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有充分的时间设防，依山就水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国军的进攻十分艰难，部队伤亡很大，补给困难，需要大量民夫。姑妈和李桂他们组织的后勤救护队紧急集合，提前向保山开发，加入了后勤大军。他们这一批人是最后返回保山的，多数是妇女，到腾冲临时县政府报道后，就分留在保山的野战医院和其它需要的地方。
李桂胆大心细，敢说敢做，在野战医院里当了后勤队长，负责组织本地妇女配合医院救护伤员。我姑妈原本是腾越女中第一班的班长，才识和号召力都不错，就分到腾冲临时县政府宣传队，做了宣传干事。张大仁带上张敬南，和许多老马哥头赶着他们剩下的马帮，跟民夫们一起搬运军需物资上前线。不久，张敬南被选征入伍。
战争异常惨烈，远征军伤亡惨重，每天有多少伤员源源不断地送进野战医院，每天有多少伤兵医治无效死亡，医院内外到处摆满了人。
按照规定，李桂除了负责组织好医院的后勤保障外，还要兼任查验员，就是负责对在医院里死亡的士兵进行最后检验。因为医院里每天进出的人太多，伤兵摆得到处都是，常常会搬错了，所以临时设置了这个岗位。这个角色本来是由男医生充当的，但是现在，男医生已经很少，救治伤员都忙不过来，只好让李桂来充任了。
死亡的伤兵抬出来，查验一下，确认后放行，本来只是一道例行手续。然而对于李桂来说，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因为战争而消失，从她的眼前最后划过，仿佛正是自己亲自把他们一个个送进鬼门关。几乎每天，李桂都是揪着心来完成这项艰难的工作，几乎每一次，她都在希望着奇迹的发生。因此，这项工作她做起来特别认真。
这天下午，又一个死亡伤兵被抬出来了。
李桂查验了死亡通知，通知书上的名字让她心里猛地一惊。那正是她的好同学的哥哥、也就是我大伯早占鳌的名字。
李桂掀开盖尸布，伸手往伤兵的鼻子门前探了探，再探了探，仿佛不相信这个伤兵已经死去了一般。两个民夫都等不及了，催促她快些。
“这个人还活着！”李桂额上冒汗，面色有些苍白地说。
“不可能！医生都已经检查过了，签了通知书。出来时我们也看过的，肯定死了。”两个民夫被李桂弄得头大起来，抬了担架就要走。
“站住，他还活着，不能抬出去！”李桂声音大起来，严厉地说。
两个民夫被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呆了呆，把担架原地放下。
一些人围观过来，都伸着手指往伤兵鼻子门前探，胆大的还摸摸他的额头或者耳根。有的说已经死了，有的说好像还活着。但大家的态度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到了这种程度，即使还有气，也不长久，根本不必花什么功夫抢救，都劝李桂放行。但是李桂坚持不放。
围观的人多了起来，七嘴八舌的闹嚷惊动了院方医生，有一个人就出来看。
“开什么玩笑？赶快抬走！”医生来到跟前，看了伤兵一眼，用手试了试鼻息，摸了摸心脏部位，怪怪地看了李桂一眼，丢下一句话走了。
这时候，伤兵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头也好像轻轻动了一下。几个围观的人似乎看到了这个状态，悄悄议论开来。
不及多想，李桂让民夫抬起担架，迅速送回病房里。她自己也跟了进去。
大伯被抬进病房里，但是没有任何人顾得上看一眼。所有医生都在忙碌，各种痛苦的哼叫让医生们手忙脚乱。在每时每刻都有生命逝去的紧张时间里，没有人愿意对一个被下了死亡通知、奄奄一息的普通士兵给予过多的关注。
“他还活着，请你们一定抢救他。_38605.html”李桂带着哭腔哀求。
“多少伤员等着救治，忙都忙不过来，他已经不行了，医治也不会有效果，不必再浪费针药。”一个年长的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他一定还能活过来，你们赶快给他治疗。”李桂还是哀求。
“李队长，这里是野战医院，我们的责任是救护伤员，不是做试验，请你不要再添乱！”老医生抬头看了李桂一眼，严肃地说了一句，又弯下头继续做手术。
“我知道，可是，他真的……”李桂还在恳求。
大家都各自忙碌，仿佛并没有听到李桂的声音一般，这种状况让李桂显得手足无措。忽然，她想到了一个策略，虽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她决定试一试。
“医生，这人是李根源的侄孙，见死不救，我怕你们以后不好交代。”李桂硬着口气说。
“什么？李根源的侄孙？”老医生显然不相信李桂的话。“笑话，李根源的侄孙何必带头上战场。”
“他本来是在监察使署作勤务兵的，因为杀敌收复家园心切，坚持要上前线，李国老没法，只好就把他交给了司令部，让他带兵打仗。”李桂一板一眼地说。
“哪个会相信？”医生们虽然还是不相信，但明显地注意起来了。
