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前面服务台的号码。“罗克珊，如果有我的包裹——”
“这是第三十四次了，”她抱怨道，“如果收到了我会马上给你的。不过，你到底在等什么呢，等怀孕的消息吗？”
我懒得回答。“我只是想——”
“第三十五次！三——十——五——次了，”她打断我的话，“别急，小伙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十分钟之后，她兑现了她的诺言。服务台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听差探进头来。“我找——”
“我就是。”没等她说完我就先回答道。
她穿着藏蓝色职业装走了进来，递给我一个密封的马尼拉信封——还顺便环顾了一下我的办公室。
“这个不是真的吧？”她指着我书桌上的一个充气雪貂问道。
“游说员送的。”我告诉她，“送这个比送花强多了吧？”
她笑着朝门口走去。我低下头看信封。昨天发牌，今天该结账了。
我打开信封，把信封翻转过来摇了摇。两打纸片飘落在桌面上——的票，每张的票上的字都是黑色粗体。我把这些的票整理成一叠，检查每一张是否都是空的。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
我抓了只笔，找到“车牌号”那一栏，迅速地填上一个数字“七二七”。“七二七号车”，这是我的代码。接着我在的票的右上角打了个勾，赌注就是二十五美元，如果你想玩的话。但是，我不仅仅是想玩，我还想赢这一回，所以我特别认真。在“车费”一栏，我写上十美元。不知内情的人肯定觉得这赌注也太小了。但是对我们这些玩游戏的来说，呵……一美元表示十美元；五美元表示五十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把这种游戏叫做零度游戏。在这次的游戏里，十美元就是一张本杰明?富兰可林——拍卖会的起价。
我把手伸进书柜最上层的那个抽屉，取出一个新的马尼拉信封，把所有的票都装进去。快到办公室间传信的时间了。我在信封上写下哈里斯——四二七鲁塞尔楼。为安全起见，我在地址旁边写上两个字“保密”。当然，即使哈里斯的助手打开信封或是众议院发言人打开信封，我也丝毫不用担心。我看到的是一百美元的赌注，其他任何人看到的都只是一张十美元的的票——他们绝不会再浪费时间看第二眼的。
我走进服务区，把信丢进一个生了锈的邮箱里，我们就靠它来互相传递信息。这一般都是罗克珊的工作。“罗克珊,帮帮忙，下一批信件送走的时候别忘了我的。”
她点点头。
我转身回到办公室。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东西收到了吗？”二十分钟后我打电话给哈里斯。
“已经发出去了。”哈里斯回答。从他电话里的声音我可以听得出来他用的是免提电话。看得出来，他谁也不怕。
“你没填什么吧？”我问。
“没有，我们讨论过的东西我都略过不看了。再见，马休。有消息就告诉我。”
他快要挂上电话的时候，我听到那边有敲门声。哈里斯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他的助手说道，“快递员来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哈里斯挂断了电话，带着我们的的票，我们的——从我到我的上级，再从哈里斯到他的上级。回身靠在我的黑色摇椅里，我忍不住揣测，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哈里斯一毕业就在国会工作。如果说他有某方面的天赋的话，那就是他善于与人打交道、结交新朋友。这样嫌疑人的数量就缩小到不足千人。但是如果他使用快递服务，那就很可能超出同学的圈子了。我望着窗外白宫的屋顶。露天的运动场向远处延伸到我目力不及的地方。在这个小镇里，到处都是国会的退休人员。律师事务所、小商店，特别是还有许许多多……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看了看来电显示。
……游说公司的。
“嘿，巴里。” 我拿起听筒就叫道。
“你还没休息呀？”他问，“我听说你们昨晚谈到十点多。”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这样的。”我心里嘀咕着他哪里得来的消息。昨晚没人看见我们离开。但是巴里就是巴里。你觉得他看不见，实际上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好吧，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票、票、好多票啊。这周周日的票。你想坐在超级豪华的座位上看他们的表演吗？我拿到录制公司的专用包厢。你，我还有哈里斯——我们三个可以小聚一场了。”
