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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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走向了大山,他只能暂时“占山为王”了。在进入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三湾做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为的是更好掌握这支部队,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尖锐###。因为在当时党内复杂、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军事失误是要算政治帐的,而党内永远不乏作总结工作的能人,总结的水平都不低,比如:“单纯军事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军事机会主义”等等。搞得后来在中国,除了马克思、列宁的主义,其他和主义沾边的似乎都有贬义,我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只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因。

    话说回来,以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来看,打胜仗的机会并不多;何况共产党的军队还没形成自己的有效战法,打仗用的还是北伐的套路,国民党的军队不难化解这些招数,所以对阵国民党军队的胜率真是马马虎虎。此时在党内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人马,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不单单政治地位随时不保,本人也可能随时被政治清算。秋收起义失败时,明眼人都看得出,毛泽东不能离开暴动部队回中央或湖南省委汇报工作,那不是送上门去请人给自己作总结、搞清算吗?去欧洲或苏联也非毛泽东所愿,他是不会回避困难和挑战的,这也是毛泽东当时选择走向井冈山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改编了队伍,重新任命军队各级干部,同时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作风,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在连队建士兵委员会(类似工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在党代表领导下,开展宣传,参与伙食管理 ,监督民主制度的实行。说老实话,军队从来就不是民主的地方,也不可能民主!每个军官心里都清楚,军队是不能抹杀应有的差别的,否则,就不用指挥打仗啦。所以这支武装怎么看也不像军队,反而更像一个政治团体。

    毛泽东说服剩下的人支持他的新奇设想,跟着他走进井冈山,去收编袁文才和王佐这两股土匪,这样可以在井冈山周围找一个立脚点。跟着他上山的人肯定心存疑虑,难道这也算干革命?这个毛委员还能在湖南领导多久啊?他还能在党内混下去吗?

    革命路上独辟蹊径的毛泽东这回是铁了心“落草”了,他照自己的路子办,先派人与袁文才和王佐联络,晓以革命大义,再送上一百条枪,在这革命的两手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不但让毛泽东上井冈山,而且入伙工农革命军。估计袁、王二人也略知《水浒》传中晁盖等人当年是如何在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的,再说了,自己在井冈山混来混去也就是百十号人,几十条枪,何不跟着毛委员做中国革命的大买卖呢?毛泽东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脚点,他可以安排伤员、修整队伍和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了。

    自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分裂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暴力反抗。所有共产党人都拿起了枪,他们匆忙拉起一支支队伍,好像飞蛾扑火一样杀向大城市,事实证明城市道路在当时根本行不通。毛泽东清晰地明白这一切,所以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避难所来进行他的思想实践。

    自古乱世出英雄!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的领袖必须在农民起义中产生,所以必须走向高山、农田,真正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中懂得,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儒家传统的社会里,发动工农夺取政权不能单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城市里进行阶级斗争去完成;要在中国发动工农夺取政权,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来一个中国式的包装,那就是要在起义的“义”字上做文章,用“义”来争取民心,也就是结合中国的道德文化,在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道德斗争,即建立中国革命的新意识形态,让这种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由弱到强,从无到有,人民的力量会成为革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毛泽东非常欣赏“越穷越革命”这个命题,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贫穷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动力,他对中国农民革命性的了解是很深刻的,所以他指出: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明白:在儒家社会,人们对正统性的尊重和敬畏,对造反作乱的反感和恐惧。他必须利用在民间流传很广、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来包装他的革命行为,来宣传革命,让贫困的人们相信,他领导的革命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义举。

