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早上八点半之前赶到了办公室，我要跟张站长再谈一次，看他经过了昨天的“摊牌”之后，是不是已有心解决问题，如果他仍是昨天的态度，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张站长九点左右也来了办公室，看他明显睡眠不足的样子，估计他昨晚也是辗转难眠，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估计也是想知道我是否已打算妥协，接受他“同舟共计、一致对外”的建议。
我们都在揣测着对方的想法，这种互带敌意的微妙让我感觉很难熬，但我还是决定“后发制人”，等着张站长先亮出他的底牌。
张站长的确有点沉不住气了，估计他也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仅理亏，而且已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上午大约九点半的时候，张站长终于从他的办公室探出脑袋来，让我过去一下。
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随手把门带上，我和张站长说话都故意压低了声音，显然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敏感性，我们都不希望王倩或记者站的其他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
张站长开门见山：“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站长，你的决定呢？”
张站长说：“我的意见昨天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我现在确实有难处，你总不能让我卖房子、卖车来出书吧？”
我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却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书出无望了！
看来，张站长经过一夜权衡之后的想法，仍然是要孤注一掷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股市上。
昨天在和青格勒见面谈过后，我给张站长那位帮他炒股的朋友“嫖客”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总来我们办公室打扑克，我跟他也算是很熟悉了。我对他说我打电话给他是想咨询咨询有关投资理财方面的事情，我故意吹捧着说：“卜大哥，您是投资股票方面的专家，都说炒股要‘逢低吸纳’，现在股市都快跌到底儿了，我也想买点玩玩，张站长说他买的那支股票最近有可能大反弹，叫什么股了？你看我这记性，他上午刚对我说起过，我现在居然就忘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请你帮我买几千股？”“嫖客”一听，生意来了，言语中立时透出高兴的语气：“是今源化工，你想炒股，委托我你就算找对人了，我保证让你十万块钱，一个月不到，就翻成几十万？”
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在心里忍不住地骂了他一句，接着，我又象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请教了他几个关于股票方面的基本常识，最后说：“真是让你见笑了，我对股票完全是一壳不通，没你们专家的意见，我还真不敢涉足。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准备准备，等调度好了足够的现金我再给你打电话……”
他在电话的那边继续鼓励着我：“一定抓紧时间呀，要想赚大钱下手就一定要早！”
我换了个轻松地口气说：“晓得！晓得！不过这件事，我不想让张站长知道，毕竟他是我的领导，这也是工作之外的事，我给你打电话，请你务必也不要跟他讲，有钱我们就私下挣吧，你知我知就完了！”
“嫖客”在那边直说“明白明白”，一再向我打保证。
放下电话后，我赶紧给我认识的一位上海的股评专家打电话咨询，我让他帮我看看“今源化工”这支股票近期有没有可能反弹，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给我回电话说：“我仔细分析了这支股票的走势，还通过相关渠道了解了一下，很不乐wWw.观啊，你买了这支股吗？”
为了得到真实的消息，我撒了个谎：“是啊，还买了很多呢……”
他在电话那一头直惋惜：“哎呀，你是听了谁的推荐，怎么买了这支股票呢？”我急忙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按行规，我是不该讲的，但咱们是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据内部可靠的消息，这只股票存在违规操作，证监会正在调查，说不好有可能会被‘摘牌’的……”
“会有那么严重吗？”我让他给我一点建议，他态度似乎很坚决：“凭我的感觉和经验，你最好还是忍痛抛了吧，再晚，我估计真有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这个可靠的内部消息，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这只“沉船”上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呢，而张站长也还在他那个所谓的朋友的“谎话”中继续“掩耳盗铃”，他还一心等着要在股市里“彻底翻本”。
也正是由于昨天下午的这两个电话，让我最终决定了今天对张站长的态度。
经过了昨天几乎“撕破脸”的激烈冲突后，张站长今天的决定依然故我。事到如今，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张站长感到悲哀，还是该问自己感到悲哀。
听了张站长的“最后决定”，我没露声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
张站长反问我：“你的意思是你接受我的建议了？”
我说：“昨天我想了一晚上，觉都没睡，站长，我知道你也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我也能理解你的难处，要不，就按您的意思办吧，再尽量拖一拖！”
张站长听后大悦：“就是嘛，拖一拖事情也许就解决了！”
我说：“那这几天，我就去企业挨家做做工作，如不行，再给写点报道，这样也可以尽量多地争取些时间。”
张站长这会儿倒很明事理：“应该！应该！这事就由你去安排吧，尽量争取多拖些日子啊……”
