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记》：中华五年，帝尝听翰林学士詹同讲宋、辽、金史，同所述者，多取自元丞相脱脱所主持编纂的宋、辽、金三代官史，其中疏漏、极简之处甚多，帝时有疑问，同不能尽答，乃去冠请罪。帝曰：“此前朝修史不善之故，非卿之过也。然此终为大憾，奈何？”同奏曰：“今离脱脱修三史尚不远，可重修之。”帝善之。于是以太师李善长为总编辑，命其总理重修《宋史》、《辽史》、《金史》，并著修《元史》。以四史将留传千古，事关最为重大，而修史之事最为繁杂，非分心旁顾能为之。于是，命许李善长免理内阁诸事，以苏霍伦代其领内阁奏事。
即使名义是因为要奉旨“专心修史”，即使名义上仍然留在内阁中，而且相关诏旨中还特别称赞李善长历年勤于王事、劳于政务，功绩卓著，命加禄千石，赠蟒衣玉带，但仍然丝毫不能改变李善长实际是被罢相，从朝廷中枢中遭到无情逐出的事实。而李善长自为谢顿招揽以来，一直就是居于政治最中枢，辅佐谢顿处理一切大小事务的头号文臣兼智囊，开国之后便拜为群臣之首，即使徐达、常遇春在官爵的崇位上仍可以与他比肩，但也不如他实际执掌政柄，势力遍布朝野内外。如此人物，一朝突然遭贬，如何能不震动天下。况且此事事先几乎没有什么征兆，谁也没有想到，皇帝说是起念要修前朝历史，却实际是要趁机罢相，是故诏旨一出，整个朝廷上下被震惊的反而一时完全失声。倒是李善长颇为从容，上书谢恩之后，竟即携席具入翰林院主修四史，并先后奏请以宋濂、王?、曾鲁、胡翰、危素、徐一夔、陶凯、汪克宽等数十饱学儒士为编纂官。
还没等众人从李善长罢相之事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朝中的人事再次发生大变。检察院御史长刘基以老迈为由，乞骸骨归乡，先不准，然基固辞，终免其御史长之职。但进基正二品正宪大夫，命以散职仍留居于京中备需时顾问，然许除元旦、圣寿（华朝对皇帝生日的称呼）二节之外，皆不必上朝列班（注：刘基原有诚意伯的爵位，论朝仪班列本就是位于正二品之列，但他原来的本官检察院御史长，官阶仅正三品，虽然加了一级散阶，仍然只是从二品的嘉奉大夫。顺便说明一下，由于为了要在酬庸开国诸臣之功的同时，还要遏制高官太多，避免名器因此过溢，华朝早期封授高级官爵的一个特点就是同一人的爵位、职官和散阶之间的品级往往并不统一（当然这在前代各朝中也很常见），经常有人（尤其是军功卓著的大将）爵位等同的品级很高，但散阶却比较低，而担任的实际官职的法定品级更低，但也有人担任的实官比他的散阶品级要高。由于朝仪礼节时可以统一先按各人的爵级，再按散阶，最后按实际官职安排班次的，所以这种情况本身对于朝内上下地位比较的影响并不大，但却使得华朝的官制摆脱了元朝那种三品官多如牛毛，一二品大员满地皆是的状况，基本恢复了唐宋前期国政清明时的习惯。如三品官，在华朝已经是绝大多数官员都不可企望的仕途顶峰了。要知道，华朝的各部尚书便只是正三品，各署正卿的职官更只是从三品，各地大员的职官甚至只不过四、五品而已（但国初往往有重臣出镇外地，他们的品级自然相当高），若是能上二品，即使只是散阶，也必定是出将入相、简在帝心的人物了）。未几日，内阁参政兼司法院正卿韩定亦因病致仕，命送归濠州故里，赐第调养。
因为李善长、韩定、刘基，几名最重要的大臣几乎同时去职，而五年年初，吏部尚书陶安病逝，三、四月间，北京（燕平）及河北布政使郭景祥、内阁参政毛祺也先后因疾故去，如此多的重臣在短短半年左右先后或逝世或退隐，朝堂之上竟有为之一空的感觉，而且奉旨代李善长首领内阁的苏霍伦，也一再向谢顿呈奏，称自己处理庶务虽然还算熟练，但论起谋划长远、经理天下的相才来，却实在是不足，而且身体近年也经常不好，实不敢恬居要位而至误国。于是谢顿一边以手敕慰苏，另一边则提拔汪广洋、胡惟庸入内阁。至时，内阁中的人事变成了李善长、徐达（亦是仅挂虚名）、苏霍伦、王恺、汪广洋、胡惟庸。到了此际，有聪明人已经感觉出来，皇帝十之八九是不高兴朝中两派（淮西派和反淮西派）暗斗日渐汹涌，于是干脆把两派的首领全部赶出中枢，以示警告，而汪广洋、胡惟庸虽然也是淮西人，从前与李善长也一直相交好，但汪广洋向来以小心谨慎（或者说胆小如鼠）著称，而胡惟庸则素以帝意为言行一切指引，大概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被超拔入内阁平衡政局。
