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此时机，五月，元廷以察罕帖木儿为主帅，大发豫、秦、晋诸军，围攻汴梁。察罕遣部将分道出兵，南路从汝宁攻打归德、毫州、陈州等地，北路渡过黄河，背倚曹州，占领黄陵渡，威胁汴梁背翼。察罕自己率重兵从洛阳出师，加上山西、陕西等地的援军，直接扑向汴梁城下。元军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之间的生死之战爆发了。
早在二三月间，因为毛贵暴死，山东混乱，元军大举调动准备总攻的各种迹象已经明了，刘福通就知道大势不好，即遣使到建康谋求与吴军联合。待元军大进攻开始之后，韩宋使者更是不绝于道，他们无不苦苦恳求谢顿，言宋吴两家向来通好、共抗元军，请他以唇齿相依为念，后来更明白进言于其：如果坐视韩宋灭亡，任元军坐大，那么恐怕谢吴亦逃不过“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下场。无奈谢顿心如铁石，每每坚拒发兵相助，后来也只提出，韩宋割安丰之地，吴军才可出黄河上的水军为红巾军运粮十万石。
安丰是刘福通的老家，他几次失败后都是退到安丰，积蓄力量再复起的，割让安丰实在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但不仅战局十分恶劣，红巾军极需把吴军也拖入战场，而且从五月起，从关中到山东，从河北到河南，大半个北方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蝗灾，史载：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在这时候，粮食对于红巾军和元军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为了这十万石粮食和吴军为了输送粮食而可能卷入的前景，刘福通终于咬牙答应了谢顿的条件，安丰的红巾军于是尽数移往毫州、归德。这样一来，此一线的红巾军的防卫倒是加强了不少，加上吴军派吴国兴、陆聚及黄河水师策应，汴梁并没有如史实那样，很快便陷入四面重围，而是凭着沿黄河南岸的狭窄地带，经过归德、毫州，与吴军地界仍有一线联系，从而尚能够得到粮援。也因此，刘福通还能指挥红巾军，与察罕帖木儿苦战不止，甚至于六月间击毙其部将安童。
但进入七月，察罕识破了汴梁之所以仍可以支撑，全赖于东路一线能不断得到来自吴军的接济。于是转用重兵于汴东，派其大将关保攻归德、毫州，又派部将李二攻徐州、调河南元将竹贞攻安丰，以牵制吴军，并谋取这两处进攻江淮的前沿要害。
此时，为了应对绝大部分军事重心都要转移至北方的情况，谢顿已经以两淮直接护翼建康，最为紧重，而枢密使冯国用自败赵君用后即病重，不久卒于军中，所以以中书省右令徐达亲自出镇徐州，总理两淮军事，而以大将马骆统兵进驻安丰，防淮西。元军兵至徐州，徐达命设伏兵于野。徐州地平，本少可埋伏之所，徐达部将傅友德率士卒着土色衣，衔枚伏于地，不言不动，远望无所可见。元军过，傅跃起，当先高呼冲击，锐勇而不可挡，众士皆随之腾跃而进，元军大震，仓皇迎战之下，为吴军击溃。徐达又率大军夹击掩杀，元军惨败，死者塞河，李二战没，吴军获俘不下二万人。而马骆亦于安丰大胜，走竹贞，获元将忻都，斩首数千级。此二役战胜，令北方元军一扫对南兵向来之轻视，而吴军上下士气大震，皆言北方元军亦不足畏矣。
虽然进攻徐州、安丰皆惨败，但同时察罕帖木儿的战略处境并未恶化，相反却更加有利。关保不负所望，攻克了归德、毫州，从而切断了韩宋红巾军从吴军那里得到援助的通道，而吴军虽然两战都大获全胜，但也并未有半点趁胜追击，发兵来为刘福通解围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察罕起初用兵的二个主要目的：彻底孤立、包围汴梁；与将吴军的威胁在对刘福通部的剿灭之役中排除出去，都已经实现了。于是察罕以大将关保、貊高驻防豫东，监视两淮、山东，自己亲自督促其余诸将各率所部，不分昼夜，猛攻汴梁。
