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张站长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几年合作积累下的“尊重”和“信任”，一瞬间荡然无存。
我的心有点乱，离开了办公室，我就给青格勒打了个电话，我把我和张站长“摊牌”的整个过程大致地跟他讲了一下，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垂头丧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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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格勒听了我的话，他并不惊讶，象是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说等他处理完公司的事情后就来找我，让我到一个咖啡厅等他，挂电话时他还开了句玩笑：“别泄气，不是你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了！事情总会解决的，没你想象得那么悲观，凡事有我呢！”
听青格勒这么一说，我感动地鼻子一酸，在这种时刻，不管青格勒能否真正帮我解决问题，他能这样说，让我感觉后面还有人在支持着我，我的心儿就感到很安慰。
坐在咖啡厅里，我象盼救星一样焦急地等待着青格勒，过了大概四十多分钟，青格勒终于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要我详详细细地将我和张站长的对话跟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又问了几个关于张站长的问题，在我把该说的都说完了之后，青格勒心里大概已有数了，开始为我“出谋划策”。
青格勒说：“在来的路上，我简单地想了一下，就你和张站长目前已出现的对峙局面，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上、中、下三策。”
我焦急地问他是哪三策？
青格勒说：“上策叫做‘明哲保身’，中策是‘以暴制暴’，下策则是‘玉石俱焚’。”
我请他能否再说得具体点。
青格勒先给我解释了一下“上策――明哲保身”，他说：“简单的说，就是接受张站长的建议。”我听了，露出有点失望的表情，青格勒说：“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你长远的利益。”
“我跟他‘同舟共计、一致对外’了，那客户的利益怎么办？”我问青格勒。
“这是没办法两全的事，客户的利益是要受到一些损害，但那不是你的错，你已尽力了，张站长不是说他要自己跟客户解释吗？你就借机退出这件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好了，将来书出不出版都是张站长的事，跟你无关，你毕竟只是个执行者，只要跟客户说清楚不是你不想管这件事，而是领导不让你管这件事，我相信，大多数客户也不会迁怒于你。张站长如果有本事可以将客户全部摆平，那是他的能力，如果摆不平，那客户也饶不了他，他们会去找你们报社领导，或是起诉，或采取其他任何极端的方式，总之，跟你就没关系了。张站长就是倒霉那一天也怪不到你的头上，他还得感谢你，换个角度想，这件事如果你帮他遮掩了过去，他能顺利过关，他就算落了一个把柄在你手上，以后在记者站，他对你就会言听计从，这件坏事也许反倒变成了好事。”
这个“明哲保身”的上策，实际上就是为了保全自己，把难题丢给客户。当初人家帮我，今天出问题了，我一甩手说我不管了，你们爱找谁解决就找谁解决吧，这不是坑人吗？有的人也许甚至会为此丢了“饭碗”，这样做，我能“心安理得”吗？而且，我这样“一推了之”，以后还怎么面对他（她）们，今后谁还能相信我，谁还肯再跟我合作？在这个越来越讲“诚信”的社会，也许我自此就成了个“不诚不信”、有“污点”的人了。
对于这个听起来较稳妥的“上策”，我很犹豫，我觉得，看似是暂时保全了自己，但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更加的“得不偿失”。
我对青格勒说：“再说说你的‘中策’吧。”
青格勒料到我不会十分赞同他的“上策”，所以他极力推荐我采取“中策”。
他说：“张站长这次犯了个这么严重的错误，而且到了关键的时候，还不肯‘舍财’，死不悔改，这就给你制造了一个绝好的‘改朝换代’的机会。”
青格勒说：“中策――以暴制暴，就是借此机会把张站长彻底扳倒，你取而代之，你来当站长！”
“我来当站长？”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说：“刚才听你讲张站长的为人处事，我猜想他顶多是个有点‘小聪明’，但绝对不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如此贪图小利，就注定他即使有再高的智商，也不过是个‘庸人’而已，一个太看重‘小利’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前途的，你与其在这样的人手下‘当差’，受到他的‘压制’，还莫不如早日‘自立门户’。我把话撂这儿，即使你今天不这样做，张站长这种‘小农意识’的处事为人思想，也早晚有一天要‘自毁前程’的，迟早会有人将他‘取而代之’……”
