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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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离从前的梦想越来越远的过程。

    在度过了长长的“缩食紧衣”的艰难生活后,我在大连的日子逐渐开始安定了下来,安定下来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我一颗曾经“不安分”的心。

    平稳的日子,时间仿佛过得尤其快,我的生活在无波无澜中也很快走到了2001年7月。

    我来大连已经三年了,想起了我来大连之初,曾炒我鱿鱼的肖总恶狠狠扔下的那句话:“三年内你别想在这扎下根……”

    三年后的今天,我在大连“扎下根”了吗?

    我不确定。

    我在这座城市里收获了很多,我也渐渐地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节奏和生活,但我也隐隐感觉到,在得到的同时,很多我曾经很在意的东西也正在悄悄地离我远去……

    每天三点一线――从家到记者站再到各个新闻发布会或采访现场,写稿、发稿、做广告,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

    令我奇怪的是,我现在有房子了,也有了更多的积蓄,可以暂时不再为生计发愁了,但有时我的心里却是“空荡荡”的,我对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激情”。

    想想从前,住在公寓窄小的一张床上,经常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每天却是“激情澎湃”,一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为得是以后要做什么,那时,我对生活充满着“新鲜感”。

    而现在,我每天的生活内容几乎都是一样,我不愿去冒险,不愿再去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我也很少再去憧憬未来,更羞于在人前大谈理想。我常常想的是,做这件事有多少利润,我可以赚到多少钱,如果利润很少,那我是不是还要花精力去做呢?

    除了“赚钱”的事儿能让我暂时激动一下外,我好象对别的事儿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在这“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中,我的生活好象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我记起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曾经惋惜地感慨他的一位“红颜笔友”,说她“本可以在文学的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她的才华曾让他‘嫉妒和羡慕’,但她现在却走不到高处了,因为她的心已经被‘世俗化’了……”

    “世俗化”的或许并不仅仅是那个女孩,我似乎也走在了这条路上,周围的很多人也正在与我们同行。

    几天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来大连出差,和他碰面后,我竟有点吃惊他的改变。

    我的这位仁兄在大学时是位极浪漫、极超脱的一个人,他的才华和风度在校园里风靡一时,最后,连我们傲慢的“校花”都在他面前主动“缴械”了。

    分别几年后再度重逢,我看到他的那种感觉有点怪怪的,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觉得印象中,梁子不该是那个样子……

    短短几年,他象完全变了一个人,极其讲求实际,他老婆说,梁子终于“长大成人”了。

    我在海边的一个西餐厅请他吃饭,面对这无限诗情的“碧海蓝天”,他发了一通2001新感想,现在想起来,我还止不住暗暗想笑。

    不过,他的2001新感想还是蛮有意思的:

    “没钱的时候养猪,有钱的时候养狗;没钱的时候在家吃野菜,有钱的时候在酒店吃野菜;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有钱的时候秘书兼老婆;没钱的时候假装有钱,有钱的时候假装没钱。人啊,都不讲实话: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过去是把第一次留给丈夫,现在是把第一胎留给丈夫;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眼看工资要涨了,心里更加爱党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敢尝海鲜鹅掌了,遇到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涨了,一切都他妈白想了!”

    梁子的“油滑”和“调侃”让我感到了大学时代离我们已远去了,在这渐渐远去的岁月的“打磨”下,梁子变了,我也变了,梁子的“变化”象一面镜子一样让我照见了我自己,使我平静的心突然起了一丝涟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都变成了“一切以赚钱为中心”,“如何快速赚钱”成了我们唯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赚更多的钱、换更大的房子”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意义。这看起来似乎好象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为什么我心里有时还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呢?

    最近,我常常是开着电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梦中总是象在寻找着什么,但却不知要找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找个人问问,可见到的人,全都是背影……

    尽管有时我觉得这么日复一日“重复”着自己很无聊,但我又不想去改变,甚至有时是害怕去改变。

    今天上午又是两个新闻发布会,我在会议开始前的五分钟到达会场,人还没WWW.soudu.org有来几个。过了半个小时后,人渐渐多了起来,原定九点的会议九点半才正式开始。

    连子匆匆跑进来坐在我的旁边,她是当地一家晨报的记者,她小声问我,发布会开始多长时间了,我说刚刚开始,她得意的一笑说:“我多英明,通知九点开会,九点半来肯定正好,记者迟到已是惯例,所以会议召集单位如果原定九点半开会,那就通知记者是九点。”

    我原是知道这个惯例的,但总是不敢来得太晚,看来下次我也不必来这么早了。

    会议没有什么新内容,听了半个小时,我和连子还有几个坐在后排的电视台记者提前就溜了出来,刚与电视台的记者分手,连子就把会议送的礼品气冲冲地扔进垃圾筒,我说:“谁惹你了,火气这么大?”

    她说:“谁要他们的垃圾,苏蒙,你没看到吗,他们给电视台记者的是什么?”

    我说:“不都是这个衬衫吗?”