刘福通将所余之部都退入汴梁，凭着高城深垒以及先前已经运入的粮食又苦撑到了八月，时蝗群由河北入汴梁，田禾尽为食空，元军本来打算就地筹集部分粮草的计画亦为之泡汤，也是很苦了。已经有部将建议察罕帖木儿暂时退兵，移地就食。察罕坚拒，他知道如果不趁这次机会一举消灭红巾军，刘福通一旦率部脱困，很可能就会利用这次大灾，河北、河南又是流民遍地的情况，再度复炽。所以，他不但不退兵，反而更加严令各军加紧攻城，甚至动用了刚刚耗巨资仿制成功的几门火炮――吴军这种利器的名声早就传到元军之中，经过北地最好的工匠和大批侦谍的努力，加上元代其实已经有了制造原始火炮的基础，所以还是给他们“仿制”出来了。当然，这些火炮无论是本身重量、射击精度、弹丸威力和最大射程都还远不如吴军的制品――在察罕的严令死督之下，又经过近月血流飘杵的激战，元军终于于九月二十六日清晨攻破了汴梁的北门。刘福通知已不可再守，率残部奉韩林儿决死突围。元军入城，获红巾军各级官吏人等三千，及韩林儿妻以下家属数万人。因攻汴之战伤亡太重，元军为泄愤，除少数要人械送大都献俘，将其余以上人等尽屠之。
而韩林儿虽冲出了汴梁，但在途经毫州逃奔安丰时，仍为元将貊高部所截获，亦械至大都祝捷，后被磔于市。刘福通虽然本仍有雄心复振，但于突围时受创，身边余部不足百骑，无处可以立脚，不得已只得奔于安丰吴军之下，被马骆送往建康。虽然按惯例，群雄之间很难最后相包容，但谢顿敬刘福通确是元末第一等的英雄人物，且对自己已再无太大威胁，所以并未有什么胶船之举，而待刘到了建康后，又封其为前驱侯，派医生为之疗伤、赐府第仆役。但刘福通气结难解，伤势一直不能平复，次年即卒于建康。
中原之役以后，以汴梁沦陷、韩林儿被磔于大都、刘福通逃遁至建康为标志，几年来曾经北达大漠、南抵五岭、东至辽阳、西出甘凉，把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将蒙元这个庞然大物几乎打倒的红巾军大起义宣告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山东、辽阳、四川等地还有不少出于原红巾系统的余部，但无论是从他们的信仰、目的还是影响上看，他们都已经不再能和原来的红巾军相提并论了。而当这次大战结束之时，北方被战火和蝗灾搞得元气大伤，无论是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还是孛罗帖木儿等等都在忙着找地方就食，根本没心思，也没能力马上接着攻打山东或江淮。而谢顿也担心察罕帖木儿等元军正在鼎盛，且尚未内讧很深。所以亦决心以静至动。天下南北间，于是多数进入一种暂时的“太平”状态。
当然，这种“太平”是彻头彻尾的假象。河南、河北、陕陇各地，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手握重兵的大将们都在练兵、在屯粮，在准备互相争夺地盘和权力。
大都中，元帝不顾天下形势，依旧深陷宫内，沉浸于各种机巧、秘法和游乐之中，几位皇后、太子、重臣们互结私党，各自在谋划着自己的大计。
山东的战火一直没有平息，田丰、王士诚等人忽而互相攻伐，忽而结盟击元，打得一片混乱。四川的明玉珍在谋士刘祯的劝说下，于成都自称陇蜀王，并积极谋划称帝（由于徐寿辉早死，加上为了以名号维系部众，对抗谢吴的威胁，所以明玉珍称王，及以后称帝都比史实提前了不少）。他一面阻塞瞿塘备吴，一面对云南、汉中虎视殚殚。而在遥远的东北，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统领的原红巾军中路军，也正占据辽阳，准备着攻略高丽。
而天下间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还是已经统一南方的谢顿的举止行措。自他称王以来，建康政权控制下的多数地区都已经有了一年以上的和平，基本恢复了原来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毕竟政权初立不久，行政官吏极端紧缺，往往只得以驻军将领兼领地方民政，而其实仍以元朝降官降吏主持日常事务。加上终于从绵绵不绝的大战中脱身，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与亲信谋士们的多次商议，谢顿于是下决心，趁着北伐的各种准备和机会还有几年时间，要彻底整理一下自己政权的内务。