不过皇帝显然也不想对老臣们做得太过分，不但没有兴起什么大案，不久，就又任命李善长的妇兄王濂为司法院正卿，韩定、刘基的好友兼政治同道胡深为户部尚书。而等杨宪出任检察院御史长，章溢、钱唐被拜为司法院左、右卿之后，这场风暴总算是慢慢平息下来了。但因为这场动荡的影响，本来准备的在秋天再度出兵征伐塞外的计划，因为准备不足而被延迟搁置了，反倒是漠南的北元军在夏秋两季屡屡南下侵袭，但坐镇燕平的邓愈、防备大同的耿再成、戍守河西、银夏的胡大海，都是能征善战的宿将名帅，又兼早已布防严密，北元军也没能讨得多少便宜。双方这样的打打闹闹直到了冬季，终于又被漫天的风雪逐渐平息了战事。
不过，虽然中华五年在辽东之役后，华军与北元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并不意昧着四境都转而变得比较平静。尤其是四川的边患和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愈发严重。
四川是刚刚归入华朝治下，虽然其内地的州县多很顺服，并没有什么变乱，但它边境上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四川西有松潘、天全、茂州、黎州等处诸多蕃部，南与元梁王控制下云南相邻，东南一带还有播州、永宁、酉阳、石?等世袭蛮司，虽然名义上都已经归附大华，接受羁縻，但实际却不仅是依旧据故地自王。这些势力中的大多数无不想趁着四川刚刚易手之际，尽量多侵占一些人口土地。于是廖永忠、傅友德等人的大军刚离开四川不久，留守蜀中的吴复、武德报告边境各州县有警的火急文书便不断飞奏入京。谢顿得讯后勃然大怒，马上以赵德胜为安西将军、四川大都督，曹震、金朝兴副之，调关中、湖广、江西兵数万入蜀镇压。又派人责沿边番夷诸司、部落，警其勿以小利而甘犯天威。援兵入川不久，赵德胜即平定威州，出七星关，招抚茂州、静州诸土官，联军败松潘蛮蕃于叠溪。而曹震亦由江油出兵，越龙门山攻克龙安，改设平武镇，趋黄阳关。另一路的金朝兴也顺利进抵雅州，拔之，斩敌三千余级，俘逾千人。
在华军充分展示了强大的实力之后，四川周边的局势迅速被稳定了下来，各个蕃蛮部族纷纷派人或入贡讨好、或袒背请罪。谢顿此际也根本无意大举向这些还是一片蛮荒的地方扩张。既然稳定边界的目的暂时已经达到，于是见好就收，仍然改回了政治安抚为主、侧重瓦解攻心的策略。基本的办法自然是依旧大发官帽，每个前来请附的土司都得到宣抚、司慰之类头衔，除了趁内地近年纷乱而侵占的土地人口要退还之外，故地仍许各世守之。但是对他们宣布，礼乐征伐当自天子出。所以不允许他们以后再互相征战吞并，若有争执不能自相调节妥协，则一律入奏请裁。这自然是要使他们互不能相隶，使其等更愿意亲附朝廷而不能联合的企图。这种挑拨的策略在回赐的分野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几年来一直比较恭顺的土司，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谢顿一改从前对外极为小气的作风，大方的令酉阳、石?等几个走运的土司恍恍然的似乎感到，好象又回到了祖上传说的中原皇帝慷慨无比的好时光。但那些有过“劣迹”的土司们就倒霉了，他们即使进贡了马匹、黄金之类的特产，得到的回赐也不多，算来和互市购买的价格也都差不多，而最倒霉的一两个，居然被“赏赐”了一大堆书经，实在是哭笑不得。
