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口袋里愈来愈少的钱，我惶惶不可终日。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临行前，大姐夫说他有个同学陈建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让我方便的时候代他去拜访一下。听说陈建不久前刚刚下海开了一家新公司，没有经过多想，我便飞蛾扑火般奔向了我最后能看到的一丝光亮……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经过将近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到了开发区。这里因为一切都是破旧立新、从无到有，所以大连开发区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切都是新的――街道整洁、高楼林立、绿化有序。
在wWw.来之前，我给陈建打了个电话，他告诉了我他公司所在的详细地址，但因为此前从没有来过大连开发区，下了车我就转向了，辨不出东南西北。
我拿着那张写着陈建公司地址的字条，走几步就问一下路人，问了很多人后，最终在一个居民小区内找到了陈建的公司。
公司外面没有挂牌子，我按照电话里陈建告诉我的门排号怯生生地推开了他公司的门。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女孩问我找谁，我说找陈总，她用手向我示意了一下陈建的办公室，我点头表示感谢。我环视了一下，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民宅，陈建的总经理办公室在最里面的一间。我敲门，听到里面传出“请进”的声音后，我整理了一下头发走了进去。
站到了陈建的面前，我叫了一声“陈哥”。陈建大概身高一米七二、三左右，胖瘦适中，长得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但一眼看去，脸上就象写了“精明”两个字。
陈哥很客气，张口就怪我来大连几个月了为什么都不来找他，我说怕给他添麻烦，他说：“你这就太见外了，我和你大姐夫是好哥们，你是他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一本俄罗斯纪念邮册从包里拿出来送给了他，说是我大姐夫让我带给他的，他很高兴地收下了，并说：“还是老同学知道我的喜好，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邮票、纪念币了！”
实际上，这本集邮册是我自己收藏的，我从小就喜欢集邮，这本俄罗斯的纪念邮册是我有一年过生日时，青格勒特意跑到海拉尔俄罗斯商城去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在来见陈哥前，我琢磨着第一次见面就求人家办事，空着手不好，但我又实在没有钱给他买礼物，于是我就从箱子里翻出了这本集邮册，虽然将它送人很舍不得，但到这时候了还是生存要紧，再“舍不得“也得“舍得”。
因为呼伦贝尔盟跟俄罗斯接壤，所以在九十年代初与俄罗斯的边贸一度很兴盛。在我们家附近的大一点的城市都可以买到很多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例如俄罗斯的貂皮、皮夹克、纪念邮票、纪念币、望远镜、俄罗斯套娃、及各种制作精良的鎏金工艺品等。在内蒙古学俄语一度也成为热门，我当时还差点就改学了俄语，后来是由于中俄边贸一点点地衰落下去了，我才放弃了改学俄语的想法。因为当时俄罗斯轻工业极不发达，“苏联解体”后一度生活用品也极其短缺，所以很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贸易形式就是以货易货――换东西。开始的时候大家“各得所需”，甚是高兴，但后来俄罗斯人逐渐发现，中国人换给他们东西的价值远远低于他们给中国人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差距达到了几十倍，于是俄罗斯人感觉自己上当了，渐渐地就减少了与中国人的贸易了。
那时，常听一些中国人笑“老毛子傻，几瓶酒就可以换他们一件上等的貂皮大衣”，但现在看来，不知道究竟是谁更傻，因为一时之贪，白白断送了本可以长期稳定的边贸繁荣市场。
“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只是当很多人最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晚了。
陈哥去自动饮水机处给我接了一杯水，然后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开发区，我说是，他说：“那等会我开车带你出去转转，不过说实话，这儿也没什么好转的，都是些外资或合资的工厂，开发区不比市内热闹，一到晚上八、九点钟街上就没人了，很安静，不过现在好多了，十多年前开发区刚开始建时，那才叫一个荒凉呢！”我说：“真的不用麻烦了，估计您也挺忙的。”
听陈建介绍说，他的公司主要是针对日本和韩国做贸易。因为大连与日本和韩国离得最近，所以与这两个国家经济联系就比较紧密，在大连开发区有很多公司都从事这方面的业务，把中国的东西“捣登”到日本或韩国，再把日本、韩国的一些东西“捣登”回中国。
听说小日本特精，从中国拿走的多是资源性的东西，他们每年都从中国低价进口很多的“筷子”，这些被称为“箸业的公司”，几乎快把中国的树都砍光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的经济开发区为了达到数字上的高招商引资，盲目地把一些在国外已淘汰的产业或污染很严重的外国工厂通通当宝贝儿一样搬到了中国。悲哀的是，这些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代价换来的GDP的增长，形成的也只能是一时的虚假繁荣和日后的后患无穷。
寒暄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我下了下决心，说明了来意，我问陈建的公司是否缺人，我没说自己是被老板炒了，而是说自己想找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没想到，陈哥脸上的笑容马上隐去了，他的表情变得似乎很为难。
他说他的公司也刚开办不久，效益也不好，现在钱是越来越难赚了，各行各业都竞争的很惨烈啊。而且中日关系今天好明天坏的，牵连得他们公司的业务也是时好时坏，两国关系“一打喷嚏”，他的小公司也就跟着“发烧感冒”，最近就非常的不好，所以他的公司也正准备裁人，既然开源无门，也只能先节流了。
他夸张地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我现在也是举步维艰呀，我要是让你来了，挣不着钱，那帮你还不等于是害了你吗？到时你大姐夫我的老同学肯定该怪罪我了……”
看他这么说，我也不能再勉强，就故作轻松地说：“我也就是随口一问，陈哥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就当我没说，今天我主要还是替我大姐夫来看看您，他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带着嫂子、孩子一起去草原玩一玩！”