    她说:“别傻了,人家每人还有一个红包!”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对他们的歧视做法也顿时不满。

    连子说:“那有什么奇怪,现在是‘视听’时代,人家认为电视比我们报纸更有影响力呗。”

    一路上,我和连子你一句、我一句地声讨着会议主办方的势力小人行径,走出了大约200米,连子突然大叫一声:“糟糕,我把会议材料一起塞进垃圾筒了……”

    我说:“那就用我的吧”。

    她摆摆手:“算了,反正是可报可不报的东西,他们不是不重视吗,本小姐干脆就不给他写了。”

    看看表已十点十分了,我对连子说:“十点半我还有个采访,我得先走了。”我们在车站分手,匆匆赶往自己的下一场。

    采访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是我们几家媒体对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采访,采访结束后正逢中午,企业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宴请记者,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非常熟悉,刚刚落座便嬉笑怒骂,好不热闹。

    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中央级媒体驻连多年的老记者,他总是不苟言笑,我为了打破沉默便与他闲聊,我说:“李老师,前些天我在报摊买报纸,见到你们报纸了。”他说:“你在哪看到的,我们报纸可不是象“财富时报”那样的地摊报,我们是国家级大报,怎么能上报摊卖呢?”

    “是啊,我们的报纸哪能跟李老的报纸比。”真是冤假路窄,对面坐的正是“财富时报”的记者,他针锋相对的说:“李老的报纸那可是响当当的党报党刊,中宣部下文硬性摊派,可惜的是啊,报纸怎么给订户送去,又会怎样原封不动地让收垃圾的收走,人家就是花了钱也不愿看呀,现在全世界都资源短缺,真是资源浪费啊!”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连忙解释说:“两位都是新闻界的前辈了,别因为我的一句话闹误会,我说的是好话,上报摊走市场是好事,市场认可的东西,才有生命力呀…….”

    我闷闷地吃着菜,不再说话。

    坐在我右边省台的记者崔浩wWw.正侃侃而谈:“怎么没见王克隆?”

    大家一阵笑,那时刚刚流行“克隆”这个词,崔浩所说的王克隆是一家省报的记者,圈子里的人都说他的稿从来都是换个题目然后照抄各家新闻,“王克隆”从此就叫开了……

    笑过之后,我对崔浩说:“亏得人家王京山好脾气,你就积点口德吧。”

    他笑笑说:“开玩笑么,闲着干吗?不过我这倒有一件正经事,想请你帮个忙。”

    他说他家乡一个生产轴承的工厂前几天找到他,请他帮忙要钱。这家工厂两年前给大连的一家企业供货,几百万的货款到现在一分钱没拿到,官司也打了,法院也判了,让大连的这家企业还钱,可人家就两个字“没钱”,你一点“折”也没有……

    工厂没钱给职工发工资,眼看就要破产了。他们请崔浩帮忙组织几家新闻媒体发几篇批评稿,督促法院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大连的这家企业还钱。

    崔浩在这个圈子里人缘很好,平时对我们这些小子辈也十分照顾,是公认的“大哥”,他提出帮忙我自然不好推辞,便一口答应下来。

    崔浩高兴的说:“那你等我电话,我组织一下争取下周我们一起去一趟,做一下实地深入调查采访。”

    一周后,我们一行7人来到了崔浩家乡的那个工厂,工人们正在放假,厂子一片萧条。

    五十多岁的老厂长义愤填膺地跟我们讲述了全部的过程,事实很清楚、资料也很翔实,是个不错的新闻题材。

    中午老厂长安排各位记者吃便饭,谁知席上飞禽走兽应有尽有,我对崔浩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人家厂子穷的都要倒闭了,我们还这样狠宰人家……”

    崔浩坦然的说:“这是应该的,我们大老远跑来帮忙,真把他那几百万要回来了,吃顿饭算什么,他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临走的时候,工厂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份礼品,说是土特产,我回家打开一看,竟是一盒上好的干海参,这在大商场至少也要卖上千块!

    我的稿子很快见报了,我把报纸给老厂长和崔浩各寄了一份,再见面时崔浩没有再跟我提起过这场官司,我也就没有再问,我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资料,营口的那个老厂长突然打来电话,声音颤抖的请我跟崔浩说说,他不能就这样不管了……

    我说老厂长您别急,他慢慢地向我说明了原委。

    原来他们事先已给崔浩二万元钱作为办事费用,前几天,崔浩打去电话说,他通过关系找了个法院领导,人家开口要五万。老厂长说:“厂子现在已经停产了,没有了资金回流,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到五万啊,少点行不行?”崔浩便生气了,说:“这是讨价还价的事吗?你们要这样不懂办事的‘规矩’,这事我可办不了了,你们爱找谁就去找谁吧”。

    放下老厂长的电话,我的心也十分不平静,想起自己也拿了人家的东西,我一阵脸红。我想了想,给崔浩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说了一下“要是能帮,还是尽量帮忙帮到底吧。”

    崔浩态度很冷淡,好象是在怪我多事,他说:“这事你就别管了,他们不拿钱,我也没办法,总不能让我搭这么大个人情‘学雷锋’吧,这年头,没钱能办事吗?再说,我也不想‘学雷锋’……”

    大连有一句土话,叫“吃苍蝇”,意思是“做了窝囊的的事儿”,这件事让我半个月不能释怀,想想老厂长那天电话里“颤抖”的声音,我就感到心里说不出的“窝囊”。

    可是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让我窝心不已。

    在以后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之后,我蓦然发现,愈是我从前心中认为无比神圣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愈是让我感到悲哀……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