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不同于二战时德国对法国的闪电战，可以速战速决。君看过〈西厢记〉里张生等崔美眉的故事吗？太阳还没下山，就盼望玉兔飞升。时间还差一大截，就胡乱揣测娇滴滴的莺莺来还是不来，只见他忽而倚门翘望，忽而卧床哀叹，其情其景，不亚于当年英台等山伯的悲惨镜头。英台等不到山伯的人，却等到了山伯的死讯，终于心灰意懒，在远嫁马文才的路上一头撞死在山伯的坟头，以便在中国的爱情史上流芳百世。想想张生等莺莺的结果是佳人如期赴约，罗带轻分，颠鸾倒凤，比翼青鸟，共结连理。张生总算捡回了一条命，要是那晚佳人始终没有出现，我们的张大才子不是呼呼大睡，就是吊死在自家门口，以印证鲁迅所谓的吃人的礼教了。
小生等莺莺――〈一只口哨〉虽不至让悲惨镜头重复上映，却也着实心烦意燥。为维持心理平衡，安眠药是不行的，这种“以毒攻毒”的鬼把戏也只有金庸才想得出来。最好的方法是静坐下来，深吸一口气，慢慢得呼出来，吐尽腹中鸟气后，再泡一杯茶，不能是酒，加少量的糖，不能太多或太少。不能一饮而尽，要细嚼慢咽。旁人咋一看，还以为你在品尝美味佳肴，这才倒位。再次，你也可以选择登山冒险，或赛车旅行，或在学校努力啃书，或去教堂拼命祷告。但这些毕竟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能忘忧于暂时却不能防患于未然。为未然计，你得有个长远之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悲的是人有近忧的时候，便不复有远虑。除非你是都德<柏林之围〉中的过气军官，死到临头了，还念叨着“解放！解放！”，一般的情况下，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不会高唱〈满江红〉的，弥留之际的影迷不会再担心周杰伦还会红几年。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方式为人处世做文章，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对文坛道貌岸然的衮衮诸公深恶痛绝，我要指责他们为什么“占着茅坑不拉眯”？为什么“绷着老脸卖关子”？为什么不能推心置腹，与读者坦承相对？为什么把文章写得千篇一律的滥套，全都是吟风弄月、人云亦云的狗屁？〈一只口哨〉所收多是我初高中的作品，还有几篇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佳作，文笔稍嫌幼稚，但字里行间跳动着的灵感与思想的火花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本书所收的我的语录是我思想火花的一次大喷射，有时候，为表达思想，我用了很偏激的手法，读者看了我的文章，可以骂我写得坏，但是你不能忘记。最让一个作家难堪的不是别人骂他写得坏，而是没人看他的东西，那他只能宣告失败。有人骂你，证明你的文章还有读者，每一个读者都是作家存在的理由啊！
在〈一只口哨〉里，曹极不改英雄本色，点名道姓地批评了伊沙，王朔，刘庸，金庸，琼瑶，韩寒，郭敬明，谢霆锋，李亚鹏等入流的或不入流的货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指出了鲁迅，李敖，龙应台，柏杨这些人文章的局限与不足，在死气沉沉，乌烟瘴气的当代文坛，真正得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有些篇什涉及政治领域，如〈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你们的打击点在哪里？〉等妙文章，碍于禁令，不能照常出版，是为遗憾。和鲁迅一样，我也是个文学的多面手，余光中先生曾把散文，评论，诗歌，翻译称作自己的四度空间，那么我的四度空间就是电影，评论，小说，散文，在四度空间里，我最偏爱的还是电影，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他是考察你是否多才多艺的最好办法。但最贴近我生命本色的还是我的小说，那些带悲剧性质的小说，是我最擅长写的。看我的杂文，你一定会发出“my good”的感叹，狂妄地可以，但是读我的散文，你就会发现我敏感，善良，脆弱的另一面，在骨子里，我也是个柔情似水的男人。一个导演说：“性格复杂的演员有市场，比如周星驰，比如梁朝伟。”那么，一个性格复杂，有立体感的作家也应该比一个性格单一，平面几何式的作家更有市场吧。
其次，骂人不带脏字也应该是一个批评家应该遵守的原则吧。我的杂文虽然狂放喜欢攻击别人，但是遣词造句上不失君子之风，跟泼妇骂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的书原定十月份出，一拖就拖下来，春节前出应该是没问题的，请读者不必着急，也不用难过，因为还有一个人比你们更急更难过，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春节即将临近，曹极的书即将出版。亲爱的读者朋友，不要再留恋于硕大而空洞，高敞而单调的豪华影厅，不要再牵制于浮躁而浅薄，盲动而无稽的都市小说和校园小说，老老实实地猛掏工资卡，狠递压岁钱，老老实实地买上一册曹极的〈一只口哨〉，不用算命，不用测字，不用进教堂，你就伟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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