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些，华朝的西、南两面都基本日渐趋着平静，以后几年间，虽然两湖、两广以及云贵诸省，还时有土官蛮部造反，但都无法获得大片的响应，形成气候，于是都被华军在附近的驻军迅速镇压。如此情势之下，华朝的军事重心于是便就重新转回了北方。
在中华六年春夏的华军北伐中，经过开平二次会战等一系列战役，北元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势力不得不全面退缩回了漠北。原来元军主帅，中书右丞相、太保孛罗帖木儿虽然得以从战场上逃遁，但他连连惨败的纪录，让元廷上下都完全失去了对他的信心，爱猷识理达腊直接下令，尽免其职，将其安置于称海宣慰司。称海乃苦寒之地，孛罗帖木儿是又羞又气，加上又是有罪之身，生活的待遇自然也不可能好到哪里，不久即暴病而亡。
虽然众人一起把所有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孛罗帖木儿头上，但他去职后，北元小朝廷中却也再找不出一个经验资历能让众人都服气的大将统帅全军，不得以，爱猷识理达腊只能自己亲自统领兵马，但他对于领兵打仗更其实是外行，只能依赖于几个亲信的出谋画策。如此种种，使得北元上下都痛苦的认识到，在一段不会很短的日子里，自己麾下的战士都是无力南下与华军再作正面决战了。而更让他们痛苦的是，华军大捷之后，并没有全数凯旋回乡。而却是在漠南草原上的多处要害之地屯兵筑堡，看架子，似乎是不准备再走了。
很快，这种感觉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谢顿下令陆续征发晋、陕、甘三省军民二十万人移戍河套，由西至今设临河、五原、包头、归绥四座军城，各镇一师，四城其间又以大小不等的卫堡营堡加以联络呼应。河套北有狼山、阴山、大青山为险，中、南部还有黄河可恃，自古不但是水草丰美的牛马产地，土地也很肥沃，可供广开屯垦，历来是中原王朝兴盛时试图控制北方草原的主要跳板。如今华军如此布置倒也不奇。可再往东，原来的集宁、兴和、上都（开平）、应昌数路，不仅土地贫瘠，而且临北纵深数百里又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恃。即使汉唐盛时，也是多仅以高官厚赐安抚、招安当地部落，一面以为羁縻，一面又以为屏障。但新朝的处置与之却大不相同，甚至也与对待西南、西北一带的部落、土司们的办法完全不一致，竟是出奇的强硬。同样留驻大军，多筑堡垒，除了原来的开平城、察罕脑儿堡（后改名为察哈尔堡），从西向东，又先后兴修了集宁堡、张北堡、宝昌堡、平定堡、棋盘山堡、隆化堡、承德堡等大大小小数十座城堡，最北甚至在故应昌城附近即修了一座营垒，大城驻兵数千，小堡亦有几百，却将大半个草原都看得严严实实。
更要紧的是，华军控制草原的手法可说全然是霸道一流，几无半点过去中原王朝多少有些以德服人的遗风。因为这些地方多不适农耕，所以如今除了华军驻守士卒在城堡附近略开垦了一些田地之外，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屯边的举动。而由于缺少安全性和熟手的原因，同样除了驻军自己的马骡驼羊之外，也没有在这大片草原上放牧什么畜群。但华军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把防线往北推个三五百里，而耗费了巨大的人财物力供应在这些城堡之中驻扎防戎戍的数万大军，却只让他们无所事事的待在那里。而既然北元军不敢大举南下，上面于是便有命令，让华军不断派出分队扫荡周围“残敌”。