（注：在经过华初的斗争后，华朝把《大学》、《中庸》又重新归回《礼经》中，不再单独成书，而同时对于儒家先秦及其后诸子，采取了独尊孔圣的立场，孟子虽然没有遇到险些失去“亚圣”地位，甚至牌位被迁出文庙配享的危机，但谢顿却又一口气敕封十余位先秦诸子为亚圣――其中不仅有儒家的荀子、公羊等人，也包括了老、庄、左、孙，甚至于被儒家薄菲了上千年的韩非、墨（但其中非儒家人物的牌位，虽亦迎入文庙，但不入正殿、正院配享于孔圣，而另置于偏院祭祀――从而使得“亚圣”这一称号本身的意义和地位被相对大大降低了。于是，官定的儒学基本书经名录便减少到了《论语》、《春秋》、《诗经》、《礼经》、《易经》、《尚书》六本，而其实在华朝考试中最重视的，又只有《论语》、《春秋》两部而已）。
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在元末开始就已经颇以为患，而讽刺的是，由于本来横行海上的方国珍势力被华军消灭，而华军之后又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对付元军或是其它与自己争雄天下的对手上，反而更使得东南海上出现了相当的力量真空，于是倭寇势力趁机大举南侵，不过数年，侵扰的范围竟已北至山东，南至两广，而其中尤以浙闽地区遭受的侵害最多，虽然也断断续续的派兵剿御，但在大多受害地区的效果不彰，也同样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
在咨询了朝臣们的意见后，谢顿决定同样以双管其下的办法应付这桩麻烦。于是一面派出使者往日本，诘问其入寇之故，要求其大力清剿海盗，否则将禁绝与其贸易，甚至发兵征讨。另一面派汤和督浙闽海防，杨?督广东海防、康茂才督两淮海防，命廖永忠、张志雄、张德胜操演水军于海。汤和奉旨之后，推荐方国珍之从子方鸣谦长于海事，于是召见问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以为然，命鸣谦与和俱往，和乃度地浙闽，浙江于海设卫所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福建于海设卫所六十一，民户三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兵十余万，并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闽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怨甚，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怨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廖永忠等编练海军亦见有成，倭寇之患乃稍息。然而赴日使者交涉却很不顺利，倭寇之患因此依旧断续很久。
《国史记》：中华五年，礼部员外郎赵?奉旨出使日本，三月而返国，报倭王臣见天使而不拜，语多出无礼，而于入寇之事百般抵赖，不肯约束。而观其回奏之国书，满纸骄狂之言，传之群臣，俱怒，有请征之。帝曰：“倭所持者，无非忽必烈两次东征于其，皆遇风败，乃自以为强。但倭国虽有狂妄，确系与中国远隔大海重重，其岛虽与中国较狭，亦有地千里，其民虽与中国较少，也数以百万。故非有精锐海军十万，鲲鳐战船千艘，不能尽捣其穴。征非时也。然日本自唐以来，即不臣服，久为中国肘腋之患矣。且近世以来，海运愈兴，今后必为我中华之命脉所在，卧榻之旁，本就不当容他人酣睡，而今更敢先寇我，再辱我。众卿与朕共励：当有暇力，必伐之以报此仇。”于是下旨，因倭性最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故从此绝却倭贡。除商部特许官船外，禁止一切人等与其贸易，沿海官兵吏绅，不论海陆，凡见倭人者皆要严加盘查，缉盗所缴货物，皆赏有功之士，而有敢私与倭通商者，论叛国。令出，倭人不能容于沿海矣。盖一则人畏严法，二则人贪厚财。
