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长期偏爱以白银和铜作为基本的金属货币。但恰恰这两种金属，中国本土的产量很少，至元末时，每年白银的产量至多不过几万两，官课所得更为可怜，铜的产量略多一些，但铜的用途也比银广泛的多，同样根本不堪所需。本来宋代交子兴起之后，各朝诸代的国家也逐渐开始印发宝钞代替银钱流通，相当程度上填补了银钱不足的缺口，甚为方便。但元末滥发无止，宝钞的信誉完全被破坏殆尽，民间愿意承认的通用货币重新只剩下金银、铜钱这些金属。而多年战乱导致的损耗与海外贸易的减少，再加上元军撤出关内时带走了大批贮藏，导致华初的银、铜匮乏更达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地步，虽然命暂许各代制钱一并流通，但很多时候人们仍只能倒退回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恢复正常，而且更对国家征收税赋、发放官饷等必需的事务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和损耗。
由于在短期内，无论是在国内扩大开矿，还是通过海外贸易，筹集到足够的新的银子或铜料来满足国家所需的可能性都基本不存在，于是如果不想对货币缺乏的状况听之任之，实际可行的出路就只剩下了一条――重新发行宝钞。然而谢顿虽然并不能说是通晓其中门窍，但发行纸币而不欲成祸民之举的，就必要有保证的道理还是懂的。虽然说，仅以国家信誉和强制力，也是能使纸币进入流通的（也就是纯以国家信誉和权力作为保证）。但是以前宋元及“未来”的经验都表明，这层次于如今显然是有些超前，最后无不因国家无节制的滥发而导致纸钞的信誉彻底破产。当初为后人、局外人时看得容易，而自己身在局中时才明白，其实并非各朝的皇帝宰相皆无中智，便是自己遇到了国库之中空空荡荡，而却又有迫在眉睫的急用之际，虽然明知必有遗祸，也难说便一定能抵御多发纸钞这条最简便易行的暂缓之道，所谓饥渴欲死之际，宁愿饮鸠而止渴，就是这般道理了吧。而自己以布衣白手取天下，最是知道可以榨取民力的尺度，又因来历之故，而晓知上下积弊、古今得失，但自己于交钞一法上尚不敢有十分的把握控制无度取利之念，何况乃是出生时便富贵已极的子孙。
谢顿自量，本来虽然由于元末的滥发，已经在世人中将对纸钞的信任感完全摧毁，但如果没有兑换品的保证，而想要让纸钞再度成为民间的交易通货，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在使用国家的强制力同时，允许以纸钞交纳皇粮国税，并将这一政策确实的持之以恒，也可以使纸钞重新逐渐在民间恢复信誉。但这法子见效慢。作为如今社会毫无疑问的绝对主流，无论是富有良田百顷的地主，还是贫无立锥之地的雇农，其实在观念性格上几乎都是一样的顽固保守，不真切的见到好处便很不愿改弦更张。而在吃过了极大的亏后，仅仅一道“许以纸钞交纳税赋”的诏旨，是绝不足以使他们立刻放心接受纸钞的。所以结果必然是，至少开始几年中，朝廷印发的纸钞，人们都不乐用，即使勉强接受了，也会积存着，等一到交税季节，便就会全部抵充官税。如此循环，真就成自己印钱发给自己，徒费气力扰民（在最初，几乎肯定要运用一定的国家强制力，才能使纸钞使用出去），而对于真正改善民间通货缺乏却帮助不大。
虽然纯从理论上说，这种状况仅仅只会是暂时的现象，当过得几年后，人们发现新朝的纸钞的用处、信誉并不比银钱差，而使用起来又更方便，便会重新逐渐习惯接受纸钞平等的进入流通。如果真能如此，谢顿说不准也便咬咬牙吞下那些初期时的吃亏之处，硬着头皮发行无实物保证的纸钞了，但其实却有一个更大的噩梦：由于无保证的纸钞发行之初，在民间实际流通中几乎必定会打一个折扣，而当各地税赋如果用纸钞上缴税赋，却是按官方牌价，这其中的差价自然而然的就会落入主持征收的地方官吏、豪绅之手，这其实与历代地方官胥凭“火耗”大发横财是完全一般的道理，而当他们在这种钞银折扣抵冲中尝到了极大的甜头，只怕再不肯撒手让钞银兑换、缴纳恢复正常，相反，还会制造各种“理由”拼命扩大差价。当然，皇帝、朝廷可以下旨、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所谓山高皇帝远，整个官僚阶层一旦养成了习惯，如此巨大的既得利益又岂是能轻易剥夺的。