天可怜见，整个漠南哪里还有多少真正的“残敌”可言。所谓的扫荡自然也就只能华军对原来在这里游牧部落或零星家庭的剿杀。华军中校尉以上的军官都得到了明确的指示：漠南之地既然现在朝廷大半还没法用（除了河套一带的军事屯垦区），那至少也要不让北元用。而不让北元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片草原成为真正的无人荒原。在这种非常冷酷的计画指导之下，塞北的华军作为可想而知。于是在西讫亦集乃海、东至哈剌温山、北逾答儿海子，南到长城的这一大片地域之中，一连数年，华军各地的驻军几乎是每季一次大出动、每月几次小出动，反复不断的对忠于北元的游牧部落进行攻击，甚至在一些难以控制的偏远草场上撒盐和毒草种子。尤其是阴山以北的黑水、小黄河流域及三不剌川草原，更是成了重灾区。为了给河套屯区打出一片缓冲区，不仅当地的驻军，就是晋陕两省的华军也经常出兵相助，对其进行清剿，到了后来更杀得近于狂暴，不仅将所有见到的人口牲畜都追杀一空，更每逢天旱地燥之际，就纵火烧毁草场，连野羊、野驴等大遭其殃。本来也算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丰美之地，却成了只有狐鼠出没其间，却别说人烟，就连野狼野犬都不愿留恋的地方。漠南其它的地方略微还好些，但华军频繁而残酷的进攻，也使得没有几个牧人还敢在那里放牧。原来在漠南的人们，要么北上投靠残元势力，要么便被内迁入长城之南，分散到各地居住。
尽管在很多事情的决断上经常争执不断，甚至暗中斗得波涛汹涌，但华朝朝廷上下对于处置北方新得的塞外之地和降附部众的策略，却是全盘赞成，或者至少也是视而不见。无它由，华朝所有大小官员都是亲身从元朝末年的残暴治下走过的人物，稍有学问的也不无知道些宋室年年缴纳岁币仍不免于亡国的故事，再加上华朝又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得天下的号召，重视华夷之防的心态大起自然也是再水到渠成不过的了。尽管所有人心下都和明镜似的，由皇帝亲自指示的这套做法，和本朝自己鼓吹的以仁治天下，实在是南辕北辙到了极点，却也没有一人敢公开站出来作仗马之鸣。偶尔有人私下里在肆坊中念起帝尧修德作乐、有苗乃服之类的老话，却竟被旁人饱以老拳，且恶喝：“尔何不修德，使吾服之”。及见官，官问其何故殴人，未答先泣，曰先人多死于胡人手，幸得圣天子兴王师报匹夫之仇，故见竟有小人作指桑骂槐，怒不能遏。法官怜其经历、嘉其朴实，于是不责，教而释之。
北元当然也没有在坐以待毙，虽然无力与华军主力正面会战，但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几乎是草原部落天生就擅长的战术。为了反击华朝鲸吞蚕食的绞杀策略，北元军也频频从漠北南下，有时是袭击正在外扫荡的华军，有时更是围攻较小又或较突出孤立的华军城池屯堡，而又在华军大队增援赶到前脱离战场，返回安全的北方。虽然北元军在完全恢复了这种一击出手，不论中否，迅即远扬千里的传统战术后，确实扭转了长期以来一直对华军处于劣势的境况，多次得手歼灭或是重创了华军的分队人马，又先后攻破了多座华军驻军堡垒，甚至曾经一次利用华军主将的贪婪，以木马计，奇袭攻破了华军最北的主要据点应昌堡，几乎尽歼华军两卫之众；又几度偷越阴山，攻入河套烧掠，亦是颇有斩获。数年中，华军追赠校尉以上者多达二十五人，甚至怀远伯梅思祖、永丰伯牛海龙也没于军伍。
但华军凭城垒为依托，与北元军的飘忽不定也是各有所长。北元军为保持行动敏捷的优势，就不得不轻装而行，是故打野外袭击战还行，但每次攻打华军设防的堡垒就很吃力，往往要用远比华军更多的人命来填，这种消耗北元可受不了。所以即使有应昌堡大捷，北元军还是逐渐放弃了强攻华军城堡的战术，而更多的改为伏击华军为各处堡垒提供后勤的补给线。但华军初期受了几次挫败后也很快调整了战术，一方面将各处的补给集中串联起来，用重兵加以保护，一方面也多次反设伏，用所谓的补给车队来引诱北元军。由于漠南草原上已经几乎见不到一个自由的牧人，北元军也就没有了什么消息灵通的优势，却也上了华军两次当，不得不加倍小心。双方于是渐成僵持之局。但这显然对北元极对不利，毕竟华朝凭着家大业大，本来打得就是一拍两散，谁也别想用漠南生养积蓄的主意。
