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谢顿并不想以这种近乎可笑的方式，向理学宣战。他清楚的很，自己最多只能再活几十年，而和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想作战，并彻底战胜它，一代人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几年来思来想去，最后却只得决定仍然必须这么做，原因还是他只能活几十年，虽然说在一代人中彻底摧毁已经走上偏狭之路的理学现有地位已经是件极度困难的任务，但与在同样的期限内改造理学，使它变成符合自己需求和理想的体系相比，前者已经容易的象是一次明媚秋日里的郊游了。――这方面，谢顿不得不“感谢”元朝近百年统治，一直轻视儒学给自己打下的基础，否则即便是已经坐稳了位置的皇帝，搞如此激烈的举动，光是控制了整个官僚\精英阶层的儒（理）学士（及其亲附者）以辞职或罢（怠）工抗议，让国家机器瘫痪，就足以被打垮了。――而如果自己不改革国家精英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至少干完其中最主要的基础工作，自己的子孙没有自己开国立基的特殊地位、时机，就更不可能成功完成之。而且，他们毕竟不可能有自己那么深的对原来历史轨迹的理解和感受，因此也很难有象自己一样的动力和决心。正是这种信念，让谢顿此后几十年，一直坚持直接插手思想学术争论，大力打击其中的一部分，而扶持另外的一些，因此被后世比较苛刻而又胆大的史家私下评论为：“高皇帝除了没有焚书坑儒之外，根本就是秦始第二。”――这还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在黑暗的幕后，谢顿在哲学思想斗争方面玩的花样还远不止如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过头来看太学初立时。虽然当时，哪派是儒学正统的争论吸引了对太学有所关注的人们几乎所有的目光，但其实新太学与以往历代太学的真正不同还不是已述的部分。而太学学生也绝没有因为要精研的儒学经典少了许多，就可以感到轻松的。恰恰相反，很是信奉“填鸭”教育也能出、而且可以更快的大批量出人才（除了顶尖人物）的谢顿，新塞进课程表里的东西，要远远比去掉的多的多，太学生们除了要研读儒学和道、法、兵、墨中的一家之言外。同时被要求仔细学习的还有数学、（中外）历代律法，而在“遵循圣人教导、全面恢复六艺”的旗号下，骑马（初期马匹紧张，多用习骑骡、驴代替）或驾车，以及射箭训练也被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甚至还有礼乐课（这个是为了所谓的“兼习六艺”而搞出的门面，谢顿其实并不重视），而已经在身心两方面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太学生们经常在听琴时集体鼾眠，也成了以后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广为流传的关于太学的保留笑话。凡此种种，令得“要吃苦，上太学”一度成为人们对新太学的印象。但回报也是丰厚的，谢顿明谕：所以得以结业的太学生都可以直接参加殿试，而且“另有命题，不先定所取员额，唯视得才多少”――傻瓜都能听出，这是在赤裸裸的暗示，结业的太学生只要不在殿试时发羊颠疯，几乎都会通过“考试”，从而步上飞黄腾达的康庄大道。
但即使有了这样丰厚的条件，而谢顿也急于尽快扩大自己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嫡系，但起初太学生还是不多。也许是想从龙于新朝的文人更喜欢直接投身科举，而不是再在一个古怪的学校里闷上几年。而很多有资格有才学的青年，则因为长辈或者仍以元朝忠臣自居（或其实是怕谢顿最终仍无法成就大业，自己和家族却成了陪葬品），或者对谢顿打击“儒学”（当时很多人眼里，理学几乎就等于儒学）的“倒行逆施”很是不满，都不愿送子弟入太学读书。而自己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的，考评下来又往往不学无术，或是风评很差，却是不能收――结业的太学生是谢顿未来准备大用的一批人，也不能装进篮子就是菜。结果首批太学生大半都是几年前谢顿建立的那几所“官学”里的已稍为年长的学生，剩下的也多是文臣武将们自己的子弟，令得谢顿广收天下青年才俊的愿望落空，气得他私下大骂如今尽是竖儒，反而更是坚定了他要重塑人心、风化的念头。