巴里讨厌足球，他也看不见舞台上的表演，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包厢里专门为贵客准备的精美食品和黄油。还有一点，巴里和哈里斯总是相互竞争，这几张票能够让巴里暂时处于上风。对于这些他们俩都不会说出来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比如巴里给大家搞到一个空中包厢，竞争马上就开始了，哈里斯就会用wWw.他的手段在包厢里订到最好的座位。这是典型的国会作风——实在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太多在做总统梦的学生了。“太好了。你通知哈里斯了吗？”
“通知过了。”
我一点也不惊讶。巴里和哈里斯关系更密切——所以他总是先告诉哈里斯。但是哈里斯对巴里却不是这样。情况经常是：如果哈里斯需要一个游说员，他往往会跳过巴里而直接与他们的最高层取得联系。
“巴斯特纳对你怎么样啊？”我问巴里, 巴斯特纳是他的上司。
“你以为我是怎么搞到这些票的啊？”巴里揶揄道。他可不是开玩笑。在事务所里，他是最野心勃勃的助手，他早在几年前就想从这个系统跳出去，所以他才一直希望哈里斯拉他一把。去年哈里斯的上司在解除电信管制问题上改变立场的时候，巴里甚至请求允许他把这一消息捎给各大电信公司。“巴斯特纳将第一个得到消息，”哈里斯说，“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 政治集团和匪帮其实没什么两样，最好的礼物永远要首先献给最高领导。
“不过上帝保佑他，”巴里接着说，“这个人是个政治老手。”这一点无可辩驳。作为巴斯特纳联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巴斯特纳受到尊敬，受到拉拢，而且是国会里公认的大好人之一。他也是哈里斯的第一位上司——那时哈里斯还只是个签字机操作工人——就是这位好人，让哈里斯的事业出现了一个大转机：为某个参议员的连任演讲写初稿。从此以后，哈里斯就再也没摸过签字机。
我仔细研究着国会大楼的拱形窗户。巴斯特纳邀请了哈里斯; 哈里斯邀请了我。这样的推理不算太出格吧？
我和巴里多聊了十五分钟，想听听电话那头有没有快递员到访的声音。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但是快递员始终始终没有出现。
一个半小时之后，又有人敲门。藏蓝职业装立刻映入眼帘，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想您一定是马休。”这是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听差。
“你猜对了。”
他把信交给我。
打开信封的时候，我快速地瞥了一眼另外三位同事，他们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罗西和康诺尔坐在我左边。蒂娜坐在我右边。他们都四十有余了——其中罗西和康诺尔都留着教授胡——国会的专业人士都需要有高深的预算才能。
议员们来了又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久留的。但是我这三位同事就像常青树一样——所有的拨款委员会成员都一样。无论权力怎样转换，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总需要有人知道政府如何运作。在国会里也存在着无派别式的相互信任，这就是一个例子。很显然，我的上司讨厌这一点，所以当他接管委员会的时候，把我放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为他谋求最大利益，替他监视其他三位。但是当我打开这个不写收信人姓名、地址的信封时，它恰恰是我的监视者。
我把信封里的东西全倒在桌面上，找出的票。这一次，虽然大多数的票都还是空白的，但是其中有一张已经有内容了。从笔迹上看是个男人写的，字迹简洁，端端正正，中规中矩。“车费”那一栏填的是五十美元。简直难以置信，的票才转了一圈回来，我们的赌注已经高达五百美元了。这也真让我高兴。