可以史为鉴，被华篡代的那个原本的王朝，一度也似乎固若磐石，如此的庞然大物最后却分崩瓦析，连想效法向称文弱的宋朝那般偏安的机会都没有，后世一说就是因为加征“三饷”，使得整个帝国的根基已经完全朽死。但作为当时的超级经济大国，其实若真是只加征“三饷”的正额，并非几年都承受不起，所以会祸害天下如此，主要就是由于随之加收的“火耗”杂费，数倍于正税！结果是一边国库空虚，甚至以几千万人口之众，举全国之力竟不能养区区几十万兵，弄得兵丁不是如乞丐，便是如强盗，而另一边小民百姓却已经被迫得纷纷破家，虽卖儿当女，亦不能免于冻饿而死，形势至此，国家焉能不亡。虽然谢顿知道，征三饷而至亡国此说甚为偏激，那代鼎革本身，实在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火耗杂费为其之大害却是绝对不假的。故而才有谢顿下令将火耗损于归于官府自己，有敢再私征者论谋逆的这种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的举措。不惜代价至此，如果再自己搞出一个相同的东西来祸害自己，那岂不是蠢到家了。
所以谢顿早就决定，自己一朝发行纸钞，在完全进入工业化，金融理论、方法、机构等等全都成熟之前――也就是说自己及其后数世之中――都要实行有保证的发行，让大华的纸钞一出世，便能很快获得天下人的信赖而通用，其后也不会因为滥发而使经济凋敝，尽自己所能的杜绝自己现在所能料想到的祸患，至于自己想象不到的漏洞，自然一定还会有，但那就不是自己能力所及了，会不会依旧动摇国本，那便看子孙自己的福祸了。
思虑了那么许多，不过，其实现如今实际可用的办法几乎只有一条――用盐来为新钞作为担保。在没有足够的金银铜这些贵重金属之时，也只有食盐，这样极特殊极必需的东西，如今在所有百姓之间都拥有足够的信赖感，可以充当通货背后的保证物。而新的晒盐法，又为谢顿提供了支撑起新钞所需的足够食盐产量。
谢顿制订实行的新盐法，说来初看上去，也平淡无奇。不过是废除了从前实行的盐引制，改为盐票制。当然，这一字之差，其中实际还是有巨大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就是，本来在盐引制下，各地允许贩售的食盐，都是由特定的盐场、盐商供应的。盐商向官府购买特定地区的盐引，然后把盐运往该地。各个地方的盐引不能通用，越界贩盐就是贩售私盐的大罪。这种制度在谢顿看来，过于复杂，且在官家独占食盐生产之后，又在流通、销售领域中又加了一层袭断，日久太易生弊。谢顿每思“后世”盐商家族的豪富程度就嫉恨无比――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幅流失，以至长期困于财政危机之中。而普通百姓也被迫忍受价格极高又质量极劣的食盐，唯独盐商们一个个富可敌国，却又无半点忠义节气，只知竞相攀比奢侈、拉拢权贵，对经济民生的进步没有半点贡献，实在是国之巨蠢。
新的所谓盐票制的核心，就是官府放弃对食盐销售、流通的大多数管制，将其开放给民间经营竞争（当然，前提必须是合法购得的官盐）。任何想经营食盐生意的人，只要到户籍所在的府县花百文钱开一份官凭，证明身家清白，有籍有家，就可以到任何一家盐场，交纳一贯钱后登记领受盐凭，成为一名盐商（以后每年再交纳一贯文钱延续盐凭），然后便能购买、运输食盐（官场食盐一百斤为一包，按包出售，不拆零），运销往国内除发生战事而受到临时军事管制地区以外的任意地方。而零售食盐的门槛更低，只要身家清白，不论男女，只要到各县中缴纳一百文钱，便可领到在县内销售食盐的官凭（以后每年再交纳一百文钱延续官凭），不犯法，不得不准延续，各府县除征收与一般商户相同之税课，不得另外刁难勒索。而国家征收的盐税全在盐场就场征收，按盐等、重量发给相应的盐票。盐票每二十五斤一份，每份一式四联，发给盐商两联，盐场自留两联，盐票上印有食盐的等级和重量。为了防止相关官商勾结在盐等上舞弊作假，侵吞国帑，所制定的盐场生产规范细则，将食盐只分成了头等、次等两种，而且事先规定了两种食盐的生产比例，而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由于使用了晒盐法及另外一些技术进步，盐的生产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基本稳定。