有弊自然也就有利，因为这些太学最初的学生大多已经学过《几何原本》和《格物》（见第十章）二书，知道其中深奥莫测，所以太学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格物学问敬重，而非轻视为“杂学”的传统。虽然谢顿本心并无意将最初几届的太学生培养成科学家――因为现在培养比较新式而忠诚的官僚更重要――但对太学中能养成对科学的尊重精神还是极其满意的。其中甚至还已经有几个学生对“格物”之道真正感到了兴趣，入了太学以后，更自觉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因为太学中并没有开数学以外的其它专门格物课程，这些人竟然上书请求自研，当然被谢顿嘉勉后许之，甚至下令特免了他们其它的许多课程，好让他们有腾出更多的精力专致于此。要知道，他本来是可以马上拿出三大定律、元素周期、甚至于原子能理论的，但没有其它方面，尤其大批熟练掌握了先进的数学和实验方法的人才可为驱使，这些纯粹的理论又有什么太大用处？
要说到眼下就有用处，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们更有用。在前营造署总管、新任工部侍郎邓肯的督促下，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经验的华军工匠们，一方面继续制造各种火炮、充实相关的经验，另一方面按着谢顿的“点菜”和提示（包括一些相当详细的设计图），在花费了好几万两银子，死伤了十余人（主要原因是炸膛）之后，终于研制出了可用于实战的――火枪！这种新式武器主要部分是一根长一公尺左右的钢管，加上衬托的木身、木托，则长逾一公尺二公寸，而枪前端后面不远还有一道可卡物的铁环，正可以装卸名为“刺刀”的短刃，“刺刀”长三公寸又三公分，都是用精钢打制，开了血槽，后端有机构，专门与枪上的卡口相配，一旦装上了刺刀，这火枪亦可以当成一根普通的短矛使唤。而正常使用时，将士先将火药分别倒入火盆、枪膛，再倒入用铅锡制成的弹子，然后用一根相匹配的铁杆（这铁杆平时也可以收束在枪下一并携带）压实待发。枪上还有照眼和望山，射手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瞄准目标，而这火枪最为机巧之处，在于后部有一处火盆，其中置有火石、又有铁片与下方一处扳机相连，只要用力扳动扳机，铁片就会击打在火石上，引发出火花，从而先引燃火盆内的火药，从而再引爆有火嘴相通的枪管内的火药，激射出弹丸（其实也就是燧发枪啦）。而火盆平常覆有盖子，而所用的火药则按量分装于纸管内（定装弹药），所以于雨雪中仍能施展（当然确切的说，早期的火枪其实是多数在雨雪中有时还能使用）。时人观火枪发射后记载：其弹势如雷电，无从躲避，飞行至三百步远尤能伤人（当然，离开二百步以上，居然还能被瞄准打中的目标，大概也只有山丘了，大象都嫌太小^0^），百步之内，虽贯重甲，亦不能挡（考虑到精度，这也就是一般实际的有效射距）。后世亦叹曰：“火枪既出，世上再无关张之将也。”
其实，火枪之所以被“发明”得如此成功，关键还并不首在于直接设计、制造它的工匠们如何聪明，更是由于华军工场里冶钢的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几年来，冶钢厂的工匠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渐渐的弄明白了许多谢顿原先说过，但说得含含糊糊或是稀奇古怪的道理，所以钢材的质量大幅提高，而制枪管的钢材还要经过再次的手工锻打。用这种等级的货色浇铸，火枪枪管才能达到谢顿所要求的品质，才能在足够轻薄（否则整枝火枪将会太笨重而难以适合单兵使用）的同时，又能抵抗住数百次火药在内部的爆燃而不至于炸膛。