哈里斯将此称之为国会的疯狂竞赛；我称之为地盘战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听差们在整个国会传递着的票。我们都放入自己的赌注，然后交给带我们进入游戏的人，这些人又把的票转交给带他们加入游戏的人，如此层层递进。我们从不必费神去猜想这个系统究竟有多庞大，但是我们知道这可不是一条直线——若真是一条直线的话就会很长的。相反，它必须是一种树形结构，应该有四十个分支。无论如何，最后这些的票将会回到地下党手中，他们对之进行收集汇总，然后再重复同样的过程。
在上一轮游戏中，我下了一百美元的赌注。现在，最高赌注为五百美元。我押的赌金必须超过这个金额。因为到最后，谁押的赌金最多，谁就等于买下了促成“事件”的特权。下最高赌注的那个人必须促成“事件”的发生，无论是棒球法案的一百一十张反对票还是把一个小小的土地项目纳入内务拨款计划。站在反对立场的其他人负责见证。如果那个人成功了，他就可以独享所有的赌金（除了分出一小部分给地下党们，这是肯定的）。如果他失败了，那些钱就分发给所有持反对立场的人。
我看了看那张填了五百美元的的票上的车牌号：三二六。这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不过，不管这个三二六到底是谁，他们肯定以为他们一定能够得手。但我可不那么认为，最后谁能得手还尚未定夺。
我挑出一张空白的票，拿起我的笔，填上车牌号七二七，车费六十美元。现在是六百美元，再加上我以前押的一百二十五美元。如果赌注太高，我可以留着空白不填，这样就能撤出我的资金，但是还没到收手的时候呢。我要赢这一场。我把所有的票都装入一个新信封，写上哈里斯的名字，交给服务台，估计过不一会儿就能到他手中了。
还不到下午一点半，我就收到了下一封信。在信封里我找到了那张的票，相同的笔迹、相同的风格。车牌号三二六，车费一百美元，那就意味着是一千美元啊。如果整个游戏只要通过一个电话，找到一个知情人就可以决定胜负的话，那么这么高的赌金自然是可能出现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但是这一次，我们的把握该更大。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打起了算盘。如果我行动太快，恐怕会把那个三二六吓跑。我得慢慢来，打个拉锯战。我激动得脸都涨红了，拿起笔填上一百五十美元。现在是一千五百美元了，还会增加的。
下午三点三刻，肚子饿得直叫，我开始觉得烦躁不安——不过还不想吃午饭。我摸出罗西藏在抽屉里的最后一点葡萄干，塞到嘴里。这点东西顶不了多久，但我现在不想走。马上就到“礼物打包”的时候了。据哈里斯说，从来没有哪一场的堵注曾超过一千九百美元，即使是一千九百美元那次也是因为大家跟着蒂德胡闹。
“马休?” 一位金发听差在门口问道。我挥挥手让他进来。
“今天找你的人可真多啊。”蒂娜挂上她的电话对我说。
“这都怪参议院。”我告诉她。“我们在沟通方式上意见不同。特蕾斯不仅信不过传真，连发E-mail她都觉得不妥，她觉得那样一来，谁想将文件转给那些游说员就实在是太容易了。”
“她是对的。”蒂娜说。“聪明的女子。”
我稍稍移动了一下椅子，以遮挡蒂娜的视线。我打开信封往里看。天哪！我敢发誓，我全身都兴奋得直打颤。让我不敢相信的不是赌金已经增加到了三千美元，而且的票中出现了一个新车牌号：一八九，笔迹又粗又短。来了一位新手。很明显，他可不是个吝啬的家伙。
电话响了，我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来电显示告诉我，是哈里斯。
“怎样了？”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问。
“不错啊，就是文字上还得再改改。”
“你办公室有别人？”他问。
“当然。”我尽量背对着蒂娜，“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有人加入，是吗？车牌号是多少？”
“一八九。”
“就是这个人昨天赢了棒球议案那一场。”
“你确定吗？”
没有回答。哈里斯还在，我听得到他的呼吸。他是对的。
“你觉得情况不妙？”我问。
“不，只要你能处理好。”
“噢，我一定能。”我坚决说道。
“不要有压力。不过，我很高兴。”哈里斯接着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对手，那就把蛋糕做大了。他昨天赢了，今天就难免自负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我点点头，挂了电话，低头盯着那张的票出神。
“没事吧？”蒂娜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