不过无论如何，大华最主要的敌手仍然还是北元，这一点是谁都不会搞错，更不会忘记的。所以等转眼到了六年开春，谢顿便再拜徐达为讨虏大将军，冯国胜副之，邓愈、蓝玉（曾是谢顿义子，尝随谢姓，谢顿登基开国之后，让其恢复原姓，但仍宠之，故年刚及冠已居高位）再副之，出镇燕平。又拜常遇春为平胡大将军，李文忠副之，领军大同，花云、傅友德再副之，将兵银川。准备对北元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攻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天下的精兵猛将多半将奉命随征，而且自去年冬天以来，为三路大军运输屯储的物资就在整个北方不绝于道。可以说，自开国北伐以来，华军出动的阵容从未如此之盛。
但也正因为这次调动的规模如此之大，所以虽然各处关卡也尽了全力，但仍然让北元事先便侦谍到了华军将有规模空前的大举进攻的情报。本来随着华朝的统治日益稳固、严密，再加上北地一般普通百姓对于前统治者的刻骨仇恨，北元对于关内的情势了解越来越差。即使仍然有一些心向故朝的士子，也有少量为了获得走私特权的人，还愿意甘冒奇险为北元打探、传送消息，他们的情报也少得不可怜，而且往往待传递到了蒙人手里，已经是时过境迁，没有什么用处了。但这次华军规模空前，弄出的动静太大，毕竟没能瞒住。
虽然还不知道华军具体的调动集结、主攻的方向、制定的策略和目标等等这些，但是这次大战事关两方气运却是不用说的。爱猷识理达腊和大臣们连日连夜的会议，商讨应对的策略。最后众人得出一致的结论：华军来势汹汹，以去年辽东之役的前鉴，不可以立即正面硬撼。也应当坚壁清野，只以小股人马游击骚扰他们，先让华军陷于空有一身蛮力，却是无敌可战的窘境。然后当其心焦气燥之后，再引诱他们深入大漠，最好是更令他们被迫分兵，直到华军人疲马乏，再集中大军，全力给其一击。虽然这计划看起来定得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的乐观，但从爱猷识理达腊以下，北元君臣、将帅都有一点自信：在大草原和大戈壁中，只有已经生活在这里千百年的游牧之民才是它们的主人，南人的将士再英勇、兵器再屡利、主帅再多智，与这苍茫无涯而又严酷无比的塞外自然相对抗，仍然是如幼鹿与群狼相搏一样，绝没有任何胜算。
于是等徐达一路从宣德、常遇春从大同、胡大海傅友德从银川，几路华军大兵出塞之后，一路上就没有遭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武装抵抗。北元已经提前把沿途所有的人口牲畜都转移隐藏了起来，只派出一些不大的游骑队伍不时偷袭华军外围的分队。不过他们袭击的效果也不好。华军除了同样派出大批骑兵组成好几个强有力的搜索集团在前后左右游动掩护。而且各队联系紧密，其中战斗主力多半又是长枪手、盾牌手和强弩兵，一旦列阵据守，正是骑兵强攻最头疼的对手。倒是原来在漠南各地的蒙人奉命北撤时实行坚壁清野令得华军颇为头疼，找不到人畜等生烟之处倒也罢了，华军本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在塞外就地筹粮。但蒙人走时，将所有的水井都推倒隐藏起来（他们也不敢彻底填埋或是用投毒、投粪便的方法将之完全毁灭，因为以为自己回来后，也是要倚之为生的），缺少水源却很是令华军难受，幸亏漠南草原到底不是戈壁，还是有些蒙人无法毁去的小河、小湖，尽管蒙人倒是在尽量在这些河、湖里投入了许多脏物以污染水源，但是一则毕竟不可能没有漏网的，二则大些的河、湖的自清能力也强，而华军对于野外消毒、防疫防病甚是有经验（带着大量的木炭，又可以吸附脏物，也可以当燃料，而非沸水不许饮），再加上军中也有找泉水的能手，虽然艰苦，但仍然不足以伤到华国的士气和战力。