不过，这火枪仍然有一处极令自谢顿以下诸人都头疼的问题――价钱太贵！由于枪管需要的优质钢产量不高（因为仍需人工补足），而其开制模具、制造燧发机关、枪身、刺刀，装配，并配发基准的火药、弹丸，哪样也都不便宜。最后还有居高难下的废品率，零零总总的加起来，起初为军中配备一支火枪总要花费约十二三两银子（老两，在流通货币的计量上，老的单位衡量制度仍然依靠习惯占据了绝对优势），对于此时的物价来说，简直就是天价（注：基本上，偶YY的这种火枪的规格和性能，相当于欧洲十八世纪中叶左右的前膛燧发枪）。
由于掌握关键技术的工匠（无论是制造枪炮、冶炼钢铁还是配制火药）人数不多，谢顿很大方的下令都给了他们很高的薪酬，虽然包括一些重臣在内都很不以为然，觉得主公太厚这些匠人了，要知道这些工匠基本都是“继承”自元朝的匠户制度，本来可以说都类似于奴隶，而华军(吴军)接管之后，虽然名义上宣布一律恢复为普通的民籍，但其实仍然牢牢管制，不准其外流或者改行经营农桑、商贾。只是待遇改善了一些。这原来倒没有多少反对，但如今给熟练工匠的薪金大涨，往往一人就足以养活全家数口，又遇上枪炮制造费用居高不下，于是就有人进言说，至少等以后国帑宽绰了，再给匠人们提高薪水不迟，然谢顿不纳――他如此作为当然并非是爱心大发作，而是他知道，国帑宽绰？三百年后大概有此可能吧。而提高工匠收入，从而间接提高他们的地位，却是关系到他谋画的未来国家百年走向的大计，而虽然如今用度极其紧张，但是雇用的工匠也少，又是开国之初，百事皆新立制度之际，反而容易下决心。所以即使勒紧裤带，甚至牺牲部分产量，谢顿也不肯“暂时”重新实际全盘拾起匠户制度，反而又给一些研究中功绩最为突出的工匠赠予了官位（一般纯为空衔，不就职、食禄）。
不过谢顿还是下令调整工场制度，全面引入“流水线”式生产，将各道工序分解，这样除了少数关键复杂的环节以外，其它的工作都可以让一般的工人、学徒接手，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高薪的熟练工匠的需求，控制一点人工成本，顺便也分化一下工匠们内部（到处搞分化、制衡已经成了谢顿的习惯）。――至于为什么从前不用流水线法？很简单，一则初创时乱哄哄的，条件不成熟。二则也是为了留出时间，让这些工匠中的能人、熟手都有足够的时间展现出来自己的本事来。――经过几番努力，火枪的单价下降几乎一半，但仍要十二三两一枝，产量也不高，起初半年每月不过几十枝。虽然知道火枪存在的文臣武将，无不知道这种武器的意义，都竭力支持尽力扩大它的生产，但是要装备数万大军却也不是急切之间能办到的事情。
由于火枪生产一时难以解决的价格和产量问题，提十万火枪兵，横扫六合八荒的想念一时还不可能实现。谢顿于是命令先用火枪装备自己的一部分亲兵，号为“教导”，虽然起初时兵、械都极少，但谢自是知其潜力何等无限，一开始就设立了几个卫的编制，而其头领也是精心挑选，卫长李睿、孙樵等人，都是年纪轻轻，就以智勇而从众人脱颖而出的少年俊才。李睿，字纵云，怀远人，年方十七时就在濠州投奔了谢军，谢顿喜其虽年少英勇，收为亲军。入亲兵营，李睿一向言行谨慎，好读书，但作战之时从不落人后，故而更得谢顿赏识，无论是早年的参谋处，还是讲武堂，李睿都是最早被选入学习的人选之一。孙樵，濠州人，镖师出身，外号“铁拳无敌”，亦是早在濠州时就投奔谢顿军中，因为武艺出众，尤其擅于贴身近战，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谢顿最亲信的护卫之一，也曾在滁阳练兵及军校初建时任武技教练。他们本来都已经任了禁卫军一旅的参谋长之职，“降”任卫长，可见对这支人数尚很少的新军的重视。至于总统火枪兵的就是谢顿本人，这不单是因为它重要，而且也是因为旁人，即使是徐达这样的名将，也不可能马上弄懂如何才能最好的使用这种新军，所以谢顿亲自出马，制订操典，督促训练。自然而然，那些练兵、打仗的方法都是搬自诸如拿破仑战争之类的“后世时代”的经验总结――谢顿就连用挂在脖子上的小军鼓的鼓点声，来统一部队的行进速度都照抄不误。
