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出关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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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但由于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均推崇佛教,促使中印佛教文化的沟交流通更为畅达。隋炀帝即位后,一度有开边的雄心,为了打通西域,委任裴矩为黄门侍郎,驻在张掖(今甘肃),专门主持与西域的通商往来。在此期间,裴矩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亲自与来自西域的商人交谈,询问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风俗、仪形服饰等,由此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另外还专门绘制了地图,将西域的要害地区标出。在此书的序言中,对当时的西行路线作了详细的描述,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西海(今地中海),总共有三条大道,“各有襟带”:北道在天山北路,起点是伊吾(今新疆哈蜜),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菇国,到达西海;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起点是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过焉耆(在今新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度葱岭(帕米尔高原);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起点是鄯善(今新疆若羌),过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喝檠陀,度葱岭。其中的中道和南道,越过葱岭后分别到达波斯(今伊朗)和拂菻(即古代罗马帝国)等西亚、欧洲各国,即为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在这条古道上,究竟发生过多少荡气回肠的伟大故事,演出过多少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大概只有漫漫黄沙知道。

    玄奘出发前,早已经做了多方准备,中道在他看来是上上之选,因为这条线上来往的商旅最多,容易躲藏。但无论如何,出关是首要的目标。

    唐朝实现关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在全国各交通要枢设有关卡二十六处,专门负责以勘察来往之人,“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过所”就是出入凭证,由官府机构颁发。《唐律》中从过所的颁给到勘检均有严格的规定:“凡居人远行,均需向官府层层申报,由里至县,最后由县府核实颁予过所。如果无过所,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已至越所而未过者,各徙一年。即以过所与人及受而度者,亦准此。”而且不得携禁物私度关,“诸赍禁物私度关者,坐赃论;赃轻者,从私造、私有法,若私家之物,禁约不合度关而私度者,减三等”。而当时唐帝国对僧侣的活动限制尤其严格,唐高祖时,就下令僧侣无事,须安居寺院,诵读经文,不得随意离开寺院。唐太宗即位后,又规定僧尼外出,需有公验为凭,否则不予放行。过所只用于关卡处,公验则用于州县镇铺,也就是说,过所是公验的一部分。显然,这条规定是刻意限制僧尼的行动。玄奘之前一再向唐朝廷申请的西行公文,实际上就是公验。而《西游记》中,唐僧持有唐朝皇帝颁发的过关文牒,每到一个国家,都要重新验关盖章,实际上就是对公验带有想象性的描述。因此,私自离开长安的玄奘没有公验,时刻面临被抓捕的危险。

    话说玄奘离开了长安,混在一群商人当中,向西进发。途中,他遇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僧人孝达,结伴同行,一同到达秦州。秦州历史悠久,古为秦人发祥之地。据说这里还是“三皇”之一的伏羲的故乡,正是在这里,伏羲创下了代表自然界天、水、山、雷、火、地、泽的乾三、坎三、艮三、震三、巽三、离三、坤三、兑三等象形文字。秦州也是佛风盛行,有著名的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姚兴时期(394416),当时就已经是“千崖万象,转崖为阁”,成为秦州的名胜之地。后来经过历代割据凉州的政权不断续凿,至北魏初期已具相当规模。北魏时,开凿的石窟更多,由于重视石窟的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各各不同,使麦积山石窟的开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秦州住了一夜后,玄奘又与兰州(今甘肃兰州)人结伴,到达兰州。兰州地势险要,又是古黄河渡口所在,被称为“锁匙之地”。西行之人,必须在这里渡过黄河。当时渡河的工具是简陋的木船和筏子,而黄河水流湍急,因此摆渡绝非易事。当地有一首民谣唱道:“黄河害,黄河险,凌洪不能渡,大水难行船,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但玄奘毫不畏惧,毅然渡过了黄河。

    《西游记》中第四十八回写到唐僧师徒踏冰渡河,这其实也取材与兰州的“冰桥”。根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兰州黄河结冰以夜,其开亦以夜,冰既坚,状如积雪填于巨壑,嶙峋参差,不复知有河形,处处可通车马,欲名冰桥。”每到严冬时,人们便可以借“冰桥”过河。为了防止冰块初结或消融时危急性命,人们通常会在腰间横扎一根竹竿,以在踩破冰层时救急。有诗云:“猿臂长杆如打浆,怅惘失足一心惊。”就是对当时这种惊心动魄的景观的描述。

    过了兰州,便正式进入著名的河西走廊。河西是指兰州以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因其为夹在祁连山(“祁连”意为天,又称南山)与合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又称河西走廊,南北之间最宽处不过一百公里,窄处仅数百米,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

    河西走廊最著名的就是“四郡两关”,即著名的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玉门关,阳关,始设于西汉武帝时期。前面曾经提过,河西一带最早为大月氏部族的领地,后匈奴打败大月氏,迫其西徙,为匈奴占有。匈奴占据河西后,以此为基地,不断对汉境发动进攻,掳掠人口和牲畜。汉朝邻近河西的郡县,均成为匈奴掠夺的对象。自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朝廷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这种“和亲”,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不但要把汉朝皇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和亲”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匈奴骑兵依旧频繁侵扰汉境。汉武帝慨然有为,即位后锐意富国强兵,立志改变对匈奴的弱势局面,雄心勃勃地开始训练骑射,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深入,转战六天,过焉支山(今甘肃兰州东南)千余里,与匈奴主力苦战于皋兰山(今甘肃兰州黄河西),杀死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并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俘斩匈奴兵八千九百余。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张骞、李广等三将军数万骑从北地(今甘肃环县)出塞击匈奴。霍去病指挥汉军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泽(今甘肃北部)、小月氏,直至祁连山,取得重大胜利,袭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两部,斩获三万余人,并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这就是著名的河西之战。

    霍去病踏破焉支祁连两山后,匈奴有歌谣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祁连二山皆水草丰美之地。焉支山上有种叫红蓝的植物,匈奴妇女习惯用其修饰面容,类似现代腮红之类的化妆品,汉语中的“胭脂”便是由此而来。正是在这次河西大战中,霍去病得到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即佛像),从而传奇般地引发了后来佛教在中原的传播。

    同年秋季,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因大败于霍去病,丢失西部大片领地,惧怕单于问罪,决定投降汉朝。武帝派霍去病率一万轻骑前去受降。汉军未至河西之前,休屠王突然变卦,不愿降汉。霍去病率军渡过黄河时,浑邪王的裨王等人看到汉军众多、阵容强大,怀疑汉朝有诈,就纷纷逃走。霍去病见状催马驰入浑邪王营内,亲自与浑邪王面谈,同时指挥汉军斩杀逃亡的匈奴兵将八千余人,然后护送浑邪王入长安晋见武帝。又带领降汉的匈奴后数万人,号称十万,渡过黄河,凯旋而归。汉武帝立浑邪王为漯阴侯,封万户,并把降附汉朝匈奴人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称为“五属国”。霍去病因为军功赫赫,自此恩宠有加,与大将军卫青地位相等。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先后设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西)四个郡。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关,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南面,就是汉朝的屯田区。而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与匈奴的联系被彻底隔断。汉朝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后,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通向西域的大门自此完全被打开。“四郡两关”是汉朝用战争和鲜血取得的重大战果,对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就穿过其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