为了增加压力，谢顿又下令把原来对北方的经济战，从限制金属、食盐、布匹的出口扩大为彻底的全部封锁，任何商贾、货物要出长城都必得到军方的批准和直接保护（监视），本来历代对四境蛮夷的禁运，由于图利之人的走私，总是漏洞百出，但这次的条件却有所不同。华元打得你死我活，都对对方的平民痛下杀手不说。漠南纵深数百里的地域成了完全在军方控制下的隔离区，要想不被发现的通过这么远的道路，如果不得到华军内部高级军官的暗中配合，难度可就太大了。可在应昌堡之后，华军中再敢偷偷做些走私生意的人就几尽绝迹了。即使不畏那些想升官司的法尉们个个眼睛睁得铜铃一般，可如果“同伙”随时会突然捅自己一刀，这份钱也就太难赚了，还不如老老实实啃军饷，先保住自己的性命更合算些。封锁加剧的后果便是，除了远经高丽、西域转运，漠北多种重要物资的来源断绝，不令民生日益艰难，就是武器兵甲也开始不如以往那么充沛。
在这种残酷的双重策略打击下，因为连年征战而伤亡惨重，失去漠南的大片草场，再加上大批从中原逃来的达官贵族需要供养，重重压迫，终于让得原来一直都坚定忠于元室正统的蒙人中，也开始不断有人坚持不住了。大批牧民的牧畜在多次的长途撤退、迁移中或病死、或走失、或被华军缴获、或被贵族征税，几乎损失殆尽。可没有了畜群，一家老小的生活立刻成了大问题。亲友族人们也大都处境困难，借支宽贷也帮不了多少，不少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偷偷逃跑到南方，向华军投降。后来便是一些力量较小的部落也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不得不暗地派人和华军接触，请求华军接受他们的归附。
虽然华朝名义上仍然是很欢迎游牧各部知天命向背而来归顺正朔，几个率先来降的小部落，其首领中甚至有人被封了伯爵，部落也被重新允许返回原来的传统牧区（但接近漠南漠北交界地区的除外，会被迁移到更南部），甚至还给了一些粮草以供其渡过一时的难关。这些看上去都与从前以仁德招抚四夷的标准做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当那些部落真正全部迁回之后，不久却发现，事情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确实，他们没有花费一箭一刀，凭着一张顺表就得以重新回到了家园，但是无拘无束、皇帝以下自己最大的好时光却没有一齐重返，而是却陷在了大一堆华朝专门针对他们制定的规范之中。感觉着自己好象被这些以华军的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限制，如同五花大绑一样牢牢的捆住了手脚。
首先就是华军声称因为仍然处于和北元的战争之中，所以随意游牧这个习俗首先便被严厉禁止。所有牧民都必须加入某一部落，只有整部落一齐行动才可以迁移。而在部落迁移之前，则必须先向在燕平、大同等处的华朝相关衙门报告起行的准确日期、移动路线、目的地和预计到达时间，待批准之后，华军会派一小队联络官兵随行，明为保护、实为监督。因为这种迁移是为了追逐各季的水草，所以计画一般每年一审，如有特殊的意外需要紧急变更，则要先获得当地有权管束军民的最高军事长官的同意。
其次，除了严格禁止自行随意迁移之外，各部落间的交往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有每月一次在华军指定地点举办的集市日，内地来的商人与部民之间、不同的部落之间才可以碰面交易或者互相嫁聚，而在其余时候，不仅是各部的首领或头人不准私下往来会面，便是普通牧民甚至奴隶，亦绝不许越过自己部落的领地。而内地商人也不得在固定集市与集市日以外与部民作任何交易，可以在各部落各自的领地间自由往来的，除了奉命公干的华朝官吏、军士，唯一的例外便只有喇嘛教蕃僧或内地的僧人。便是这些僧人，也是先要到兰州、西安、燕平等地行僧录司，在佛前发下毒誓，与北元终绝任何往来，才可以允许领了法碟，然后得以通行传法的。而每名僧人都必须挂单在某派名下，一旦发现其等的行为超过佛事的范畴，为各部间作任何串联勾通，即连坐该派上下。