而火枪兵部队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武器的先进和训练的古怪，它的编制一开始也就又与其他的华军不同，最显著的就是从果以上，各级单位是“三三制”而非“四四制”编排，一个营满编人数从二百八十人，猛降到了一百六十人，而一卫的满编人数更降至六百人，不足原来的一半。自然，随着营、卫的变化，日后以火枪为主成军的师、旅的编制也大不同于其它部队。――之所以这样调整，是因为五六百人的人数最适合谢顿为火枪军制订的，同样照搬自拿破仑时代的，诸如纵队行军，方阵结营，宽正面、浅纵深，交替射击的那套新军的用兵规典。――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装备火枪，其余则持长枪，专门负责保护火枪兵，尤其是抵挡敌方的骑兵冲击。虽然谢顿已经为火枪配上了刺刀，而且所有这些以火枪为主要兵器的队伍，其将士都还佩有一柄狭背单刀，以为近身混战时的选择。但他和属下诸将终究还是不放心，万一火枪兵单独面对敌人大队铁骑时能否支撑，故而在编制初时仍作了妥协。
虽然还不能大规模装备热兵器，但于华军在其它的军备上，却还是比从前大有进步。因为南方少马，所以在骑兵作为最强大兵种的冷兵器战争中，总是难敌北方铁骑，所以谢顿除了通过边境、海上走私或贸易，拼命购买马匹，又在两淮、襄阳等地一带养马。为了使自己的养马不重蹈前代官马场的覆辙，谢顿命李善长等人按照秦律，制订了极其严格细致的条例，将每匹牡马、母马、马驹生死病伤乃至产仔、成活多少的责任，统统分解至个人为止，而考核未达到要求，则应管官吏则要受到严惩。相反，如果超过了目标，则不但考评可得佳语，而且按“多出”的马匹以市价半数给赏（各级间的分配比例也是定死的，而且直接记名发放到个人，上司如果克扣，一旦发现立即处死）。在砍掉一堆人头、流放了更多的人之后，果然成效大见，养马场马匹的膘壮程度和新驹数量都大幅提高。谢顿大喜，下令将这种制度全面推广于所有官营工、矿场中。至于背后有人讽他位愈尊贵，行事也越苛刻，尤其对官长、士大夫最是薄情，毫无仁君之风，他自是置之不理，没有下令捕人，已经是他毕竟受原来时世的影响了。而有心之人，却从中更加看出，华王虽自称是要“尊儒复古”，但其实常好以法家之术治国，太学中研习法家之说的人为之大增。
虽然在尽一切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骑兵，华军的主力毕竟仍在于步军。自在短期内用成熟火器装备大军的想念破灭后，谢顿重新规策了练兵计画。首先是大幅强化了弓弩的装备力度和地位，以此来部分弥补火枪装备的延迟。而其中的最主要就是弩。由于谢顿认为，在弓箭手的对抗上，以江南或中原的兵源，长远来看，终是不能与北方游牧渔猎之民相抗衡。在火器全面成熟之前，也只有利用大规模装备强弩，才有可能依靠技术及生产能力上的优势，扯回部分战力上的平衡。
所以华军是按照宋代高峰时期的军制来确定弩在自己行列中的地位的。理论上，几乎绝大多数步军都要配一具臂张的匣弩（虽然这个计划太过庞大，一直拖到弓弩全面退出华军武备，也没有实现哪怕一半），而专职的弩手则全面装备神臂钢弩――虽名为“神臂”，其实是用腿力开张挂弦的――此弩两人一组（另每人配一柄单刀作为近距时的自卫），战时一人张弩，一人挂弦，轮流更换，使用的弩箭长三十公分，由于较弓用箭短得多，制作也很精良，它的射程可达二百步以上，百步内亦可贯甲，威力极其可怖――事实上很多时候，它在有效射距内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刚刚发明的火枪。――由于有两人轮流替换，所以紧要时，经过训练的弩手可以以每弩每分钟三至四枝的可怕射速，连续射击六次（每人三次）甚至更多。由于华军已有火炮，如床弩等重型巨弩倒是没有必要再出现。又由于华军对弩追求的主要方向是数量，强调要依靠优势的数量在战场上压倒敌方的远射部队，以便提供足够的支持防御或进攻的能力，而对于单弩的射击精度并不太在意。