就是朱德、陈毅这剂猛药能医治毛泽东的唯我主义病。
为了实现湘南特委的意图，避免朱德受毛泽东的影响，在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之前，中共湘南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向朱德、陈毅提出了警告：“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但朱德军长是坦白诚实的人，很容易受毛愚弄，陈毅同志为人太爽直，无防人之心，今后你们合作，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希望你们多多注意。”
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也说：“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倒是不亚于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义，且缺乏人情，没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怀。”
因为存在以上因素，朱、毛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分歧和矛盾。合编之初，具有政治家头脑的毛泽东不会不清楚湘南特委的用意，但为了打造一支能真正实现自己意图的军队，他绝不会回避面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和改变每一个合作者（包括潜在的对手），最终能使所有这些人成为他的追随者。这就是领袖意志，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在两支军队合编后，毛泽东首先与朱德所部的各级干部做了深入的接触（此时注意到林彪的过人之处），当然也与朱德、陈毅进行了沟通了解。虽然有中共湘南特委打的预防针，朱德、陈毅还是都为毛泽东的思想所震动，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思想家。毫无疑问，毛泽东独特的武装斗争路线，给他们打开了独立思维的另一扇门。所以，两军党代会选毛泽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四军的影响力开始发挥了。如何掌握红四军的领导权，如何打造好、控制好这支军队，成为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
但毛泽东作为书记，所做的决定也颇受质疑,在红四军产生很大分歧。其一是他提出的“党领导一切”的口号，作为军事主官的干部很难接受。当他把这口号发展为“党管一切”时，各级军事干部都认为这太过分了，认为这是毛泽东利用党的架构，在军队搞专权，大权独揽。其二是“集中兵力”，绝不分兵。毛泽东认为，当时自己的力量与敌人相比还很弱小。朱德所部认为这是毛泽东另有所图，起码也是占便宜。其三是死守井冈山根据地。朱德所部上山后认为，井冈山的经济条件太恶劣，根本无法养这么多人，更别提红军发展壮大了。毛泽东则宣称：“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人的屁股。”说根据地是屁股，显然是有充分道理的，人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肯定会累死。红军作战后，是需要地方休整的，不要根据地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其四是遣散农军，即由湘南农民自卫军组成的三十团、三十三团，共五、六千人。
其一，先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分析“党领导一切”、“党管一切”的提法，看看在历史上为什么这样搞。毛泽东内心认为，党是革命领袖的战斗武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意志就是通过党来实现的。在党的领袖需要施加影响的地方，就应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坚持在每个班设党小组，每个连设党支部，每个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显然，党在军队的作用是要使每个战士都能有革命觉悟，每个战士都感到自己是重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参与所有运作，这是毛泽东的根本出发点。旧军队的军官难以理解，也不易接受。他们认为党（毛泽东）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放，是“书记专政”。党的手伸得太长了，“以党代军”、“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党管一切”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王牌。朱德、陈毅（毛任特委书记后继任四军军委书记）也有同感,似乎前委管的太多、太细了，前委应该只抓四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认为，前委是代表中央领导军队和当地党组织的，现在有可能被架空，自己的意志也被抵制！为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愤怒地指责“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矛头直指朱德、陈毅。虽然红四军的“七大”会议否认了“个人与党争权”之说，但猜忌之心仍存。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德、陈毅才真正理解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军方式。