官凭和盐票，便是盐商在境内所有地方运贩的依据，拥有官凭和盐票的盐商被称为行商。没有官凭运贩食盐，自然就是私盐，而超过所持有盐票的食盐，也属于私盐。盐票虽是盐场在出售卖食盐的同时发给行商的，但它其实完全是由于京城的度部事先印制好的，其上不但都有盐场名称、年份、编号，还有种种密押花纹，其中的诀窍，盐场所有上下人等，同样也都是一无所知的，只有度部的盐课司才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食盐运到最后销售的府县后，行商们再将相等的食盐和盐票一起批发给零售的盐商（食盐零售商的开业要求更低，几乎与一般杂货商相同，只要身家清白，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准许。所以行商也是完全可以自己兼营零售生意的）。而零售商凭盐票登记入账，每年向府县衙门递交一份按日计算食盐进出数量的账册，和与进货相应的一联盐票。只要账册上的进货数量与盐票相符，官府就依此开具一份得到收据后，就算是销账了，但收据和存根盐票依旧至少要保存十年备查。年售盐二十五斤以下之小贩不必要求如此细致，但他们也就不可以直接向行商进盐，只能作为大零售商的分销附庸。
而各地官府每年则依据盐商的这些报表，总计本地每年进、销食盐的总量，并把收缴到的盐票按着发出的盐场区分，制作一份清单，连同收缴的那联盐票一起层层呈交到度部。而另一方面，各处盐场也向商部、度部报告每月生产、销售和库存量，并将已销售的盐票留存中的一联上缴户部(另一联仍然保存在盐场)。度部每年抽核收回之两联盐票是否相符，不符则会同律部、吏部、检查院等有司严查。度部并不断抽查检验各地缴纳所销盐票真伪，盐课司为此专门下设江南（管建业、浙江、江西、福建）、中原（管山东、河南、两淮）、两湖（管湖北、湖南）、两广（管广东、广西）、河北（管河北、山西、兼管辽东）、西北（管陕西、甘肃等凡潼关以西）、西南（预设，当管四川、云贵）七科，人员之庞大，尚在度部其它诸司之和以上。而盐场本身自然是防范的重中之重。各场设大使一名，管理日常场务，听命于商部；设副使兼度支郎一名，管盐票收领核发，听命于度部；二人互不相辖，凡场中事务，必皆与闻，各自报部。大使、副使之下设左右司事，左司事协助大使管理产盐事务，右司事管盐场中修缮、营造等事，右司事由工部派出，相关事宜亦向工部报告。另外检查院在各场中皆驻提举一员，不理它务，专司监察，盐场大小事务，皆得与闻。另又有巡回御史不定时轮流下探，有事亦各自上报。各场皆有专门驻军保护，平常可由大使、副使、提举共同调动，然其实仍听命于兵部。废前代盐户制，改为聘用盐工，盐场于外界隔绝，盐工每日上下工，皆要严抄夹带。命各场立石碑，凡告发官吏、盐工有走私及勾结谋利者，不论何人，只要坐实指控，即使告官者亦无罪，按功重赏。而各地官府也奉命严查私盐，列入核定官吏每年考功最要紧公务之列。严禁豪门大族以强势独占食盐运销，凡有为此者，命各地官吏严加追究，但有官吏与之相勾结者，皆论重罪不赦。
早已说过，谢顿是打着以盐税实际替代大部分丁税的损失的，是故，虽然由于晒盐法的大规模使用和对盐场的严密控制，各盐场的正式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元朝的鼎盛时期，但并末因此而降低官盐的出场价格，有的甚至还有所提高，而且还都取消了加给部分余盐的惯例（加给余盐为了弥补盐商运输中的损耗），但由于取消了对于销售食盐的范围管制，以及大盐商们的垄断，多数地方民间的最终盐价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加上丁赋的取消，百姓一般还能承受，而谢顿的国库却为之