我说：“行，我也是这样想的，那这一周我就不到办公室来了，有些企业离咱们办公室太远，有的还不在市内，我得一早坐车去。”
看着张站长放下心地点点头，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离开办公室后，我就直接打车去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要起诉我们的那家企业，见到具体经办人小郑，小郑一脸的不高兴。他说：“你们这次真是害死我了，你不知道那天老板发的火有多大，当着好多员工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的确，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老板确实有理由让我走人。跟你说句实在话，其实那两万块钱的宣传费倒不是什么大事，我经手的五万、十万的广告计划老板都从来没有这么上心过。但不同的是，你们这次说出书，主要从人物的角度去宣传解读，老板很重视，人你们也采访了，文章他也认可了，但书却迟迟出不来，你们这不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吗？这不是在耍我们老板玩吗？你说，他能不火吗？”
小郑越说越有些气恼，我一个劲儿地跟他说着“对不起”，我说今天我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让小郑找了个没人的会客室，我把书没出的真实原因跟他讲了。
“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心里真的很着急，现在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有去找社长亲自处理。如果可以，我想请你跟我去一趟北京，当然所有的费用都由我出，或者如果你实在走不开或有什么其他的顾虑，那就请你写一份情况说明，你不必签名，盖上你们公司的公章就可以了，我带去北京。你放心，就是拚着工作不要，我这次也要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小郑考虑了一下，说他手头儿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暂时走不开，还是准备个投诉材料让我带去吧。
一个小时后，我带着小郑准备好的投诉材料并拜托他暂时保密后，急匆匆地去了第二家。
两天后，在拿到五家企业的投诉材料后，在确认社长没有出差、人在北京后，我搭大连到北京最早的一班机来到了北京。
在电话里简单跟社长汇报了一下情况后，社长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让我带着所有材料马上到他的办公室。
我把我写的整个事件的情况说明和五家企业盖了公章的投诉材料一并交给了社长，他很认真地看完后，十分震怒。
他问我：“你能保证一切都属实吗？”“我保证！”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我来找您，也是迫不得已，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对事不对人，我跟张站长没有任何私怨，我所做的一切也不存在丝毫的个人目的。这件事损害了很多客户的利益，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对我们报社的信任，所以，我只希望能尽快给客户一个交待，尽可能地挽回影响。如果我提供的材料中有丝毫的虚假成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会马上离职，并个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社长又问了很多有关这件事的细节问题，我们的谈话大概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待一切情况他都基本掌握清楚了后，社长交代我休息一下，尽早回大连，然后当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上班，并叮嘱我暂时不要对张站长或其它任何人提及我来北京的事情，他说社里会马上开会研究此事，尽快派调查组过去。
所谓“慈不掌兵，义不理财”，社长果然是处事决断，在我回大连的第三天，报社一行三人的调查组就来了。
张站长接到调查组的电话时，还在股市里做着最后的挣扎，但他已经没有“翻本”的机会了。
在找张站长谈话之前，调查组已经先期跟会计见过面，让她如实汇报，否则将一并追究法律责任。毛阿姨被这阵势吓坏了，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不敢再有丝毫的隐瞒，所以调查组在短时间内便掌握到了张站长“挪用公款”的十足的证据。
张站长与调查组后来的见面和对话我不得而知，只是听说他在自己要倒下时，还想拉我做个“垫背”的，给我罗织了不少罪名。调查组后来也找我私下谈了话，就张站长所说的一些问题一一提出了质询，我也都一一做出了回答，最后在笔录上签了名。
尽管在北京社长办公室时，社长表示，为防止打击报复，尽量不让别人知道是我举报了张站长。但报社人多嘴杂，看来现在大家还是都知道了。
我相信这不是社长的错，我估计在我去北京总部出入社长办公室时，就有人看到了，在我和社长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也陆续有几个进来找社长请示签字的认识我的社里的同仁，中国人最富于联想，我离开报社的几天后，张站长便“东窗事发”了，不用说，大家也都猜到了此事一定跟我有关。
我无所谓，既然做了，我就不怕让别人知道，如果怕，我当初就不决定这样做了。只是王倩那种突然变得有点“讨好”的态度，让我很不自在，她在私底下一定认为，我之所以去告发张站长，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取而代之”。
张站长的问题很快就查实了，这几年，他一共挪用了一百三十多万的公款炒股及用于其他非工作的挥霍。报社要将他移交到司法部门法办，是他爱人到北京找到社长痛哭求情，并卖了家里的房子、车子弥补上了记者站的亏空，报社才网开一面，念在他也为报社服务多年的份上，所以“开除”了事。
你的欲望就是你的痛苦――
欲望让人如此的疯狂，张站长，一个堂堂的名校高材生，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因为这一百三十万，沦落到了“从此再不允许在新闻行业从业”的悲哀境地。
上帝说，人们绝不会责备你不象上帝一样完美，人们只会责备你不象你自己……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