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华军此次出塞的主力居然是步军，比如徐达所将之部各有十万之众，其中三万骑兵（基本是每人一马，另有五千匹为备马），步兵七万（包括了炮兵，为了节约马匹，当时拉炮车的多是牛、骡），常遇春带的兵马在八万左右，其中三万骑兵、五万步兵，而胡大海一路有六万人，骑兵更只有一万左右，其余也尽是步卒。自卫青、霍去病破匈奴以来，历代讨伐草原都是以骑兵为主，步军最多不过是负责为前方运输补给。华军这种正统的混和兵种编组，看上去实力当然比单纯只有骑兵要强大许多，但机动性下降的更厉害，若双方都只是堂堂列阵的正面对战，那自然没有问题，可如果敌人是几乎清一色的骑兵，又故意避而不战，那想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追上敌人，便几乎就是妄想了。所以草原上的战争，历来打的就是机动性、拼得就是骑兵。若不是谢顿是凭自己纵马持槊、白手而得天下的，发出这种违反通常兵理的命令，人们必定以为他是外行下出了大昏招，但皇帝的葫芦里究竟又在卖什么药，除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国胜、胡大海等少数奉命统领方面的大将，别说一般的小校小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是朝中大多数二、三品的大员也都不晓得其中的奥秘。
徐达率领大军进入开平城已经是第五天了。还没入城，徐达就知道它必定是一座空城，唯独担心的是北元在撤退时也将它一把火烧了，那自己要做的事情可就麻烦了不少。直到前锋侦骑报告，望见开平城虽无半点生气，但仍然基本无损之后方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北元认为华军与上次一样，在这里待不长久，若是毁了开平，以后他们再回来了，生活却也会难受许多。
原来这开平本是元朝的上都，元帝们在夏天多喜欢到这里来避署，还要时常在这里会宴蒙古其它汗国、部落的首领、使者。所以这里不仅建有华丽宏大的宫殿，其它还有很多的衙署、官邸。虽然红巾军关先生部曾经攻破并放火焚城，但后来几年顺帝下令对其进行大规模的重建，虽然不复往日之盛，但仍然不失为塞外第一名城。上次在中年二年冬，常遇春、李文忠等率华军出奇兵，一举袭取了开平，但待了不久便引兵回去了，开平于是随即又被北元军“收复”。要是按前代的一般习惯，常遇春等人走的时候，也一定会放一把火把宫殿以及开平城整个都烧掉，但由于谢顿事先有过吩咐不许如此，所以他们只是将开平的人畜物资席卷一空之后，便引军南归了。元军回来发现城池宫殿、房屋庭院都基本完好，也很是奇怪了一阵，但实在无法肯定这其中能有什么阴谋，于是便不了了之了。当然，由于已经吃过一次大苦头，元廷也不敢再驻回开平（除了元廷发现开平离关内还是太近以外，很多人还认为，企图把元廷驻地重新吸引回开平，是唯一能解释华军没有烧毁开平的理由），于是这开平城内的各种建筑也就都没有怎么再被修缮，几年一过，它们自然也就显得败落了。但即使如此，其规模气势却仍然不凡。
不过，华军这次再占领开平以后，徐达们便指挥华军开始做一件事，那就是拆房子，然后将拆下的物料运去改建城防――要是说谢顿以前指示不许烧毁开城宫殿和城池的原因，全天下没有几个人知道，现在就是人人皆知了――当初之所以命令不许烧毁开平建筑，原来只是想留着它们当以后筑堡用的材料。――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对象，自然就是城中最庞大的建筑群，故元行宫了。而徐达他们此刻也正站在其中的一幢高楼上，眺望着城中的景象。