充盈，让度部的官员们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于是，同样也在中华三年，就在震动天下的“摊丁入亩、废除算赋，士民一体纳粮服役”的诏旨颁行后的不久，新盐法盐制便与发行大华银钞、制钱，实行新钱钞法几乎同时开始施行，只是后者一开始就是大张旗鼓，引来了全天下的注目，而前者却是有意尽理低调，故为前者的光芒所掩盖，只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多数人才意识到新盐法对于巩固新朝初期几十年经济、财政的意义，其实绝不在发钞之下。不过那确实是后话了，当时关心朝廷动态的达官、士人们的眼光，全部都集中了新钞、新钱之上。
京师朝廷中的大员们，自然是除了皇帝、主持印制银钞的官吏以及工匠们之外，第一批看到新铸的制钱和印制的银钞样品的人。虽然其中通晓发行钱法、钞法的人并不多，但他们既然能挤身殿堂之上，毕竟不是博学之才，便是人狡成精之辈。一见到这些样品，就都明白，皇帝这次真是下了狠心了，那中华通宝的制钱倒也罢了，说来大体上还是继承传统，并无十分特殊之处，但那银钞的材质、印刷以至回收兑换，各种制度都是下了血本，又多有前无古人的创新之处，而其面额又定得很低。故其虽然是纸钞，但朝廷从中所能从中直接所得之利居然甚少，可见皇帝绝对不是想凭此收敛财赋，而确确实实是想令交钞复大行于天下。
谢顿下令新铸的制钱，仍为传统的方孔圆钱，但中间的方孔相对以前的各代制钱来说小了很多，正反面皆用阳字铸“中华通宝”四字。以一公斤生铜铸制钱二百枚，但其实中华初年的制钱主要作为官府衡准、储备所用，实际铸造并投入流通的数量并不多。真正的戏肉自然是名为“大华银钞”的新纸币。
中华三年发行的大华银钞，面额分为四等，分曰：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前二者用大张、后二者用小张）。以千文为一贯，准兑制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又以钞用久昏烂，且易为不法之徒伪造，故立倒钞法，于各省及通衢大府处设行用库，命按所印生肖年份，凡昏烂或用十年以上之银钞，凡能辩别图案、字样者，皆许军民商贾纳库易新钞。逾十年之银钞仍许通行使用三年，三年之后，则只准兑换，不得再在民间通行。因小民多不常远足，故命许民间商贾经营代收银钞，然后一并至行用库兑换。凡家室清白者，皆可至行用库登记，每人交钞一贯后即可领取一份许经营兑换银钞的官凭，然后则可经营此业。官凭十年一更，命除此之外，严禁行用库及各地官府再向钞商收取其它任何杂费。
大华银钞以上好的特制纸张为质料，大张者高一公寸，宽二公寸，小张者高八公分，宽一公寸六公分，底为青色，上下皆有龙文花栏。正面当中横题宋体大字曰“大华通行银钞”，其之两旁，有八字篆文，曰“通行天下、与银钱等”。其下印小字，云“钦准印造大华银钞通行使用，伪造者死罪，告捕者赏银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背面当中有制钱图，若当钱百文则画钱为十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左侧按印制年份画当年生肖形象，右侧用篆文写印制年月及编制批号。银钞皆纸张坚厚、图画牢固，而虽然其上之正反花纹皆甚为繁琐，但印制工艺相当高超、熟练，各种颜色皆无互侵、模糊之处，见者无不称好。
要说这银钞成品的质量能达到如此程度，谢顿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其实早自他尚未登基之前，便已经起了印制发行新钞的打算。当时所虑者，除了缺少保证，还有就是怕制造纸钞所需的材料、工艺如果简陋，便很容易为奸人所伪造。而自古以来，虽然一直有严刑峻法，但贪图暴利而伪造货币从来都是不乏其人。铜料的制钱如此，纸制的交钞更是伪钞无时有绝。为了尽可能减少伪钞的威胁，谢顿可是好好翻了一遍自己的秘密藏书。太先进的技术，诸如水印之类自然还用不了，《天工开物》这类更接近当世技术水准中的相关行业资料，算是被翻烂了。他自登基以后，军国事务更加繁忙，没有许多空暇可用，于是从刚毕业不久、甚至尚在学习之中的太学生中挑了一些既聪明又比较肯于亲自动手的，授之以择选的资料，又从两京、江浙、四川及开封、宣州等地，大举征集涉及造纸、制版、印刷的有名工匠及老人数百人，共同实验、制作。数年辛苦努力，乃终有所成。可以说，大华银钞比起以往历代的印钞技术，其进步是跨代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也确实值得谢顿得意。