为此，华军各种弩（其实最主要就是单兵的匣弩和神臂钢弩两种）的生产产用了完全流水线化的方式，这是第一种全面实现配件标准化、前线兵士就可以轻易学会简单修理、更换的技术兵器，这也是由于弩相对火枪等来说，生产难度毕竟要简单一些，而火炮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更是好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而华军中弓手的编制，则大大萎缩，尤其是步军，只有其中出色的神箭手，才被保留下来，配备强弓后，组成游兵，主要负责狙杀敌人前线的大小头目，或是如掌旗手、骑兵之类高价值的目标。骑兵中的情况略好一些，毕竟骑兵中很难装备需用腿腹力开张的神臂弩，而臂力开张的匣弩在射距上总不及强弓，为了防止与元军交战时吃亏太大，所以骑射手的主力仍然是弓手，但其余一般的骑兵则也改为以匣弩作为远射兵器（当然，实际装备同样也并不多）。
除了远射兵器，华军同样投下了巨大的力量和资本，大规模更换一般将士们兵器和盔甲，毕竟在火器彻底统治战场之前，大规模的白刃战仍然是决定战役胜负的最后和最主要的方式。要是只按着谢顿的心思，他最喜慕的冷兵器时代的军器配备制度自然是盛唐时那支打遍天下无对手的强军（但不包括唐军对弓箭的装备，原因前面已述），但是不过即使不计驻屯军，为几十万大军全面换装明光铠、优质陌刀、大剑等等，仍然是他眼下负担不起的，尤其当他已经在火炮、火枪和硬弩之上大把花钱以后，所以只得大幅减等。陌刀换成了长枪、重铠改成了棉甲，诸如此类。不过为了突坚决胜，还是有部分华军改装成了重骑兵和重步兵，兵器是优质长枪，并配短刀和小臂盾为贴身混战时所用。而其盔甲，谢顿虽然相信“板甲第一”论，但出于个人美学欣赏的角度，重甲对于士兵持续战斗时间的影响，以及最重要的，荷包中银子的多少，他根本没考虑过欧洲重骑士那种变态的全身铠。最后的结果，重骑兵穿上了改良的明光铠（前胸、大腿、胫部的甲胄板甲化），而所谓的重装步兵的铁甲更是只有前胸是板甲，其余仍是鳞甲或链甲（内里另外还衬有棉甲）。倒是为了保护头部，华军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头盔都增加了面甲，重骑兵更是配了全封闭的整体式头盔。甚至连战马的马甲也给加上了类似的面甲。如今军中也有颇读过点书，好“附庸风雅”的人，于是以南北朝兰陵王的故事，将人、马的面甲上都画上神魔鬼怪之类的。遇到不以为然的，则又将邓愈几年前在宁国大破杨完者的事迹抬出来咽人家，好在无论是徐达、常遇春这班大将，还是主公谢顿发现之后，或者是一笑而过，或者甚至有几句褒扬，一来二去，此风居然传遍了全军。
说是几句话，但其实这大汰军械之事，又岂是能一躇而就的。光是为如此大量的军器打造工作提供足够的原料，就是一件极浩大的工程了。各种矿场、工厂都要大幅扩张或新建，相关工匠成倍成倍的招募、培训。而为了支撑庞大的军队和厂矿建设，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则需要依赖整顿已有的广大地方，派官收税，丈量土地、恢复水利等等，说实在的，这种事情谢顿自己根本没本事一一处理摆平，当然他自也有办法，定下大纲后，随后的实务杂事统统扔给李善长、苏霍伦、韩定、刘基、王恺、陶安、汪广洋、胡惟庸等一干人就是了，他除了不时听听汇报，就是偶尔指点一下其中“诀窍”。所以虽然他还要分出大票精力在紧抓住军权以及暗中“立德立言”上，但还是反而比这些幕僚“空闲”一些。――“让他们忙得脚不沾地也好，省得文人空闲一多，就生出其它不应有的念头和杂事。”――谢顿自觉自己这手还是有点追慕前辈名君“圣天子知人善任、垂拱而治天下”之风范的。
但是不管谢顿如何“高瞻远瞩”，他的臣下们如何能干、如何卖命，所有这些如此巨量的事务也绝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即使不计原来的准备，从同正历一九一零年（至正十九年）起，也整整花了三年时间，直到一九一三年（至正二十二年）初，谢顿等人制订的对华军进行彻底重整、扩编、换装的计画才大略完成。而在这三四年里，谢顿一改自起兵以来，驱使大军不断急速扩张的作风，对四周镇之以静，倒是对内频频用兵――主要是扫荡湖广、两广、福建这些新得之地，对付当地仍然桀傲不驯的土豪及尚未招安的盗匪――正好也是可以锻炼重整之后新军的机会。经过几年的讨伐，皆平之。之所以如此顺利，除了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又多有余田可分。也是因为华军招谕的十字诀：“来，共富贵；不来，举族诛之。”大兵压境之下，又以富贵诱之，即使其首领仍不肯归附，但其中亦不可避免有人动摇。以十倍强兵，由内间为先导，岂有不胜之理。
