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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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中国国有企业更加步履艰难,下岗分流成为国企改革摆脱困境的手段之一,一时间“下岗”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下岗,下岗,路在何方?

    我也应总部的要求开始关注采写一些当地政府安置下岗工人的探索性做法,后来大连的“不挑不捡,24小时上岗”促进下岗再就业成了全国宣传的先进示范,下岗职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一直是经有关部门推荐,我们采访过的那些“下岗再就业典型人物”,某某下岗工人重新再就业,重新找回自信,激动万分的感谢党和政府。

    但当有一天,一群下岗工人闯进记者站向他们心中代表正义的“无冕之王”屈膝饮泣时,我惊愕的发现,中国还有那么多人正挣扎在生存的贫困线上,他(她)就在我们身边,他(她)们孤立无援。

    这群下岗工人向我讲述了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却有些让人愕然的故事,我还没有听完就已气愤不已……

    这些来告状的人都是一个临近县区的下岗职工,下岗后没有生活来源,他们便批发一些蔬菜水果到居民小区人比较多的地方叫卖。后来下岗的人愈来愈多,这样的小摊小贩遍布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广,由于他们这样占道经营,影响了市容,当地政府便下令禁止,并成立专门的综合治理大队来督管,而他们告的就是这支综合治理大队。

    带头的一个下岗工人说:“他们跟旧社会的土匪没什么两样,见货就抢,还动手打人,东西拿走了有的就私分了。”

    “这一次,他们没收了东西后,让我们上了辆大卡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也不停下,我们中的一个妇女嚷着要上厕所,他们也不理会,她最后实在憋不住竟尿了裤子……”

    “他们把我们拉到一个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的地方,让我们都下车,我们问干什么,他们也不搭理,最后把我们都赶下了车。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你们就在这好好吹吹风吧,彻底反思反思你们到底错在哪儿了?’然后,理也不理我们,就一溜儿烟开车跑了……”

    “我们也不知这哪儿是哪儿,东问西问,走了一夜,才走回了家……”

    这位曾经是工厂老劳动模范的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嚎淘大哭:“这不是土匪是什么,过去的土匪有的还知道‘杀富济贫’呢,他们可倒好,专欺负我们穷人,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我说:“国家不是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了吗?”

    他说:“上面政策是好的,可到了下边就走样了,救济款,也不知到了谁的腰包了,我是没见着……”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告他们呢?”我急急的问。

    他(她)们摇摇头,满脸愁苦:“告谁去呀,官官相护,谁会帮我们呢?”

    来的这些下岗工人基本情况都差不多,其中一个妇女比较年轻,她的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也跟着来了,小男孩显然还听不太懂大人们说的话,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惊恐和迷惑。

    官官相护,古今相同,所以民不敢告官,也告不赢官。

    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是一种勇气,而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另一种勇气。送走他们,我沉寂了很久的“新闻使命感”让我不能安坐,我的良心让我拿起了笔,我连夜写了一篇批评报道《综合治理,伸向百姓的“黑手”》。

    稿子写好了,我的心感觉到了一丝久违了的“畅快”,但毕竟是批评稿,为了稳妥起见,我想还是让张站长先过过目为好。

    第二天,我把文稿交给张站长,张站长看着稿子,起初还很和气的一张脸顿时变了颜色,他一巴掌就把稿子拍在了桌子上,十分生气地说:“谁让你采访这样的事了,你是不是时间多的没处打发了,有这工夫,你给企业写篇稿,多拉版广告好不好?”

    我没想到,张站长竟是这样的态度,我反驳道:“群众相信我们,满怀希望来求助,难道我们看到这种‘野蛮’行为的发生,就装聋作哑吗?”

    张站长看我满有理的态度,更加生气了:“你觉得你很有‘正义感’是不是,揭政府的疮疤,你以为小地方的领导就好惹吗?再说,人家是在执法,有什么错?”

    我也十分生气:“站长,请您看清楚我的稿子,我写的是个别部门的个别现象,我并没有全盘否定,怎么就是‘揭政府的疮疤’了呢?综合治理大队执法没错,但工作方法如此粗暴和蛮横,就是错,就应该曝光,你不觉得在中国做老百姓太没‘尊严’了吗……”

    张站长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并提高了嗓门喊到:“别不知道深浅,你才当了几天的记者,你懂什么?你以为在这种事上能争出‘对和错’吗?中国的有些事,争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事就到此为止,你别再往里瞎搀和了…..”

    我说:“那这篇稿怎么办?”

    张站长说:“还能怎么办,扔了!”

    “扔了?”我惊讶地叫了一声。

    张站长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我说了算,我说不准见报就是不准见报…...”