“张站长在记者站干了这么多年，以他贪小利的习性，帐上一定干净不了，即使是这次他提前把挪用公款炒股的事儿做了处理，只要会计配合，总能抓住他致命的把柄。现在，你只要把你们的会计拉过来，搜集出对张站长不利的证据，再私下里花点时间到报社总部运作运作，找个得力的‘靠山’，秘密通过他将有关张站长的违规‘证据’在领导班子会上公开，到那时，张站长就是想弥补都来不及了，即使有人想帮他‘咸鱼翻身’，都不可能。这样，你不用露面，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扳倒’了张站长，待事情平息后，再由你那个总部的‘靠山’出面举荐你出任‘新站长’，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青格勒的这个建议让我有点突然，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站长，而且我也不喜欢做领导，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以前很看不惯张站长的一些做法，但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坐到这个位置上，估计也不可能免俗……”
我对青格勒摇了摇头：“我现在只想把对客户的承诺给兑现了，书能尽快出版就行了。再说，按你这个中策的计划去‘改朝换代’，即使想做，也不是五天八天就能完成的，是很需要些时日去运作的，我不能让客户再等了。而且你这个计划，还要牵扯到其他人，这件事我不想把会计牵扯进来，再退一步讲，即使我想找她帮忙要证据，我估计她也不敢给呀！”
青格勒对此好象很有把握：“那得看钱花得到不到位，一个兼职会计张站长顶多一个月也就给她几百块钱，一年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块钱，如果有人一下子给她开几年的工资，我想她就敢了。而且《会计法》上有明确规定，会计有监督报告财务违法行为的义务，她不配合，知情不报，最后是要和张站长一块承担法律责任的。多多，如果你想采取‘中策’，会计的问题你不必操心，我来帮你摆平。”
我忙制止青格勒：“你再容我考虑考虑，先不要插手。”
青格勒看我有点急了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么下策呢？”我继续问。
青格勒沉吟了一会儿，看了看我说：“下策我觉得不该对你讲，因为我实在担心你会那样做。”
我说：“你讲吧，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总能权衡出利弊得失吧。”
青格勒在我的再三“请求”下，最后说出了他的下策――玉石俱焚。
他说：“你不是就想尽快解决问题，保全客户的利益吗？那么，你就带两个意见最大的客户直接去总部找社长，原原本本把情况说明。记着，只能找一把手，除了社长之外不要找任何人，因为只有他才会从报社整体利益出发将这件事彻查到底，别的人张站长可以通过贿赂使他们睁只眼儿闭只眼儿，也许就不了了之了，但社长不会，因为张站长的行为是在损害报社的利益，损害报社的利益就是在损害社长的利益，他不可能不办，而且为了不进一步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影响到他的仕途，他也不得不严办。”
“只要你们社长下了决心，张站长的事，是纸包不住火的，他这次肯定要栽跟头，张站长死不足惜，但我担心的是，你今后在记者站的日子我估计也不会太好过。”
“这次张站长的事说明你们报社的管理是有漏洞的，社长一定会借此事敲山镇虎，大肆整顿，将大连站作为反面教材，广而告之。这样，虽然张站长下去了，报社也不可能从大连内部提拔人才，新站长肯定要外派，而新来的站长对你必然会心存戒备，甚至视为‘眼中钉’，毕竟是你将张站长拉下马的，他恐怕会担心哪一天你也会同样对待他。如果今后你们工作中有什么冲突，或者新站长要对付你，报社的一些领导也不见得会支持你，因为他们之前都或多或少地拿过张站长的好处，张站长出事，他们也是人人自危，估计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怪你多事。报社制度严了，必然会触及到无论是总部还是各个下属记者站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你影响了他们发财，尽管你做了‘对’的事情，但因你‘犯了众怒’，也许因此你也会成为报社不受欢迎的人。如果这样，你将来在报社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只能委屈求全，但以你的性格，你能做到委曲求全吗？我估计不等人家来排挤，你就‘主动请辞’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反复复地考虑着青格勒的上、中、下三策，举棋不定。
我没让青格勒开车送我，徒步走回了家，到了家，我仍是拿不定主意。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只好坐起来，盯着窗外的月光呆呆地坐了一宿。
“真的要和张站长走到‘彻底反目’的这一步吗？”我问着自己。
“但如果不这样主动出击，继续‘沉默’下去，那结果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段忏悔。
那是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的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他说：“纳粹杀波兰人时，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波兰人；
纳粹杀犹太人时，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纳粹杀共产党人时，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纳粹杀工会会员时，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最后，当纳粹举着刀向我杀来时，
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