虽然几年间，河南察罕帖木儿、陕西李思齐、张良弼也曾几次遣兵犯境，但华军虽然整顿不断，可在淮西、襄阳等地却一直驻有强兵，守将胡大海、邓愈、马骆等都是善兵之人，又有地利、人和之势，城坚粮足，元军从来没法讨得好去。虽然察罕帖木儿和元廷中少数思虑长远者，都从谢顿的作为中看出了他勃勃的野心，明白一旦他准备充足，就会大举发兵北伐，但可惜即使有人看出了谢顿必是元廷未来最大的危险，他们却也无力先发制人。
虽然刘福通主持下的韩宋政权已经覆亡，但对于元军，北方的局势却仍然不能算是已经底定。且不说山东的田丰、王士诚等部仍然势力强大，不断的侵扰河北、河南等地。辽阳的原红巾军关关先生、沙刘二部虽然转攻入了高丽，但直到至正二十一年末，其主力被高丽以酒色之计诱杀殆尽以前，其实力仍然使得元廷一直十分忧心于他们万一回师关内将会带来的威胁。其它的地方也仍然不断有反元的人马忽起忽没，令得各路元军都不得长时的休整机会。而最要紧的是，随着当前的直接危机的暂时缓解，元廷、元军内部的讧争却是彻底爆发：
至正二十年，漠北蒙古的主要实力派人物，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举兵造反，公然要求元帝妥欢帖睦尔让位于他，并一度大败奉妥欢帖睦尔之命前来讨伐的大将秃坚帖木儿，进兵威逼到上都、大都，虽然他次年还是被知枢密院事老章击败擒获，送大都处死，但这次内战又消耗掉了许多大都朝廷能直接掌握的残存实力，而且残酷的内战又重创了元廷的蒙古高原上的老家，使得从那里获得增援变成了虚无飘渺的希望。
而元军当前最重要的两大主力，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部，则又为了争夺晋中、冀中的产粮区，从小冲突一直发展到动用重兵大打出手。元帝几次派使调解都不得成功。察罕帖木儿更因为元帝一度下令将他最重要的基地冀宁划给了孛罗帖木儿而十分生气，也因此不敢举大军南下，寻求与谢顿的华军决战。而其他拥有实力的元将，如李思齐、张良弼、王宣等人，也无不各自抢占地盘，互相间勾心斗角，甚至攻伐，在他们眼中，生死大敌与其说是尚远在两淮以南的谢顿，还不如说是虎视耽耽，随时可能偷袭吃掉自己的“朝廷友军”。
甚至就在最应该以天下大势为重的大都朝廷之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母后奇氏的唆使下，却也已经等不及父皇正常寿终，于是连结朝中重臣与察罕帖木儿这样的大将，计划着早早夺取监国大权。
如此种种，再加上由于谢顿更早的占领了整个南方，没有了张士诚、陈均义等人输送到北方的几十万石粮食，元军中就是有人有心，也是无力发动对谢顿势力的全面进攻，上下反而不得不都寄望于谢顿等人，被已有的富贵所沉醉，满足于南北分治。虽然有明白的人从谢顿至今仍不肯称帝中就看出，此人用意只能是以整个天下为念，怕太早称帝会堕了属下的进取之心。但也只能指望朝廷能在南方整顿完毕之前，抢先彻底平定北方，以待与其决战。眼下却是怎么也不可能奈何得了华军的。
而所有这些，自然早在谢顿的“预料”之中。不然他也不敢在这乱世之中，“停下”脚步花数年时间，几乎是彻底重塑一遍军队。他确信，虽然自己这只穿越时空的“蝴蝶”已经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历史飓风，但是对于元廷、元军来说，他们所遭遇的处境，却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原来应有的轨道，如果说起了变化，就是变得更加困难了。在类似的条件下，在相同的人物性格下，虽然自己提早将元廷的势力彻底清除出了南方，但在自己的精心设计和维持下，北方的局势却仍然不得不按着原来的惯性发展下去。果然，他的这一宝又押对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