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文泰曾经在隋朝时游历过中国，与隋炀帝关系友善，加上王妃宇文玉波是隋朝公主，因此高昌与灭隋的唐帝国关系并不十分好。但高昌举国信佛，王室上下均是虔诚的佛教徒，玄奘曾在凉州说法，轰动一时，麴文泰早听路过的西域商人提过，心中十分仰慕，听说玄奘要西行求法后，早已经翘首期盼。玄奘到达高昌王城高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二十里的雅尔湖村）时，正是凌晨时分，麴文泰却亲自秉烛迎候，让玄奘十分感动。当夜，从国王麴文泰本人，到王妃宇文玉波，再到王族大臣，甚至国王的母亲，无一不前来礼拜玄奘，礼数殷勤备至。
此后，玄奘被安置在王宫一侧的佛寺中，与高昌高僧讨论佛法，并为高昌讲经。每次讲经时，国王麴文泰都亲执香炉，前来导引，并不惜国王之尊，跪伏在地，请玄奘踏其背登台，天天如此，毫不厌倦，态度十分虔诚。玄奘所讲的佛经，条理清晰，细微之处也讲得十分清楚，由此赢得了高昌国上下真心的崇拜。麴文泰诚挚地恳求玄奘留在高昌做国师，弘扬佛法。但玄奘前往印度取经的意志十分坚定，因而没有同意。
住了十多天后，玄奘提出要继续西行。麴文泰执意挽留，玄奘坚决不同意，局面一时僵持住。麴文泰一时心急，竟然威胁说：“如果法师不留在高昌，就送你回长安。”以此为要挟。玄奘仍然坚辞不留，为了表示自己西行的决心，甚至开始绝食。绝食到第四天，麴文泰见玄奘的意志是不可以改变的，只好同意放行，但是提出了条件：玄奘必须要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待从印度取经回来，还要在高昌讲经三年。玄奘答应了麴文泰的要求，二人还结拜成兄弟，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西游记》中有唐太宗与唐僧结拜为兄弟一段，其实就取材于玄奘与麴文泰结拜的史实。玄奘在高昌国备受礼遇，其中有他个人的博学和魅力，但更多的还是文化的力量。尽管后来帝国皇帝唐太宗用武力征服了高昌，但却从来没有达到玄奘那样的程度——真正令高昌举国心悦诚服。
高昌境内有著名的火焰山（主峰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区以东约四十公里处），传说《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受阻于火焰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一脚踢倒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几块带着余火的耐火砖落到了人间，化成了火焰山。在小说中，火焰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被形容成“八百里火焰，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得化成汁”。这段文字明显十分夸张，但高温和寸草不生这些基本特征，与火焰山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真正的火焰山在当地被称为“克孜勒塔格”，意即“红山”。山体雄浑曲折，山上荒山秃岭，寸草不生，山坡上布满道道冲沟。这里是中国最炎热、最干旱的地方，如今的八百里火焰山，最高温度仍有八十多摄氏度。盛夏时分，在灼热的阳光的照射下，赭红色的山体热浪滚滚，地气蒸腾，烟云缭绕，恰似团团烈焰在燃烧，十分壮观。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有诗云：“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又诗云：“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明朝陈诚有诗曰：“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浑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很形象地描绘了火焰山的景色。
玄奘继续在高昌讲经的一个月期间，麴文泰开始为义弟西行做充分的准备：剃度了四个小沙弥作为玄奘的侍从；缝制了法衣三十套，外加若干面衣（面罩，用以抵挡风沙）、手套、靴、袜等御寒物；有路费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当时可当作货币流通）五百匹；另外配有役夫二十五名，好马三十匹。麴文泰还亲自写了二十四信，给玄奘西行所要经过的龟兹等二十四个国家的国王，每封信均附有有一匹大绫作为信物。
高昌之行是玄奘西行的转折点，此后，虽然路途依旧困难重重，波折不断，但再也没有遇到像孤身在莫贺盐碛中那样九死一生的经历了。这也应该给了玄奘思想上很大的震动，昔日东晋高僧释道安经过颠沛流离的弘法生涯后，无比感慨地说：“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于是开始依附前秦主苻坚，被苻坚誉为“神器”。在苻坚的支持下，释道安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组织翻译事业。两百多年过去了，玄奘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理解他的前辈释道安说这句话时的复杂心情。实际上，玄奘之后也确实非常注意与君主的关系，无论是在西域沿途各国，包括谒见西突厥可汗，还是后来到达印度，以及后来东归中国，他均与各君主保持了非比寻常的关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写唐僧是奉旨取经，实际上是与“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宗旨是一致的。