陈建见我提到我姐夫，便语重心长地建议道：“上次通电话，我听你姐夫说，你在内蒙有份很好的工作，现在回去也许还来得及，你最好还是回家去吧，大连不是你想留就能留下来的……”
我拿起包，勉强地朝WWW.soudu.org他笑了一下，谢谢他的建议，不过我现在还不打算回去。我谢绝了他留吃中饭的邀请，快步走出了他的公司。
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赶路，而我，我的方向在哪里？
我站在马路中央，不知接下来自己该去往何方。一辆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差一点就撞到我，我被吓得打了个冷战，脑子这才从迷迷糊糊中逐渐清醒了过来。
我退回到一个安全的地带，胃一阵绞痛，额头痛得冒出了汗，我靠在一棵大树下，用手使劲地捂着肚子，虚脱的快要晕倒。
我很想喝一瓶饮料，那样会让我感觉好受点，但到了卖饮料的食杂小店，我看了一眼又转身走了，一瓶酸梅汤要三块钱。从开发区回大连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坐小巴，那也得五块钱，到了市内我还要坐车回公寓，还要花钱，一天没吃饭了，晚上总是要买点什么吃的，一想到到处都要花钱，我强迫自己忍住了想喝瓶酸梅汤的强烈欲望。
尽管嗓子里已经冒了火，我还是对自己说：算了吧，现在对我来说能省下一分钱，我就多了一分可以继续留在大连的希望。
从开发区坐小巴回市内的路上，我绞尽脑汁地想着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继续在大连活下去，我真不知道自己剩下的那点钱能不能支撑到我找到新的工作。
我愁苦地盯着车窗外，眼前一片迷茫……
小巴司机中途一个劲儿地停车抢客，本来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硬是走走停停快两个小时才到市内，我回到公寓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
公寓里上班的人还没有回来，我蜷缩在硬梆梆的床上，读着马行提的《夏季里的第一场雪》，当我读到那段他被学校退学后不敢回家，在外替人看瓜摊，烈日炎炎他发着高烧……他蹲在瓜摊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送到了报社，编辑说:“你下周来取稿费吧。”他说：“您能不能先给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编辑眼圈红了……
我读着哭着、哭着读着，睡梦中听见有人喊我――内蒙长途。
是妈妈！
我快步跑下楼，拿起电话却说不出话来，妈妈说：“还好吗？”我说：“还好。”妈妈说：“不好就回来，妈妈不会怪你的。”我说：“还好。”“要不要再给你寄些钱？”我没有作声。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二姐的声音，“你就是偏心，她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你还任由她在外面瞎折腾……”
我来大连，家里人都不十分赞同，但当时只有二姐是支持我的，不知为什么，她今天却又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姐弟四人，大姐是最让父母省心的，她脾气好，又勤快，从小家务事儿就几乎都让她包了，上学时她没让家里操过心，工作了也没有让家里操过心，结婚后和一步步坐到了乳品厂副厂长位置的大姐夫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也丝毫不用家里操心，父母常常拿大姐为榜样来教育我们；二姐呢，是个心气高，处处都想拔尖的人，她连弟弟都不让着。她聪明伶俐，长得也好看，但偏偏命运不济，一直拼命想摆脱我们居住的那个偏僻小镇的她，却最终没能走出来。考大学的前一学期，不知怎么的就得了个偏头疼病，后来一看书就头疼，结果大学没考上，最后只好念了个“成人”算是拿了个大学文凭。后来二姐一直想通过嫁个好老公扬眉吐气，结果挑来挑去没挑到合适的，却把自己的年龄给挑大了，只好把择偶条件从“十全十美”降到“十全九美”，又降到“十全八美”、“十全七美”……听妈妈说最近别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是个中学教师，人踏实心眼好，父母都挺相中，但二姐却总嫌人家“窝窝囊囊的、没大出息”，一个劲儿地放人家“鸽子”。今天估计是又和男朋友呕气了，故意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把火一股脑儿都撒在了我的头上；我呢，就不用说了，是家里脾气最“拧”的一个，打定了主意，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连一向严厉的父亲都拿我没折。我这些年，不光是让父母操心，而且是让他（她）们操碎了心，估计在他（她）们心里我一定是个“反面教材”；但没想到的是，父母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弟弟，却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弟弟成了最让父母操心的一个，由于家里就他一个男孩子，他从小就“自骄”，结果养成了很多的坏毛病――挑食、浪费、不能吃苦、不爱读书，三天两头逃学、还打架斗殴……今年弟弟也十八岁了，可还象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每次弟弟在外面闯了祸回家，妈妈看着我们就叹气：“真是一个不如一个。”
妈妈没有理会二姐的话，又追问了我一遍:“要不要再给你寄点钱呢?”
我强忍住眼泪说“不要”。
我说：“您怎么想起这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看看表，下午五点半，平时这个点，我还没有下班呢。妈妈说：“是啊，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心里老是闷得发慌，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在大连过得怎么样？”我说：“我挺好的，能吃能睡，您就放心吧！”妈妈又问：“对了，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我赶紧撒了个慌：“啊，是，是因为昨天晚上加班加到很晚，所以，所以老板今天给我们放了一天假。”
妈妈经过一番盘问后，终于放心地放下了电话，我在这边却来不及回到房间就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
我感到莫名的委屈――我成了“三无”人员了，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我不知道，偌大一个城市，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除了自己，谁还能帮我――
地狱/慢慢张开了口/说/人生太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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