    他所要做的就是到贫困的地区发动民众,让历史中的农民起义重新在农民的心里发酵,使他们认同跟着毛泽东参加一场农民战争是正义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当然,毛泽东会教育他们认识到,这个“天”是共产党代表的劳苦大众,这个“道”是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们不单单是绿林好汉,还是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不单单是杀富济贫,还是在解放全人类!教育出这样的新民众,就可以进行一场“新民”主义革命。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性是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人民军队、农民起义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泽东都不能算是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有了新的宣传工具就是不同,这是一种让敌人感到可怕的信仰,所以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正是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了“军民鱼水情”的著名比喻。革命军队这条“鱼”如果没有献身高尚事业的精神,那么人民这个“水”就会对她枯竭。开辟革命根据地,就是要建立一种“鱼水情”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初到井冈山时,为了建立这种生存环境,不得不慎重行事。如何掌握阶级斗争的尺度?如何把向农民征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这些社会政策的制定都颇费思量。

    毛泽东把队伍派到井冈山周边地区打土豪、杀地主,没收地主的财产来获取部队的给养(这比向农民征税容易得多)。但是,毛泽东却尽量不去触动中间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革命,周围土地太少。这里的阶级成分可不那么好分析!能有兵源和给养就不错了,政治任务只能放一放再说。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遭遇的最大危机是在1927年底。宁汉战争爆发后,李宗仁率部###唐生智,湘军集中力量对外,各县守备空虚。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此时脚伤未愈,活动不便,只有令团长陈浩率部(一营和特务连)袭取湖南最东边的茶陵县。陈浩18日拿下茶陵县城,在县政府挂上“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任一个县长,其他照旧。显然,毛泽东正在失去对这支武装的控制,这支队伍并不想回井冈山按毛的路线发展。但毛泽东在军队建党的管理方式起了作用,一营党代表把情况汇报给了他。毛泽东写信遥控这支队伍,在茶陵县撤销“人民委员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部队就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11月下旬,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苏维埃主席。

    危机的爆发是在1927年12月下旬,湖南军阀与南京妥协后挥师进攻茶陵,团长陈浩集结七个连,团、营指挥员多是军校出身,拉开架势硬打,这一家伙打下去可让当时的毛泽东心疼了,革命的本钱、自己的身家就这么折腾光了。毛泽东火速下山,走了三天找到队伍,当即以前委名义召开连以上干部开会,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撤销正、副团长及参谋长,该三人停职接受审查,重新任命干部,队伍开回井冈山。部队回山后,毛泽东宣布三人罪状:陈浩是黄埔一期生,利用茶陵县一战的失利,伙同副团长和参谋长企图带队投靠蒋系军队,所以对原正、副团长及参谋长予以枪决。毛泽东终于用霹雳手段化解了一场危机,重新控制了这支队伍。

    在部队的情绪平复以后,毛泽东召开干部会做了总结。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一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个胖子。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要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就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不要跟他硬碰,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的战术。”此时,袁文才和王佐教给毛泽东的井冈山生存之道起作用了,毛泽东的游击军事思想正在形成和展现之中。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革命军四个连攻打遂川,县城守敌弃城而逃。部队入城后,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话,他说:“遂川县有一些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农民穷的要命。大家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快过年了,要给群众分些粮食、衣物。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毛泽东的队伍鼓动起群众的情绪,然后带领大家斗争没有逃走的土豪,去土豪家里分东西,烧地契,烧借据。到1月29日,成立了遂川县苏维埃政府。

    1928年初,江西军阀朱培德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一次“进剿”,兵力两个营。毛泽东用自己的游击战术结合孙子兵法,歼灭敌军一个营,俘敌三百,缴枪四百。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具体指挥一场战斗,结果是锋芒毕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的营养,在军事战略上是个天才;在具体战术上,他也能将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争原则发挥至顶点,让人叹服!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宁冈全县成为红色区域,成立了宁冈县苏维埃政府。至此,毛泽东已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井冈山打红旗的革命模式树立起来了,美中不足地是有点绿林好汉的传奇色彩。从共产党中央到湖南省委、特委,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否定的。好在那是一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处分要在路上走很长时间,这给了毛泽东充分发挥的空间和时间,使他的实践成果可以展览给指责者,同时也可以说服跟随者继续认同他。

    井冈山是毛泽东撬动世界的一个支点,他还需要一根结实的杠杆,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毛泽东不但从井冈山走向了天安门,而且从此改变了中国和世界!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