至正十九年十月，谢顿颁布令旨，宣布改号，自己由吴王易称为华王。虽然令旨中没有明说，但天下间稍有智者皆晓得，谢顿将王号由“吴”改“华”，是在向全天下彻底宣示自己的志向和成就――虽然他仍不愿立即称帝，但其实新朝已立，而且继承了中国正朔。这个“华”字明摆着就是要用夷夏之防的大义来攻击蒙元是胡朝的政治致命伤，以争夺天下士人的效忠感――为了配合这个巨大的举动，令旨同时也宣布了另几件大事：
一、改历。从明年起以新发布的“同正历”纪年。所谓“同正历”以孔子诞年为历法元年，因为谢顿尚未称帝建年，所以以此历暂代纪年正号，故号“同正”。绵延计算，明年为同正历一九一一年。比起原来用甲子纪年，发布新历，实际是从原来不再承认元室朝廷的合法性，进一步上升为取而代之，此举虽然看似空洞，但于当时对人心的影响亦不可小视。
二、开科举士。虽然谢顿自南渡以来，也算是大力招揽文人儒士，号称的所谓“博才鸿儒”科也开过几次，但都是事前就专有指向，真正公开的大规模科举选材毕竟还是第一次。这次科举分两级，殿试在建康，乡试则除江浙两淮仍在建康考试以外，另设分省试场――两湖在武昌、两广在广州、江西福建在南昌――不但各省学子可以就近投考，而且建康、武昌二处试场天下其余各地的士人也可以投考。虽然此时各地间的盘查极紧，但受从龙于新朝的诱惑或者夷夏之防的激励，确实仍然有一些外地的举子赶来投考。这在政治上为谢顿加了不少分，使得他后来可以得意的宣称：孤甫开科，世间英才之士即皆不避辛苦激荡，竞相来投，可见天下人心之顺逆也。
三、重厘官制。枢密院依旧。将中书省改为内阁，左右令改为左右相国，仍由徐达、李善长充任，苏霍伦、韩定仍续任左右丞。但原来仅具虚名的六部逐渐充实，以王恺、毛骐、陶安分任吏、兵、刑部尚书，委汪广洋、范常为户、礼部左侍郎，邓肯为工部右侍郎。刘基从湖广召回，仍任检查御史，以杨宪副之。所有之地分为建康一都，两淮、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八省，省版图亦随之调整：建康都基本就是苏南、皖南的地域，两淮省即是苏、皖江北之地，其余各省管辖地域就是谢顿按着“后世”地图划的，无它由，谢自己感觉方便、习惯。都、省之官长为司政使，然因初创草疏，且边境战事未息，仅有郭景祥、潘庭坚、胡深为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司政使，余两淮、两湖、两广各省仍命大将暂以（内阁）参知政事衔领镇之，建康都司政使由内阁右丞韩定兼任。省下设府，设知府；府下或辖县、或不辖县，县官长为知县，另于蛮夷聚居之处立（羁縻）军州，分别按大小、恭顺程度授宣慰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不等。――自然，以上改制中的人事任命，本身并不在改号换制的令旨，而是随后陆续发布的。
在大张旗鼓明谕发布的以上事情之外，谢顿更为注重亲自操持的还有几件事，分别是立军校、整编军队，建太学、理学说，扩建兵工厂和矿场。
谢顿以布衣无名出身，不过数年而称王设制，已有府县数百、民几千万，心知其中无关多少仁义名望，全赖帐下几十万甲士的六尺枪、两石弓是也，当然视军队若性命。而且他还有一层自知之明――虽然他已经成功篡取了朱元璋的“应有地位”，甚至比老朱“原来”干的更出色许多，“提前”好几年就统一了南方。但论个人的真本事，尤其是军略指挥才能，自己再怎么拍马努力学习，也及不上人家一半的一半。所以，老朱即使驾御徐达、常遇春这等名帅悍将时，举止行为照样可以尽按自己心思所行，根本无惧有臣子敢于反抗的（老朱曾因违法或抗命的原因，杀掉徐达的妻子、胡大海的儿子，都刚毅果断，毫无顾忌，就是凭得自己压倒性的威望和实力。所以说，YY明初有大将凭军中威望、实力而可以公然和老朱对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说凭他为主君、为皇帝数十载之积威，就是直接各自领军对阵，除了徐达、常遇春二人，明初诸功臣勋将中，也没有一个人可能是老朱的对手）。