其二，毛泽东对当时朱德所部提出的分兵作战坚决反对，这个反对的后面是有他自己另外的治军考量的。毛泽东是要打造有坚强统一领导的红四军，而不是貌合神离的红四军；他绝不容许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否则，红四军将会被敌人各个击破，难以生存。红四军的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战斗力很强，是四军的绝对主力，军事素质非常高。毛泽东特别看重这个团，希望从这个团培养出一批未来的红军之鹰；这些他发掘出来的红军新星，他们理解和忠于毛泽东思想，然后遍布红军的各个岗位，从而完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军队的过程。从后来解放军军事将领的排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朱德所部上下都认为：井冈山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全部是二十八、二十九团担任主攻任务，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至多派一个营参与作战。缴获的装备又往三十一、三十二团抽调，这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指挥是偏心，对三十一、三十二团是护犊子，如此领导有失公平，应该分兵作战，自谋发展。总之，朱的队伍看不起毛的队伍，认为毛的队伍战斗毫无建树；毛的队伍讥讽朱的队伍纪律差，指责朱的队伍还有“军阀作风”。
毛泽东为此批评朱德、陈毅是“本位主义”。说穿了，还是存有私心，没有大局观。革命大家庭，本应各尽所能，互相帮助，共图发展，共同做大。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共产党的！所以毛泽东常说：“思想改造不能放松啊！”人就是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其三，关于根据地的分歧，是井冈山的主要斗争内容，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主要的理论课题之一。这一斗争不仅关系到红四军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看法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只能无奈地用简单的“屁股”比喻来解释；因为紧张的战斗时期(在1928年），他没有办法用长篇大论的理论去论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何况这种做法是马列著作所没有的。毛泽东不想为此引来党内理论权威的攻击和批判，他只能用实践和事实来证明。
建立、开辟根据地是一项艰苦而又工作琐碎的政治、组织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制定可行的革命政策，需要一批军事政工干部深入群众，在底层做民众的工作，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是需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革命工作的，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工作传统（群众路线）。这一切都是高高在上的上海党中央、党的官僚主义者不屑考虑的；他们认为喊出响亮的无产阶级口号，在城市用马列主义振臂一呼，就能发动风起云涌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蓝本。
毛泽东要求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做政治工作、组织工作，这是传统职业军队所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朱德希望打下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地域，在这些地方发展根据地；而毛泽东认为在革命低潮时，应该在统治阶级控制薄弱的地方发展，也就是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有根据地发展到有一定基础时，以此为依托，再波浪式地向外扩展；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力量对比发生转化），才可以跳跃发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德远程出击，轻易不同意朱德拉队伍下山，条件再艰苦、困难再多也要熬。
毛泽东的做法令朱德所部非常气愤，他们认为这是为毛泽东守山，长此下去，不被消灭也被困死、饿死。尤其是二十九团（多由宜章农军组成），竟然喊出“在井冈山饿饭不如在家乡饿饭”的口号。湖南省委也认为毛泽东是右倾保守路线，在1928年6月，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上山，传达指示，希望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回信拒绝。但是红四军潜藏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便造成重大损失。这次红四军所谓的“八月失败”，不仅令朱德失去了形同左膀右臂的王尔琢，而且在自己的历史上被烙下“污点”。
在1928年7月，湘、赣军队发动第一次所谓“会剿”作战，四军军委决定：朱、毛率部分兵抗敌。因为敌军湘强赣弱，所以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打湘军，击退湘军后再回师支援永新。不料回师途中突生变故，二十九团要去湘南，拒绝回井冈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随军在二十九团，他和龚楚（二十九团党代表）私下散布湖南省委的指示，导引部队回湘南，乱了军心。二十九团官兵家乡观念严重、思乡心切，该团士兵委员会密定：瞒住上级长官和党代表，返回湘南。还提出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朱德、陈毅得知密情后，一面写信急报留在永新的毛泽东，一面紧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试图劝阻二十九团的行动。朱德甚至直接对士兵演讲，希望说服他们。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精彩的对白。
朱德说：军部没有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听起来底气不足）
士兵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激情四射）
朱德劝：革命要听命令。（有点恳求的味道）
士兵喊：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哈哈！军队里服从竟然要讲条件）