除了直接印刷技术上的防伪手段，大华银钞在发行上还有一重对企图伪造者相当不利的因素――它的面额相对很小。由于交钞起源于商贾远途经营不便携带大量金属货币，而后官家接手后，又贪图巨利，所以历代交钞、宝钞的面额对于一般民间日常交易来总的来说一向偏大。结果除了使得真正的升斗小民平时买卖，往往仍然要依赖于制钱以外，还更加诱使图利之辈不顾生死的参与假造、流通伪钞之中。因此，深信“凡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必有置死刑威胁于脑后的亡命之徒”的谢顿，决心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预防遏制假钞。所以，大华银钞一改前代发行宝钞的惯例，虽然制造精美，但面额出人意料的低廉。尤其是其中的当十文，面额几乎尚不够制作成本。这还是官府作坊不用考虑研究工艺、发行、损耗、回收的一切开销，仅仅只是进入批量生产后所必需的纸张、油墨、制版和印刷的花费。如果再考虑到企图大规模伪造假钞者，其收集原料、召募工匠、建场生产的难易程度根本不能与官家相比，又需用重金打点各地各处的官吏、豪强以为掩护，最后还要狠狠的打折，才能以重利为饵，顺利出货给下家。所以不要说当十文、当二十文的银钞，便是当五十文的银钞，伪造者本身恐怕也没有什么利润可图。而伪造当百文的银钞，虽然计算下来，只要一路顺利，还是颇有利益所图的，但是与其所要冒的风险相比，也已经远远不如以往历代那么吸引人了。更何况犯下伪造银钞这等大罪，却将发财的希望寄托在竟然可以长期经营而一切顺利之上，即使愚人也知道那几乎就是妄想了。
银钞面额偏小，除了有遏制伪钞的作用，最主要的好处还是让一般人民的实际使用方便了许多，毕竟如今的普通百姓，平日里交易用度时，绝大多数也不过是几文、几十文小钱，便是当百文的银钞，能用到的机会都是不多，自然最欢迎的便是小面额的银钞。而只有百姓广泛使用，也才能真正达到最初发行纸钞的目的――减轻甚至完全化解贵重金属缺乏对于贸易流通的巨大限制。至于这样一来，官家发行钞所能获得的“铸币税”（这词顺口，所以套用一下）就会大大减少――除了银钞本身的生产成本，按制度，官方还要承担银钞所有的发行、回收和正常损耗费用，这都要花费很大的开支，而且还要加上需要不断的研究、使用新的技术来防备伪钞（这也是规定银钞在民间最多只允许流通十三年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些谢顿倒是都不太在乎。用他一次与群臣饮宴时的谈话便是：“往昔，各朝为制银锭铜钱，不得不强征丁壮、大发罪囚，入深山、冶矿石，转运数千里，耗费人力物力不计其数，苦民甚重，有竟致反叛者，然尚不能脱缺钱之累。本来朝廷印行交子，即当是为使天下货贾便利也。然前朝皆贪印钞之利，多好滥发巨票。此不仅自失民心，于财赋之道，亦是竭泽而渔之举也。本朝依先圣教诲正道，以仁为治国之本，以诚信邀忠义。故朝廷立钞法，唯以平准天下交易为念，不以生利为目的，但求勿亏即可。”
虽然话说的漂亮无比，但实际在印制发行银钞之中，谢顿还是捞了不少钱，但与历代相比，大华银钞确实保持了长期的价值相对稳定，数年之后，终于逐渐令绝大多数百姓和商人重新接受了银钞，大大缓解了白银和铜料缺少，对于经济民生的阻碍。
能让相当保守的百姓们如此快的接受纸钞的要害，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大华银钞印制精美、伪钞较少，更主要的缘委还是由于他们实际看到了新朝廷对于所发行银钞的保证。