“信不信由你们，你们打个电话到监察使署一问不就得了。”李桂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硬着头皮说。她想，万一他们真的把电话打过去，至少早占鳌曾经是监察使署的勤务兵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至于其它的，就看那边怎么回答了。
老医生深沉地看了李桂一眼，不再说话，示意人们把我大伯抬上手术床。几个人悄悄商量了一下，就给他治疗起来。
奇迹真的发生了，我大伯早占鳌在医生的救治下活了过来。
大伯从鬼门关前被李桂拽了回来，捡回了一条命。后来的日子里，他把这条捡回来的命交给了李桂，两人风风雨雨呵护了五十余年。爷爷说，错不过的就是错不过，即使错过了也会以另外的方式重逢，这就是命中注定。
大伯伤好了些，跟李桂聊起了往事。
大伯离开军队后，就在赌场里充当了“棍子”。棍子的职责，除了维持赌场秩序外，主要就是监督赌局，替庄家讨债，同时也参与盈利赌客的分红，是一个很讨人怨的角色。
那次，张敬南在赌场小赢，没有按惯例给大伯红利，大伯向他讨要，他就翻起大伯的旧账来。两人本来就互相有气，于是撕扯着出到赌场外面，在街市上大打出手。两个人势均力敌，打得鼻青脸肿不可开交，恰好毛黑子路过，把两个人喝止批评。姑妈闻讯赶来，碰上了，毛黑子于是知道这个人是早家的人，从此就留心了起来。
后来，毛黑子派人跟踪了几次，知道我大伯在赌场里充当老板的棍子，已经结下了好些仇怨。出于报答早家的恩德，也为了挽救一个士兵，毛黑子在赌摊上找到我大伯，把他带回云贵监察使署，向李根源做了汇报。
因为是故人的后辈，再看看我大伯，人模人样还算过得去，又是正规的军校毕业生，当了几天的下级军官，李国老就把我大伯留在身边，当了一名勤务兵，负责管理文书档案一类。
那时候，姑妈虽然还在昆明，但是对大伯后来的事情和去向一无所知，只是后来听王子扬大掌柜说起，但也不得具细。
大军开到保山后，反攻在即，战争的气氛十分浓烈。那个时候，对日本人的仇恨已经成为全体军民的一致态度，特别是怒江以西的人，无不为即将收复家园而奔走相告、摩拳擦掌，必欲将日军赶尽杀绝方休。
战争让军队伤亡十分惨重，长官部和监察使署的大部分卫兵、勤务兵都上了战场。我大伯困不住了，一方面为了对收复家园的激动，一方面也为了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消除以前的不良影响，坚持请求上战场去。
看看大伯那种坚决的态度，李监察使心里高兴，也不强留，把他交给远征军司令部，做了一个排长，简短集训后就开赴高黎贡山中线战场。
在渡过怒江攻打岗房日军据点的时候，部队因为地理和路况不熟，加上天气和水土的原因，伤、病、死十分严重，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收效甚微。我大伯因为是本地人，熟悉地形路径，被安排带队迂回，从侧面和背后攻击敌人，切断日军的联络和增援线。
大伯带领的队伍绕到岗房背后，配合正面主力一举拿下了这个据点，然后继续上行，迂回消灭敌人。日军在古道沿线步步为营，修筑了许多明壕暗堡，让人防不胜防。在小蛇腰路段，大伯一伙遭遇日军隐蔽据点的火力突袭，全排人纷纷倒下。大伯急红了眼，借土坎掩护，匍匐靠近据点，向日军工事侧面投放了一个炸药包。由于地点狭窄，他自己退让不及，也被炸成重伤，被随后跟随大军前进的民夫抬到山下，简单包扎后由军车统一送进野战医院。
到医院后，由于时间耽搁较长，失血过多，大伯面色苍白，昏迷不醒，被军医判定死亡拒绝收治，幸好遇到了细心的李桂，保下了一条命。
在医院的治疗和李桂的精心照料下，我大伯在经历了几天的沉睡后奇迹般地醒过来了。
望着眼前这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人，李桂激动得哭了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好朋友的哥哥，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
在医院朝夕相处的两个多月后，李桂忽然间意识到，她跟这个被她偶然拽住的人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生命的约定。
当我姑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伯已经离开野战医院，寄居到老乡家里了。
大伯常说，“想想死去的弟兄们，自己本不该再独自苟活于世。本来已经丢了的老命，既然阴差阳错被人家捡回来了，就要认真对待，自己没有权力糟践了它。”为了这个信念，在后来的凄风苦雨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关押审查、不分白天黑夜地批斗的非人折磨里，大伯戴着几顶沉重的高帽子，坚强地挺了过来。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