    打工的人都秉持一个真理,那就是千万不要与给你发薪水的老板闹别扭,否则准没你好日子过。

    批评稿事件后的几天,我对这句话有了深深的体会,张站长那几天总是不断的寻我的短处,不断的找碴,那篇批评稿压在张站长那,最终也没能见报,我一气之下,留了个病假条,索性躲在家里看起书来。

    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周游列国,途中俩人饿了,他的学生便去附近的一个人家化缘,这家主人说:“我考你一个字,你若认得,我便将丰富的菜肴奉上,你若不认得,就休怪我无理了。”他写了一个“真”字,孔子的学生脱口而出:“这个字念‘真’。”主人不屑的说:“什么读书人,连这个字都不认得,还想吃饭?记住,这个字不念‘真’,念‘直八’。”说完便将孔子的学生轰了出去。学生十分困惑,“明明是个‘真’字,他偏偏说是‘直八’!”学生回去讲给孔子听,孔子听后长叹一声说:“这是一个认不了‘真’的时代,你认‘真’了,自然就没饭吃了……”

    我休了整整一周的假,在休息的几天里,我把手机也关了,把以前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一次看了个“痛快”。

    我之所以敢留个病假条就“消失”一周,一是想给自己点时间好好思考一下,另外是因为我觉得张站长并不会因此而把我怎么样,现在记者站还暂时缺不了我,我这个昔日的“廉价劳动力”如今也变得“相当重要”了,他也知道很多家媒体的驻连记者站都在高薪挖我。

    一周后,我刚把手机打开,林唯的电话就进来了,她说:“你总算开机了,我还以为你找了哪个山头跳下去了.…..”

    我笑笑说:“自杀?不会了,别人现在是‘懒得离婚’,而我现在是‘懒得自杀’。”

    林唯赞同的说:“是啊,生命还是顺其自然的好,自杀了万一投胎变成了猪了、狗了的,岂不是更倒霉!”

    我们俩对着电话笑起来,聊了一会儿,林唯担心地说:“你这样一周不去上班,你不怕你老板炒了你?”

    我说:“我巴不得他炒了我呢,这样我就可以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了,我现在的生活就象是‘鸡肋’,弃之可惜,而食之又无味……”

    “说真的,我看不起张站长,但我知道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原则了,我现在是‘晚上千军万马,白天照样打卡’,越活越‘没心、没肺、也没胆了’……”

    林唯说:“知道你还活着,我就放心了,反正你现在是饿不死,做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吧。”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找吧!”我开了句玩笑,但话是好说,事却难做,我心里清楚我不过也是过过嘴瘾罢了。

    在家闭门一周,病假不得不结束了。

    第二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张站长还颇显关心的问:“病好了?”

    我说:“好了。”

    “那就上班吧,先去会计那把上月工资领了……”

    既然人家给了台阶,我想我就借坡下驴吧,何必再多事?于公于己两不利。

    会计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抽出里面的一叠钞票,数了数,三千一百块,工资加稿费一分都不少,我正满肚狐疑为什么没扣我的工资时,张站长示意我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

    按记者站的规定,超过二天以上的病假是要按天扣钱的,张站长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么大度,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进了张站长的办公室,刚坐下,他就递给了我一份文件让我先看看,是北京总部的年中会议通知,每年8月总部都要让各地记者站站长回京述职,张站长说:“看到了吧,黄世仁又在催租子了……”

    我看了看,把文件还给了张站长,他叫我来显然是为了广告任务的事儿,估计没扣我钱也是缘于此。我很坦然地坐着,等着听张站长的下文,因为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按指标我半年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张站长直奔主题:“这个月,你先把纯新闻的稿子放一放,争取在我回报社述职前再做个十万八万的,这样我们站今年上半年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站长,您也说得太轻松了,这还有几天的时间呀,客户有宣传计划倒罢了,如果没有计划,我总不能到人家兜里硬掏吧?”

    “本地的媒体加上全国各级新闻单位驻连70多家记者站,都盯着有限的那几个好企业,企业都被吓怕了。你打电话约采访,人家先问要不要钱,要钱,那就免谈吧。没听人说吗?现在企业是‘三防’,防火、防盗、还有一防就是防记者,以前是防记者?光,现在是防记者去拉广告……”

    张站长皱了皱眉头说:“我知道现在广告不好拉,但总部不会听你解释,他们只看数字说话。”

    我想了想问道:“别的记者站今年上半年广告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他说:“也都在叫苦不迭,今年报社一下子给各地记者站加重了30%的任务,都很难完成啊……”

    “那正好,我们也不必完成,法不责众吗……”

    张站长顿时拉长了脸,以为我在故意拆他的台,我忙解释说:“我是为您好,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悠着干,您想想,如果报社今年给我们多少任务我们就完成多少,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大连市场还有潜力,明年任务还会增加,而你我心里都清楚,大连的广告资源是多么的有限,如果报社明年再加码,到wWw.那时候我们恐怕连哭都来不及了……”

    张站长背靠着老板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坐定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和张站长在很多事情上意见总是相左,但在对付报社的态度上,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

    我对报社这种长期以来“重视经济效益大于重视报纸本身新闻建设”的做法也颇有微词,我觉得报社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无异于是“杀鸡取卵”。

    但有什么办法呢?

    报社是国家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每届领导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所收获”,谁也不愿意“自己栽树,到头来却给后人乘了凉”,所以,报纸很多需要长期培养和投入建设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大家都使劲地利用这棵“摇钱树”尽量地在短期内摇出更多的钱来。

    我也每天在做着“帮凶”的工作,有时我想,即使再茂盛的一棵“摇钱树”,长时间地不浇水、不施肥、不修剪,怕也有“摇不出钱”的一天。

    树死了,领导们可以“易地继续做官”,但我们这些打工的人该怎么办?

    说不定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加入“中国浩浩荡荡的下岗大军”队伍里,成为其中的一员……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