可谢顿就不敢轻易尝试这等事情。他清楚的很，虽然人人都以为他庙算如神、机谋不测，本身就是自起兵以来百战百胜的上将，但其实真要是让他独力与和徐达、常遇春、察罕帖木儿，甚至冯国胜、胡大海这等人物对打，即使有十倍之兵，也不见得能够取胜。所谓底气不足，正是谢顿如今的真正心境。到了这个地步，谢顿才真正明白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立下以文制武的制度的苦心与无奈。赵氏还是一条军棍打下四百座军州的大将，何况谢顿本质上毕竟还是书生居多。本来，以他的知识见闻，当然知道建立军校以训练军官，把只忠于帝（王）室、忠于国家，而绝不盲从于统兵主将个人的概念，用洗脑的方式灌输进整个军官团、甚至整个军队，是已知的同时能够保证军队即对朝廷（最高统治者或集团）绝对忠诚、服从，又能长期保持军队继续拥有足够战斗力的最好方式。但他除了在自己亲军中搞了一些“教育”以外，一直不敢大规模在全军中推行，原因很简单――此时他手下的军队中有太多大将们各自的私人部曲，面对强敌，如果急于求成，或是操持不当，很可能就会引起大规模的连锁反叛。而且时机不成熟的话，即使强制推行了，也不见得能有很好的效果。
而如今，谢顿终于觉得时机已然成熟了。在近一年多的各次大战及前后的准备、整理中，他经过小心谨慎的计画、安排，以扩军、收编、升迁等借口，将原有的按乡里、出身抱团的队伍打散、渗透了许多，各大将之间及其属下部将也多形成了复杂的互相牵制的局面，比如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三员谢顿最重要的大将所处的位置与权力，就既位高权重，可以威慑其他诸将，却又很难在平时直接指挥动大批军队，谢顿必要时甚至可以以一纸谕令取其等性命。除了互相牵制之外，华朝的光灿前景更是稳定的保证。当谢顿的前途未定，不过也只有角逐天下的群雄之一时，如果就想彻底剥夺掉诸将自有的实力，将他们置于纯粹的被驱使的地位，其等自然不会甘心，但如今形势完全不同了。主上大王用不了几年就是全天下皇帝的想法，已是吴军上下一致的信念。因为削减、解散自己的部曲实力而反抗？为什么要那么做？当初要有部曲，除了在乱世自保之外，还不就是为了能跟上个真龙天子，随其打下天下好当大官，现在眼看着梦想中的富贵就要到手了，再极力保存部曲还有多少用处？倒不如使唤他们多立些功劳，尽可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在开国功臣的位次里更靠前一些，好在必有的大封赏中能够爵位更高一些，禄赐更厚一些，那显然才是正事。而至于中下层的吴军将士，也被谢顿下令开始为军士们家中按级分配土地，对前从渡江而后战死战伤者抚恤其家人的消息所激动，无不以为这等好皇帝（一般的吴兵很多并搞不清楚他们的主公是“王”，而还不是“皇”）哪里去找，死心塌地者愈众。
挟此威势，谢顿在建康建立讲武堂，亲自出任山长，以徐达、常遇春为正副祭酒。命抽调全军大小头领，分批轮流培训。除了讲授兵法，训练军阵、学习看（地）图制（地）图等必有之题外，又命李善长、刘基、陈遇主持，编纂历代忠臣良将之故事，经谢顿审定后，每日在校中讲之。因为虽然谢以李、刘、陈几人主持此事，而不是挑选宋濂、章溢这些学识更广博，而且也比较有空闲的人，就是因为前者比较少有迂腐气，但毕竟这些教育太过正容严肃。加上其它的训练也很辛苦，使得将士们多无心无力以原来军中流行的抵扑之戏为调剂，于是谢顿体恤下情，命许择艺人入营，为军校将士解乏。当然，吴军军中法度向来很紧，自不能许有荒淫之戏。所有节目一律先得由谢顿亲自查审，方得许入营演出，而且军中毕竟森严，不可能允许经常演登台大戏，所以最主要的娱暇就是正开始在吴地流行的说书，不过讲的可都是好书，甚至都是坊间最新才出的大书，比如《岳王传》、《杨家将》、《说唐》……虽然这些书都出自无名氏之手（当然无名氏其实是谁，看官们一清二楚^()^），连说书人也大都刚入手不久，故而讲书中不时也会出现一些失误，但这些书实在是好书啊（不好才怪，几百年劳动人民的积累了^()^)，情节多变，人物鲜明，噱头十足，虽然这些吴军听客都是打老了仗的，并不相信真有什么几员大将单挑可以决定战斗的胜负，或者有可以以一抵十、以弱胜强的八卦阵图之类的事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于是，建康军校中便出现一道风景――每当晚操、晚讲结束后不久，将士们便又自动集中到了讲棚，跟着说书先生一起或为岳王的神勇而眉飞色舞，或为六郎的桃花运而垂涎三尺，又或为秦桧、潘仁美之流的阴毒而恨得咬牙切齿。