最后还有，虽然华朝并不直接派出流官管制归附部落，但也要他们为朝廷缴税服役。用来缴税自然是牛和马等牲畜，这些对于大华来说总是多多益善，初时定了一个十五税一（即凡有十五头牲畜，每年就要上缴一头），虽然其与一般牧民原来要上交贵族的十税一相较还略低了些，但这毕竟只是各部要上缴朝廷的税贡，至于部落内部如何分配负担以及如何另外供养自己的贵族，却是不在华朝的关心之中。甚至在必要时（但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也可以征发部落民众服徭。
不过，与这算是相当沉重的税赋之相配套的，华朝却又“慷慨”的提供另外一条替各部生财的道路，那便是加入华军，为大华打仗。游牧之民多是优良的骑手，且往往多少经历些军事训练，甚至本来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而这正是华军所需要。近年在战争中华军缴获了大批的马匹，虽然有一小半被用作种马或者干脆送到内地为挽马，但大部分还是被编入了华军之中。于是华军骑兵的编制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但且不说华军一时还难以仅凭自己的训练，培养出足够的骁骑之士，而且比起将一名内地的普通农夫从头训练成一名合格的骑兵，直接招募蒙人骑手，即使支持的饷银都是现银现钞，但其实却还要便宜许多。
说到此事，不得不提到华军的编制组成。华军的总规模极为庞大，如果全国倾力动员，竟所达数百万之众。按待遇和战斗力的不同分为数种。华朝地方最基本的武力就是普通的民兵，按各家丁口按一定规则抽取，他们基本是为国家服义务兵役，只有在每年一度的府县集中大操或是发生战事时才由国家提供口粮，当然如果因公死伤，也会有所抚恤，但总的来说，他们主要只是维持地方治安和提供最基本的防御能力，并充当华军未来挑选士卒的蓄水池。一般征用的范围不超过本县。
华军的中坚是数量占了华军大多数的地方屯军，由于开国后仍需要大量兵力，而财力不足，谢顿“参照明制”，依旧保持甚至大大扩大了地方屯军的规模。屯军除了少数军官，国家平常也是不发军饷的，但屯军的田地基本都是来自无偿分配的掌握荒地或无主地。屯军的田地也要交税纳粮，但根据每年集中操训和征发出战等耗费的日子，可以按比例少缴。另外按华军军制，屯军奉调出战，得胜后也可以一样按功劳分得战利品和犒赏，死伤的怃恤亦与他军相同。但除非遇到极紧急的状况，否则一般屯军极少会被成建制的调动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作战。大量基本能自供自养的屯军的存在，使得华朝在开国之初百事尚艰难之际，仍然可以轻易的一直保持百万以上的常备军规模，足以在各地驻军都能保证一般战事或者防灾救急需要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机动兵力可用。但各地屯军的实力也是差参不齐，如早年在云贵、河套等地的屯军因为一直身处危境，经常要参与战事，所以真正是亦军亦民，其战斗力长期保持在相当可观的水平上，甚至与主力禁军相差无几，但内地许多地方的屯军由于很少有机会经历真正的战斗，随着太平日久，曾经经历开国诸役的老兵逐渐流失，战斗力却又下降的比民兵也强不了多少。