望着楼下如群蚁般繁碌着的华军士卒，又看着已经被拆得零零落落的殿阁群落，徐达不由感叹着对一旁的冯国胜、蓝玉说道：“常太保、文忠他们几年前破开平后，便与我说过，这开平城的元朝宫殿虽然不比大都那么恢宏壮丽，但也很是可观。今日见之，虽然已经大有残破，但仍不失气势，可想而知当初鼎盛时是何等辉煌了。唉，开平虽是元之上都，其实毕竟是远处塞上，周围人烟稀少、地方贫瘠，在这处修建这等宫室，当年不知征发了多少百姓到这苦寒之地经年劳役，又将多少物资千里转运，方得如此规模。可惜啊，亦是逃不过灰飞烟灭的一天。”
冯国胜笑了笑，很有些无所谓的说道：“大将军读书多，才有这么多感触。我是看不出什么，倒是这么好的房子就此拆了，倒是有些可惜。”
一边的蓝玉年方及冠，正是最口没遮拦的时候，听到冯国胜的话，冷笑道：“就是不拆，副将军敢住吗？”冯国胜一时大窘，幸亏还是徐达为之解困，扯开话题道：“开平既已出关深入草原，又离北京、宣德等地还不算远至无法相呼应。而居滦河上游，不乏水源，可控制周围数百里是在塞外亦是难得的好草场。而它所处的形势更是绝佳，西面可以窥望察罕脑儿、三不剌川，东北离坐落在答剌海子畔的应昌不过二日快马的路距，再往北便是茫茫千里戈壁，正南越过燕山就是北京燕平府，而东南就是依然切断了关内与辽东联系的兴州、大宁，可谓是正居于漠南腹心之处。陛下规画，以此为平定塞外的重镇，实在是目光如炬。”
冯国胜乘机马上接口：“正是，正是。陛下之策算，天下无双，我看便是从前蜀汉的诸葛武侯亦不能相比。至少陛下规划的平定草原的办法，百年之计全都已经盘算详定，臣下、子孙们照做就是，这便不是那《隆中对》中虚谈可比的。”
徐达虽然也对谢顿的计划之详尽可行十分佩服，但他对其中有些内容并不是很赞成，所以不愿接冯国胜的话继续颂圣，停了一停，又对冯国胜说道：“既然此间已经没有其他什么大事，我明日就率儿郎们走了。冯将军留下后，便按着陛下的吩咐，先修开平，然后加筑恒州、察罕脑儿、宝昌诸城，多运储粮草，以备久守。同时，虽然讯问捉到的俘虏，都说残元的主力都已经逃往漠北，但他们也都离开大队多时，却要提防敌军施展阴谋，却是潜伏回来偷袭。要完成陛下制定的大计，所需要奠定的基石泰半便要倚仗冯将军了。”
冯国胜恭身握拳，“大将军请放心，末将必不敢有负陛下之重托。如今物料人力皆不缺，末将必定能在三月内草成几城，至于元军嘛。他们不来是他们的运气，不是末将自夸，末将麾下这数万将士可是等着立功，等得眼睛都红了。”
徐达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却还是要小心。你也听得陛下吩附过，未来这几城都可能长期孤悬在外的，城防宁愿修的慢些，也要牢固。而尤其是粮草，更要看好了。这是将来守军能不能独自坚持住的关键。”
“末将绝不敢马虎，反正工部也派来专门筑城的匠师，我知道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子，我总听他们的，并督促不许小子们偷懒便是。至于粮草的安全，嘿嘿，大将军知道，运输中都有重兵押运，三五千轻骑奈何不了他们。而待城池稍有个样子，我会带队反复扫荡左近，有根蒙古毛都要找出来。”
徐达听出冯国胜话中的腾腾杀气，却是半晌无言，最后才说道：“你们也知道，陛下这个计画规划雄伟周密，我是钦佩有加的，但其中有的做法，连陛下也说了，确实有伤天和。虽然陛下说为千秋百世计，不惜以身承受，可我们做臣子的，也当为陛下的万古英名着想，宽得一分便是一分。”
听到这话，冯国胜有些不敢接口，蓝玉却又忍不住了，“我看皇上的法子对得很，不这样，怎么能平定这塞外万里蛮荒？宽？鞑子们当年对我们宽过吗？末将虽然只是小子，但也还记得那些鞑子们怒马当街，视我等如豕狗。大将军也是寒门出身，难道忘了吗？再说了，除了皇上的办法，还有其他的法子可以一劳永逸吗？我看不但不能有丝毫宽待，还要越加紧越好，早一日彻底平定了蛮夷，皇上的英名更可以早一日为天下万世敬仰，何虑其它。”
蓝玉的身份即使在方面大将中也是很特殊的，他在此事上表示这个强硬的态度，就连徐达都不敢反驳，谁知道蓝玉这些是不是从谢顿那里直接听来的，一时整个场面甚是有些僵硬。而蓝玉说完也立刻有些后悔，谢顿几次私下告诫他，要他学李文忠知守重，如果让其知道自己近于公然顶撞大将军，以谢顿的脾气，即使自己是替他的政策辩护，一顿披头盖脑的痛骂也是逃不掉的，更会被罚去抄典籍，那实在是可怕极了。沉默了好一会，还是蓝玉装作想起一件兵法上的疑问请教徐达，扯开了题目，勉强才化解了尴尬。