毛书记在军队实行的民主，在此时起反作用了！大伙看见啦：在军队，实行泛民主化地革新，改变游戏规则，这未必就是好事。朱军长只得耍耍军阀作风?，他断然撤消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号令回师永新。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进发，但“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看来朱军长无法摆平那些胆敢不遵守军规的刺头。
部队何去何从，已到了下决心的火候了。朱德、陈毅不想丢下二十九团，所以二十八团实际被二十九团“绑架”了。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逼着开军委会，在陈毅主持的四军军委会议上，朱德、陈毅只能服从多数，选择去湘南。在这次会议上，二十八团的代表希望去赣南发展，而不是湘南，但也不愿再回井冈山。王尔琢、杜修经吵起来，杜指着王尔琢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毛泽东派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他也回忆说：“王尔琢去开联席会议时，我们就统一了认识，打郴州到赣南就食。……我们主张屁股坐在井冈山的边缘，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咳，这不是“流寇思想”吗？谁不怕穷啊！连毛书记派去的亲信，在发展根据地的问题上都玩起了玄妙的辩证法，朱德、陈毅能不顺水推舟吗？
要发“洋财”，先打郴州。郴州是范石生的基地，存有大量物资。当时，朱德原以为驻守郴州的是许克祥，下达命令后方得知是范石生部，一度打算放弃攻打；因为二人分手时有默契：今后相遇，互不攻击。杜修经对朱德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朱德只好又把二十八团调上去，一举拿下郴州。
在郴州城里，许多人大发“洋财”，是能捞就捞。杨得志将军，当时在四军军部特务营当班长，奉命看守仓库，目睹许多官兵见东西就拿。二十九团官兵捞得最欢，多捎上点东西回家看老婆孩子啊！部队自由行动，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当晚，范石生亲率主力反攻。二十八团挡不住，城内一片混乱，朱德只好下令撤退。二十九团一哄而散，奔宜章老家而去（大部分回宜章半路被杀）。仅团部和肖克领导的一个连剩下，一个团余下二百多人，这个团也就差不多报销了。
祸不单行，二十八团三营营长叛变，一家伙拉走六个连，虽然大部分后来归队，可王尔琢在追回部队时遇害。损兵折将的朱德抱尸痛哭：“尔琢，你不能走哇！”周围一片呜咽。这就是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红四军二号军事主官的牺牲，无形中为林彪打开了快速升迁的大门；林彪在毛泽东的提名支持下，继任了二十八团的团长，这位“战争魔鬼”的军事才能在以后的残酷战争中得以尽情发挥。
朱德在毛泽东的接应下回到井冈山。“八月失败”教育了广大官兵，使他们真真懂得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命军队必须伴随根据地共同成长，两者不可或缺。从井冈山斗争中走出的军政干部（毛泽东的利剑），例如林彪、罗荣桓、粟裕、黄克诚等均是发展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能手，他们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粹，并应用于以后的革命斗争中。
在后来独当一面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独立发展出整片的山东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东北，林彪、罗荣桓、黄克诚更是坚决要求干部“脱下皮鞋穿草鞋”，放弃大城市，去农村发动群众。东北局派两万干部（可见决心之大）深入农村土改，最终发展出东北革命根据地，带出兵强马壮的八十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扯远了，这是后话，就此打住。
其四，在遣散农军这个问题上，是有当时的一些特定原因的。1927年4月，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时，有六、七千耒阳、郴州、资兴、永新的农军（梭镖队、大刀队）拖家带口，跟随而至，编为三十、三十三团。五月底，这两个团被遣散下山，取消师的建制，军部直辖四个团。全军六千余人，两千条枪。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周围二百余里，横贯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薄弱，适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农民缺衣少食，靠红薯、南瓜果腹，是典型的穷乡僻壤，难以养活一支大型的队伍，客观上存在发展的局限性。
朱德上山时，缴获多，所带存货多，部队还是每月每人12块大洋，所以湘南参军、随军者较多，有一万多人上山。拖家带口不以为怪（一块银洋可买100斤米），咱养的起啊！井冈山的原有队伍，每月每人3块大洋还难以为继。毛泽东对朱德发工资的方式感叹不已：“太多了！太多了！”哈哈！这广东过来的就是有钱啊！
前委一再改变供给分配制度，还是养不住这么多人。后来井冈山的局势变得非常严峻，一万多人上山造成的物资短缺，甚过敌人的进攻，这简直就是发生在井冈山的经济海啸！军心不稳，纪律涣散已成难免。此时，有家带口的更是不稳定的根源，遣散没有战斗力的三十、三十三团，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这些人下山后就被消灭，但现实无法使他们在山上生存，他们本身更像是一支移民的部落，在井冈山与当地人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这种争夺算不上革命。再说，遣散朱德所部并非前委毛书记一人可拍板的，毛泽东不应该为此承担指责。
在井冈山上，“朱毛会师”的历史意义，在于由此发展出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新型的军队伴随着根据地共图发展，这是一个特定的铸剑过程，这个过程为毛泽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石。有了自己铸造的利剑，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就会不可动摇！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剑锋所指，毛泽东思想（领袖意志）所向披靡。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