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康这个在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导演是我在娱乐圈遇见的第一个演艺人，也是我在那段时间遇见的第一个优秀的令我惊叹的人。他的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是认识他的人们都十分敬佩的一个即有才华又品德高尚的艺术家。在我看来，不仅如此，倘苦他能够再高一些，再英俊一些，京城的天王巨星超级偶像非他莫属。我能够感受得到，他对表演的执着要远远多于他对导演的热爱。在他执导的许多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中，为了考虑投资商的利益和商业的需要，男主角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那些帅气而演技又非同一般的男演员，但在这些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尽管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可能无足轻重，可能是个赌徒，可能是个骗子，可能是个乞丐，我们却都能从他在电影中那简短的表演中看出他演技的精湛。
在有一年的电影颁奖典礼上，他在自己执导的某部电影中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电影中他扮演了女主角那傻哩吧唧的大表哥。晚上我们在一起庆祝，我第一次见到他高兴的语无伦次。他做事坚持个人原则，他的电影主题思想从不偏离社会道德，他也从不为讨好某些人而去拍摄那些违心的、虚妄的、充满歌功颂德的伪艺术片或者政治宣传片。我那时所能知道的优秀品质，似乎他全部拥有。他从不高看也不轻视谁，哪怕是总统或者乞丐，他能准确地识别在演技上谁是天才谁是蠢材。他不但宽容、大度，而且有着一颗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在我参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后，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看破红尘的圣人，但他要有最正确的时代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一部题材一个角色一种思想处处都在向人们展示、宣扬着谬论、偏见、自以为是，而导演和演员们却不但毫无察觉反而沾沾自喜，那就是最荒谬无知的事情了。长期下去，他叹息，我们早晚会失去所有的观众。他的这些推心置腹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并影响我至到今天。在今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愿意把那个圈子称作演艺界而改口叫娱乐圈，只是因为它层出不穷的丑闻，它离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他们的作品中有太多的东西和我们的道德毫无关联，他们把太多的关心和热情给了票房。
我做余康的司机的第三个月，他要拍摄一部讲述政治运动结束后，政府放宽政策，人们有了一定的出国自由，在出国热潮中许多国人所经历的重重悲喜剧的电影故事。电影要在国外取景一周，我第一次随剧组离开了国土。在余导演决定作为拍摄地的那个异国城市里，我们看到那里的人们到处都在聚餐，到处都在办舞会，到处都在举行公益活动，所有的陌生人都在跟你打招呼，都在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美妙的音乐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荡漾，烤肉的香味在每寸空气里弥漫。街道上，无数行人穿着整洁的西装，新潮的短裙、T恤衫、牛仔裤，不计其数的汽车井然有序地穿行在宽敞的油柏路上。路两旁高楼林立，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淇淋店坐满了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淇淋谈着笑着的青年男女。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憾了，我充满了迷惑，这和我印象中的国家，饥荒、逃亡、运动、批评、斗争、游行、镇压、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斗天斗地，我不敢相信，在同一个世界里，对比是那样强烈，反差是那样巨大。那些辛劳一生的祖国人民和我的父母他们此刻正在做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样真正无虑、自由的生活，他们此生是否还有这个机会。那一瞬间，金钱对于我这个渺小而又无知的人，我觉得如此重要。
在外国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十一点多，剧组在一家工厂进行着紧张的拍摄，我在厂外的汽车里已经睡着了，似乎还在做着一个奇怪的梦。我飞翔在离地面一人多高的半空中，我想要飞的更高，飞到一座大厦的顶端，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毫无效果。另一个瞬间，我轻而易举地飞上了这座楼房的最高层，我向下看，感到头昏目眩，我飞得上来却飞不下去，我感到了恐惧，我不想在上面多待，却害怕一旦落下我就要粉身碎骨肝脑涂地。我被人叫醒了，我认得她，剧组里的副导演，一个总是穿着男装、留着男式发型的女孩儿。他告诉我余康找我有急事。余导演在拍摄时遇到了困难，为了一个故事情节，他急需要一个十七八岁左右的群众演员，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他问我：“愿意尝试一下吗？”
突入其来的状况让我不知所措，我问：“我可以吗？”
“你觉得你可以吗？”
我这个呆笨的人沉默不语了。
“你可以的，”余康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没有糟糕的演员，只有糟糕的导演，你要相信，在演戏方面，只要有正确的指引，任何人都可以至少成为适合某一个角色的好演员，”我听不懂，“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不时时刻刻都在演绎着我们自己嘛。”余康解释给我听，我有点自信自己或许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尽管他的解释我依然不知所云。我的角色有两个镜头两句对白，对白要体现国人在国外生活上的坎坷和辛酸。余康还特意为我加了一个摔倒动作。开镜后，我紧张至极，要么眼睛老是盯着镜头，要么把台词背错，要么匆匆讲完对白，角色所要展现的感情却让旁观者摸棱两可，反复几十遍都不能通过。导演、摄影、演员们、录音、灯光，剧组里的所有人都开始为我感到失望。他们的眼神、叹气、冷落，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众人鄙视的罪人。我走出镜头，来到洗手间，我一个劲地洗脸，试图冷静、镇定下来。我第一次自言自语，站在镜子面前告诉自己，你可以的。副导演走进来递了一块毛巾给我，女孩儿的眼神里充满鼓励。
过去的一幕幕呈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些劳作一生的父老乡亲，那些冒生命危险在井下挖煤的矿工，那些忍饥挨饿流浪街头的儿童，那些屠刀下的冤魂，那些无钱医治病死床榻的亡灵，我的眼睛酸涩了。
“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不想为任何人牺牲，我只想好好地活着，我不回国！”我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我的眼泪流了出来。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张的拍摄继续了下去，我回到一旁休息，一个年长一些的群众演员靠到我的身边和我聊天，问我干这行有几年，夸我的演技不简单，并肯定只要机会一到，我立刻就能红翻天。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过去，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要做一个职业演技派演员，他渴望有一部自己的代表作。他一本正经地给我分析他所扮演的那个也只有四句对白的角色的心理、精神世界，感情状况。他的话听起来复杂、深奥，还时常掺和一些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我坐在那里默默地倾听他在我面前兴致勃勃的独自探讨。
国外的拍摄结束后，剧组返回北京，余康连续接受了几家电视台、杂志社的采访。有一次，他从《乘风破浪》的杂志社出来，我们在十字路口处躲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一辆大货车直冲过来，尽管我及时躲避，汽车的左前灯仍然被撞掉了。余康受到了惊吓，脸色很难堪，匆匆下车打了几个电话，上车后要我载他到海边走一走。他在海边的岩石上默默坐了一个下午，然后叫我开车送他回家。回来的路上，他提起我的那四句台词，说它给人很与众不同的印象，而且很深刻。他告诉我他正在筹拍的另一部电影，有一个配角适合我，问我愿不愿意再尝试一下。我如实告诉他我不想，因为在镜头前，我的紧张让我感觉很难受，而且我也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的努力和影片的质量，否则我会感到痛苦。他笑笑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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