玄奘离开高昌王城的当天，高昌民众倾城而出，送玄奘上路。麴文泰更是相送数十里，紧抱玄奘恸哭不已。回望来时之路，玄奘自然对结义兄长麴文泰充满了感激，所以后来他才写信给麴文泰，称赞兄长的盛情“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只是，玄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他与兄长麴文泰的最后一面，他们的兄弟之义就此断截，三年之约再也无法实现。
就在玄奘离开高昌后不到一个月，东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虏，东突厥由此被唐太宗彻底铲平，四方无不慑服，争相到长安朝见，形成一股热潮。麴文泰畏惧唐朝军威，也携王妃宇文玉波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恩遇有加，赐宇文玉波李姓，封为常乐公主，由隋朝的公主变成了大唐的公主。然而，后来西突厥刻意阻绝西域与中原的交通，麴文泰在西突厥的压力下，也参预其事，由此激怒了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决定着意经营西域，第一步就是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出击高昌国。侯君集带大军到达碛口时，西突厥屯兵在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声援麴文泰，结果唐军一到，浮图城便举城投降。西突厥援兵未至，麴文泰十分担心，惊惧无计，终因忧虑过度而死，其子麴智盛继立。唐军直抵高昌王城高河城下，立即发起了猛攻，麴智盛见难以抵挡，不得不打开城门投降，高昌国就此灭亡。重臣魏征和褚遂良极力反对将高昌纳入国土，认为它离中原太远，在军备和供给上有很大困难，但唐太宗没有听从，将高昌国改为西州。因此，当玄奘再次东归时，麴文泰早已经作古，高昌国也已经灰飞烟灭，走进了历史的尘埃。由于伊吾和高昌均已经成为唐朝的领土，玄奘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记》中，只能将焉耆国（《大唐西域记》中称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作为他到达的第一个西域国家。而《大唐西域记》诞生之缘由，与唐太宗窥觑西域之利益有莫大的干系，这就已经是后话了。
从高昌国出发后，玄奘沿天山南麓西行，在翻越银山（今天山南麓库木什山，南疆与北疆之界）时，遇到了强盗抢劫。同行之人拿出了一些钱财，强盗这才散去，总算是有惊无险。当时有几十个西域商人与玄奘同行，因急于赶到焉耆王城员渠做生意，夜半先行，走出十多里便被强盗劫杀。玄奘等人赶到时，已经是尸横遍野。
据《史记》记载：“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这“海”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海，而是一个大湖，“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当时的焉耆国王姓龙，名突骑支，也对玄奘表示了欢迎。但因为焉耆与高昌素来不和，玄奘一行只在焉耆停留了一晚，便继续动身西行，渡孔雀河，过铁门关（今新疆库尔勒市北郊八公里处）。传说东汉班超曾饮马于孔雀河，因此又称饮马河。
铁门关则是丝绸之路的中道咽喉，扼守孔雀河上游陡峭峡谷的出口，为兵家必争之地，被列为中国古代二十六名关之一，称为“天下最后一关”，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对照。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有《题铁门关楼》一诗：“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旁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刃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极言铁门关之险峻。
铁门关西行数百里，便到达龟兹国（《大唐西域记》中称屈支国，今新疆库车）。龟兹是丝绸北路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其作用相当于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于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