直到回营梆响，方恋恋不舍的散去。因为这大书实在好听，当第一批学员结业之时，因为有的说书回目尚未结束（因为此时的军校都是几个月的短训，所以拖得比较长的书还没来得及结尾），很是有人因此不肯离校的，最后只得以庆贺军校首批学员结业为名，让说书人为这些学员特别大讲三天，赶着收了尾，才算让他们满意而归。而最满意还是谢顿，自有人向他报告军校中人的言行，而从中他欣喜的看到了明显的迹象――所有这些大笑、垂涎和愤恨，都正在把“忠”、“义”二字代表的信念，牢牢的刻入这些原来多肆行无忌的汉子们的思维逻辑之中。谢顿并不奢求他们就会因此而立地成圣，但是一旦全军大多数头领脑子的最深处被打上凡己辈军人，唯应效忠国家的印记，身为如今“国家”之化身的自己，其权威之盛，地位之固，就是旁人甚至不敢想象的了。
在建立军校的同时，谢顿对军队还做一件大事，就是对编制进行彻底整理，完全打破原来按地域、宗族或主将为纲目的组织制度（但是，也并非彻底打乱混编，毕竟当时以同乡等条件组成基层作战单位是有道理的，如果并肩战斗的袍泽间话语都不通，或者没有互相间的信任感，那也是打不好仗的）。其实，改革军制这等事情，向来最大的阻力就是在调整之时，各级将领、军官必定会拼命保持自己原有职权不被降低、削弱，如果不逞，便会消极或积极的进行抵制甚至抵抗，而谢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扩军，以便使大多数原来的头领都得到一点升官的甜头，或者至少保持原有阶级地位。
一直以来，吴军的兵力相对于所控制的地盘、人口来说，都不算多，而最近一年多，更是连续攻占了两湖、两广、福建、淮北的广大地域。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招抚了大批降众，但养兵可以说仍然是属于偏少的，更不用说，降众其中本来就有许多是要加以处理甚至遣散的。于是，谢顿以李文忠、俞通海、苏霍伦、林恩、毛祺等为主要佐臂，按果、队、卫、营、旅、师、军的从小到大的建制对全军进行了重新编组。
在新建制下，果是最基本的军事单位，一果十人，设果长一人。四果为一队，设队长一人，队长自领一果，故一队满编五十人。四队为一营，设营长、营参谋，营军法官各一人，营直领一队（其中，军法官直领一果），另有杂兵若干，故一营满编二百八十人。四营为一卫，设卫长、卫参谋长、卫军法官各一人，卫直领一营，一卫满编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四卫为一旅，设旅长、旅参谋长、旅军法官各一人，旅直领一卫，因情殊不同，故一旅满编员额在六千五百人至七千人之间不等。师辖旅，设师长、师参谋长、师军法官各一人，唯因情需不同，所辖旅数不同，又有辖骑兵、炮兵等，故员额不定。常例辖三或四旅，数约在两万七千至三万三千人上下。军辖师、旅，情况若师，员额更不定，亦不常设。因为对宿将老兵普遍以升赏处置，又辅以军校抽训的手段，重编过程还是很顺利的。至同正历一九一一年（至正二十年）末，重编基本完成，华军（谢顿改称华王了嘛）共编成十六师又二十四旅（其中有专门的炮旅和骑旅，其编制与以上常例不同，人数也要少得多），其中十二旅，隶于谢顿亲领的禁卫军，而其余边境、内地，虽也都有大将统率兵马不止于一师、一旅，但却皆未设军号。除此以外。华军还有地方驻屯军三百三十六卫（驻屯军诸卫虽然下设营、队、果，但编制并不完全同上，有多有少，一般是偏少一些）。至此，华军号称百万，虽然实际仍不及此数，亦不远矣。而军队大张后猛增的需要，谢顿仍赖以屯垦之法，这些军士几乎都是农民出身，又都是青壮，虽然除了驻屯军之外，其余毕竟是要以训练征战为主的，但终究解决了很大部分的军需压力，再加依仗着南方相对富庶多产，而谢顿和他的幕僚们又拼命的开源节流，还是足够撑下了大军的供应。
而与大张旗鼓的讲武堂成立相对，应该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就开设的近于无声无息了。不过了解内情的人倒是并不奇怪，或是以为主君因为时值乱世而重武轻文，而是……而是这个太学实在已经够引人争议了。