最后就是作为华军机动野战主力的禁军。禁军与屯军最大的区别，就是禁军士卒都是全部住在军营中，不准随意出入，而且装备精良，比如火炮、火枪兵等新式兵种，就都编在禁军中（但并不排除屯军的高级军官，可能也有几支火枪作为亲兵护卫的利器），骑兵的大多数也隶属在禁军。但是在华初的几十年间，禁军也不是完全不屯田。事实上即使仅仅是禁军，度部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或者是不愿拿出那么多钱）来供养，令其都成为完全脱产的纯粹职业兵。除了在三北战区，由于一直处于和北元激烈战争中的边塞，作为各战区必须随时可以出动，准备远袭千里作战的几万精锐，以及京师中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的御侍亲军之外，即使拱卫京师建业的天子直将六师，一年中也有几个月时间得下地干活。不过禁军平均分到每人头上的农家活计要少的多，毕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打仗。仍以建业六师为例，其正常年景能生产的物资，大约也只能满足自己大约六七成的需求。作为由都是壮年男子，收获又都归自己所有的组织来说，这个产量可谓是很低的。这自然是因为禁军除了必要的休整时间之外，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操演阵法和武技的。所以，禁军士卒都是还有粮饷发放的，虽然不算很多，但也可以勉强养家糊口。
另外在华初，禁军与屯军一样，家中也可以分到一小块地。不愿要地或是没有地可拿的禁军家庭，则可以在服役期间每年得到一定的免税额作为补偿（无家无地的独身禁军，则可以得到折算的额外军饷）。若战死或伤残，则除了直接的一笔怃恤金外，其家中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二十年免税及免徭，若有子孙，也可以有优先得到考入官校、军校等的资格。而等禁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卒退伍后，既可以转为屯军，也可以直接回乡为民，并有优先在当地担任亭长、保长以及府县各级小官吏员的资格（实际一般是有保留比例）。再加上如果出战，打了胜仗后，不但有战利品可分，还有各种犒赏，升迁的机会也最多。如此种种，禁军的待遇不可谓不厚。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当禁军极辛苦（不是种地干活，就是操练演习），又经常要奉调出征，四处拼杀，随时有殉命之险，但是仍然有大批人自愿加入禁军效力（尤其是屯军想改隶禁军的），使得禁军从来不匮兵源。
尽管不仅禁军，便是屯军。如今也还多是追随他开国的老兵，但谢顿还是为了保证军队（主要是禁军）的实际战斗力，以后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迅速下降，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包括对禁军、屯军甚至民兵，各自统一标准的操练纲要、典范（包括训练的课目、时间、应达到的标准等等），以及种种具体的考核制度，从各军的自检、每年不同级别的抽检，公开的集体操演。甚至还有各部对抗性的直接比较，优胜的队伍，自然是主官可以记得优异、士卒可得奖赏，而末几名的队伍，主官则会有降等甚至免官的危险。谢顿又恐日后，有人会联手作假，轮流输赢，还特意命令由太学中的数学高手，将此类演习的轮次设计的非常复杂与不规律，以尽可能使得联手瞒上欺下的可能最小化。
华军禁军当时编有十六师（并非全部满编），另有御侍亲军十二卫、独立炮兵八卫，水军海师（内河水军基本都隶属屯军）以及另外杂七杂八的一些零星机构、部队。其中在建业及周边江浙两淮有所谓的天子直将六师，河套、察哈尔、燕平、大同及辽东等对抗北元的前线战区一般部署有四师，在甘肃、云南、山东、河南各有一师，其余各省一般有一旅禁军。为了防止再出现京师大营都成了废物的“后鉴”，谢顿立制，负责拱卫京城的禁军，都要抽调所辖旅、卫，轮流与边军对调服务，学习实际作战。每期调动两年，而最多在六年内，所有京营将士就必须有实习经历，凡到期而未符以上者，不论何人、不论何由，一律调出京营。而同时又立下制度，留守的京军，每年亦要选出部分将士，派至地方各军中任职，而以全国各军（包括屯军等）立有军功及精锐者调入补充。又颁布“习信陵君诏”，原则上禁止禁军中有直接袭承父兄职务，及父子兄弟有二人以上在同一师内服役（特例必须有枢密府和兵部直接批准）。从前军中盛行的由儿子、弟弟接替父亲、兄长进入同一支队伍中服役的情况由此基本在禁军中被禁止。除了云贵由于气候风土尤其特殊之外，从军世家者，入伍后都要遣派至与与父兄原来不同的地点、师旅中服役。