就在银钞刚刚发行的同时，一份朝廷的皇榜也贴满了华朝治下所有的州府县镇、各处的大道、渡口等等人烟稠密、来往频繁的地方。这份特地几乎完全以口语写成的皇榜，除了告示天下百姓，大华银钞开始通行天下，所有人等皆可放心使用之外，真正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宣布：所有百姓只要拥有大华银钞，除了可以用它按面值全额抵交国家征收的所有税赋征课之外，还可以凭银钞在各处盐场或指定库行，依其面额按与使用金银相同的价格和次序向官府购买食盐（具体方案参见前面所述的盐法处置）。也就是实际上经过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将银钞与金银的价格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前面的钞银准兑基准（即一贯银钞可以兑换一两银子等这类规定），由于如今官库根本没有足够的金银，所以那其实仅是官府收购金银和铜钱的价格，而官府却没有能力承诺民间可用银钞重新兑回金银。如果仅是如此的状况，自然会使银钞的信誉不足，不能让百姓对其的稳定保值感到放心。而由于如今食盐是无人可以或缺、交易量又极大的一种特殊重要商品，所以，通过授予银钞与金银同等的购买食盐的特权，经民间自发的流通、买卖，便能够间接的使得银钞和金银实际上可以互相兑换，从而让银钞终于能够真正沾上了一股子“银”气。
至于原来商人们远途经营，对于容易携带、隐蔽的大面额纸币的需求，谢顿也不是不予照顾，只是并不在钞法上体现。――他另外秘密安排了已经实际成为第一皇商的沈万三，开设了一家名为“汇通银行”的铺子，开创了专门经营代存保管和异地汇款的营生。虽然清楚知道汇通银行背后真正的主人就是当今皇帝的人廖廖无几，但沈万三的生意经常与皇家关系密切的事实，却几乎是天下间高官和富商们皆知的公开秘密。借着这种硬的不能再硬的后台，汇通银行很快拉拢了当今许多大贾富商，于天下过半省治及其它多处繁华的大城处开设了分店，如此声势，加上有意张扬的几笔生意，汇通的汇票很快便名震天下，成了大多数大商人们都乐意接受的调动大额款项的方式。而谢顿又秘令沈万三，不要太过保守经营的诀窍，更可对手下被挖墙角睁一眼闭一眼。说白了，便是暗示沈万三要容忍甚至帮助多出现几家银行，好和汇通竞争。沈虽然觉得这指示实在奇怪，但也不敢违抗皇帝的意愿，再说这汇通的大股也不是沈家的产业，于是便遵命而行。几年之后，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多家银行纷纷开出，存单、汇票遂成平常之物。
新钱钞法大见成效其实还是数年之后的事情，因为怕推广力度太猛太快，反而会引起民间的不安的骚动，欲速而不达，同时也由于印制符合规格的精良良钞的生产能力亦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大华银钞初期发行的规模每年不过十几、二十几万贯。但正由于数量不多，而价值、用途确实受到有效保证，无论是农户交纳皇粮国课，还是商人采买食盐，银钞都可十足使用，不打半分折扣。万一昏烂了，只要还图案、字迹能辩别的清楚，各地的行用库也都给等额新钞兑换。如此一段时间之后，由于银钞携带方便，加上物以稀为贵，宋代交子那种一度价格高于面值的情况居然复现于世――民间竟有愿以百一、二十文钱换百文银钞的。谢顿风闻此事之后，大喜之外又有忧虑。于是再下明诏，榜于各地四乡，告示天下：朝廷固然不会有意使银钞贬值，但也不会承认银钞超过面值之上的额外价值。劝谕百姓不要囤积银钞，以免以后银钞价格回归正常时吃亏。又命各地官吏，于收取税赋时任百姓自选方式（实物、金银、铜钱或纸钞），尤其严禁强迫只准交纳银钞，以从中谋图私利，违者论死罪。凡有此种行径者，许地方乡绅、士人、百姓上告，直至京城击登闻鼓，直达天听。
《国史记》曰：高皇帝所立钞法，制度完备，官民皆获大益。而我朝圣圣相传，维护皆不遗余力，故历数百年而法不堕，遂有如今只知有纸币而不知有其它者。前朝历代即使偶有用良法时，亦安能与我比肩焉。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