太学的其实规格并不低，山长还是谢顿亲自兼任，正副祭酒分别是秦从龙和宋濂，起初受聘任职的博士中也很有饱学坟典，名满天下的大儒。可问题在于，由这位太学山长、华王谢顿亲自制定的课程安排，足可以把当今儒士们于先师以下最为推崇的程子、朱子活活气死，如果他们活过来的话――当然，后来人们也知道，如果朱子、程子当时真能活过来，一定也会被谢顿以种种罪名发落到海南去。――他制定的这份太学教程，虽然开头也言必称上古三代及春秋列代圣贤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却大砍要深加研习的儒家著作经典数目，只剩下了《论语》、《春秋》、《孟子》，连《诗》《礼》《易》《书》都以各种理由（《诗》少关经邦济世，《礼》太重，《易》太艰，《书》篇多有疑）被列入了选习，而与《诗》《礼》《易》《书》等共同被列入选习的却居然有《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十三篇》、甚至还有《墨子》！根据太学学规，任何一名太学生，在研习儒学的同时，至少也要研究道、法、兵、墨四门先秦子说中的一种，而这种规定的理由照样冠冕堂皇极了：至圣都曾经问道于老佴，后学末辈自然要彻底遵循圣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诲。根据这份学规，太学学员也可以要求不选习除儒学之外的学说――“只要”他亲自签下文书，公开宣布他认为自己已经比先师入洛之前更有学问就行了。
至于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更是发生了大地震。本来，理学自南宋后期以来，已经是不争的正统主流，但如今，朱熹首先被扣上有严重道德问题（唐仲友、严蕊案）的帽子踢出了局，然后由他入手，谢顿毫不犹豫的同时使用上纲上线、吹毛求疵、诛连九族等等所有手段，凭借自己的权力，在一些“只有才学没有品行的小人们”（理学人士语）的帮助下，强行把大多数重要理学人物统统定性为书痴、伪君子甚至大奸臣（注：非常严肃的声明，以上说法仅是小说的需要，与史实并无直接关系），然后按照传统的思维逻辑，自然也就顺道把理学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当一些勇敢（或者愤怒的出离了恐惧）的儒士提出，如果理学不是正统，什么是儒家正统的问题时，谢顿当场扔出了一句后来影响甚至超出他自己最大的想象的话语――“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回到圣人们自己的著作去里去自己寻找答案。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已经被一些贪慕权势和虚名的人们曲解得太多了，凡我圣人门下子弟，当誓复其之本来面貌。尔等问何说主正义？难道不只有圣人之原教旨才能主正义？！”――虽然后世大多数学者私下都认为，如果联系实际，谢顿此说是彻头彻尾的狡辩。但是当时反对者还被谢顿的大帽子压倒了，原因很简单，这些顽固的儒生们能和身居至高之位的谢顿对抗，所凭借的不过是古代圣贤的积威。而当谢顿连这一道德制高点也抢占了之后，反对者手中再也没有大牌了，难道他们可以公然说，某个后学对经典的解释比圣人经著本身还重要？尽管他们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但无奈谢顿从不让他们有长篇大论、展开述说的机会，只一口咬定他们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明知主君很有点在耍无赖，但还能撩袖犯上不成？旁边可有大批武士仗剑持戈呢。结果最后殿上，只看见谢顿一人在那里唾沫横飞的大声叫嚷，声称什么他要誓死捍卫圣人的本意，下面则站着一堆垂头丧气的儒士，再“无言”可对。从此以后，以“真正恢复上古圣贤本意”为号召，主张自我思考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在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其实也就是谢顿的王[皇]权），开始登上了社会主流思想的竞争舞台。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