第二天，徐达果然率蓝玉等诸将，带着两万骑兵四万步兵重新起拔，而留下冯国胜统率着其余四万人马（其中有骑兵一万人）镇守开平以南。待出了开平后，徐达先派蓝玉率骑兵万余人为前军，攻往位于大戈壁南缘、坐落于答剌海子畔的应昌。其实，应昌也已经早是一座空城，蓝玉于是亦兵至不战而取之。但这次华军可一点没有客气，蓝玉当下下令放了一把大火，把应昌烧为一片白地，然后却不继续如一般人所料的那样继续北进，反而就此引兵南归，而徐达的主力更早在得报蓝玉攻下应昌后就已经开始调头南下了。
这番举动却是让留在漠南牵制、监视华军的少量北元兵大感奇怪，过了好几天才算确定华军是真的撤兵南返了，而不是又想设计再突然杀个回马枪，无不大松了口气，立刻派人飞骑向在漠北的衙庭禀报华军的举动。接到消息后，北元小朝廷上下是又欢喜又遗憾，欢喜的是华军的大攻势却如此虎头蛇尾，定是由于已方施展的坚壁清野起了作用，让华军才到了应昌就已感到无力继续北进，遗憾的是，华军如果就此回兵关内，以后的招数却是无法施展了。若知今日之事，当初倒不如稍微再缓和一些，把华军吸引到漠北，才能给其真正的痛击。接下去围绕着是不是应该马上重新挥兵南下，追击华军或者说是收复失地，小朝廷内又是激烈争执了好几天，一派认为去追也来不及了，况且还是要防备华军是在设陷阱，另一派反驳，打击华军倒还要其次，夏天快到了，早点要把畜群驱回原来的草场才是最要紧的，为了躲避华军，大量的还没从春瘦中恢复过来的畜群被强驱千里，倒毙的本来就很多，剩下的一下子多集中到漠北，而漠北虽大，草场却比漠南更差，难以全部容下新来的这许多牲畜。而如果不在夏秋给畜群补足膘，等到了冬天那可就更惨了。搞不好明年不用华军来伐，自己这边就先垮一半。两派说得都有些道理，于是很自然，最后决定先派一部分轻骑南下，探探风向再说。可第一批人马刚走了没几天，漠南的消息又传来了――徐达们南行是南行，但并没有就此回关内，而是引军去了开平东南的兴州。
兴州的首领江文清虽然受北元封赐，为其之国公，但其实是自据一方的军阀，自然没有跟着小朝廷去了漠北。以他部下那几千乌合之众，哪里可能抵得住徐达麾下的百战雄师，甚至没有用到大军主力，只是前锋一战，便将江文清打得落花流水，顺势薄兴州城下，城中士民知大势已去，执江文清归降，得众三万余人。安排将降人迁入关内后，徐达继续挥兵东向，过滦河、越七老图山，竟从神山站进入大宁路，随即攻克惠州，而几乎与此同时，邓愈领骑一万、步三万，出山海关，下瑞州。而本来据红罗山自保的辽西豪强杨思祖，自去岁辽东之役后便知道即使在辽东，大华逐元亦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故见邓愈率华军来，即派人前往联络请顺，邓愈当然许之，乃再收得人口近二万，以其为前驱，克锦州、义州，遂与从盖州出兵呼应的张义会合。而徐达所部，过和众、取大宁，最后攻克高州，也是一路奏捷，所向披靡。
发觉又上了华军声东击西之计的北元又惊又怒。有人主张立即全师南下辽东，与徐达等决战，但这主意立即被孛罗帖木儿驳斥。已方在辽东的力量，自去年大败之后还根本恢复元气，所以等自己们带兵千里迢迢的赶到，地方只怕已经丢了，而华军这次攻击的大宁等地，又处于华军控制稳固的幽燕与辽东半岛之间，还有极长的海岸，华军无论互相呼应，还是运输补给，都很方便。到时候便是主客易位，华军以逸待劳，对手又是徐达那样的名将，对元军极不利。最后是中书平章伯颜帖木儿出主意说，既然徐达率大军去了辽东，留在开平一带的冯国胜部的兵力必然单薄，因此只需对原来计划的目的稍作调整，改成强打，能吃掉华军一部主力不也是好事。众人皆以为然，于是各自回去愤愤的集结了人马，仍由孛罗帖木儿为帅，倾师而去。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