除了以上三大部分组成华军的主体之外，华军还有部分土兵及附正军可以作为辅助。土兵自然是各地土司的私兵，凡受朝廷敕封的诸土官，都要自编数量不等的兵马，随时准备奉朝命而出征。至于所谓“附正军”，则就是如归附的蒙人那样，被华朝招募的编户齐民之外的他族人口，其待遇薪酬与禁军相差不大，只是一般没有赐地、身后对家人的照顾（当然一笔怃恤还是有的）以及政途上的青眼。不过，比起无事所作、冻饿交加的缩在家里，能加入华军按时领饷，实在已经是很难得的好机会了。不仅塞北的蒙人，便是西陲的蕃人、南方的苗人彝人也多有愿意加入华军，甚至有愿意只要被编入屯军的。不过真正成规模，基本是自成一军的，当时还是只有蒙人编成的“顺义六旅”（注：都完全不满编，多则二三千人，少则不过千数左右）。
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情况一样，背叛了自己出身群体的人，反过头杀原来的同伴时会比其他人杀的更狠。“顺义军”便是这样，他们大都是从小生在草原、长在草原的牧民，又或干脆便是老兵，对于草原上的地理、北元军的战术等等，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为了立功表现，更为了打胜之后可以分到的战利品以及犒赏。这些新归附之人追杀自己不久前的战友、同族起来，却是最凶狠最得力的。甚至其中有人仗着同是一族，语言风俗都一样，冒充北元士卒或是牧人深入漠北，不仅侦察各种北元的情况，甚至只要有机会，便对缺乏防备能力的分散部落痛下杀手。令得本来就处境艰难的漠北更是雪上加霜。
几年的塞北战争，固然已经让北元几乎已经陷入了绝境，不过另一面在建业，谢顿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战争是极其花钱的一桩事情，出动大军征伐所需的粮饷自然是耗费巨大，而在塞北的河套、绥远等地筑堡驻军、移民屯垦，长年累月的经营所需，更也是天文数字。为了支持北方的战事，不得不又营造了大批的重料海船，将南方的粮米布棉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其中每年都有数艘船只遇难倾覆，还有倭寇海盗时常劫掠，虽然水师经常护航及搜索，亦不能完全阻止，也是损失的一项大头。所有这些加起来，令得度部每隔几月就要向上面诉苦，而对于这种根本性的财政问题，谢顿也没有什么能即时见效的好办法，只能是不时的宣布裁减宫中用度以为示范。为此，主张朝中放弃塞外甚至云贵的无用之地，退回中国固有旧地，专心经营以巩固国本的声音，从无到有，又开始逐渐冒出头了。
本来，这种仅仅因为耗费巨大，就要放弃将士们浴血奋战才得来的土地，即使谢顿不表示不满，大多数人出于平常心的骄傲和荣誉感，也很难能在心理上予以接受。尤其又有宋朝对外软弱的前鉴在，反对注重边功的一派本来很难真正出头。但是，进入了中华十年，有两桩事帮了他们的大忙，一是各地旱涝大灾频起，尤其黄河、淮河都发了大水，受灾府县数十，死者数万，流离失所之民不计其数。这本来就令得朝廷上下忙乱而紧张起来。毕竟流民一旦失控，其能爆发出的破坏力之大是谁都知道的。
而好象这还不够糟糕，度部又极秘密向谢顿报告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发现了大批伪造精巧的大华银钞！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