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后，他又对工商界人士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他相信，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还把匈牙利事件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话说得毫不客气。他说，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吃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如果有一天真的‘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国内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怎么办？用毛泽东的话说，‘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他一反过去的做法，不仅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非常之差，而且对哥穆尔卡也表现得极度不满了。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连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他批评党内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遇事不作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中国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甚至讲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认为有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高岗就是其中之一。他警告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由中央去讲，至于情报，就‘不要去通’了。
此时，中苏两党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这种分歧，以前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才知道。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气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化了。”（33）
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波兰、匈牙利事件教训说，56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 ??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20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34）
这时，毛泽东的想法已经明显向斯大林这边倾斜。他在反复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几个关键词组。
13、周恩来代表中共为事件定性。
57年1月16日，应赫鲁晓夫建议，出访东欧11国的周恩来特地增加行程，与贺龙乘苏联飞机飞往布达佩斯，帮助缓和苏、匈关系。
当时匈牙利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大街上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苏军将几辆坦克开到周恩来下榻的宾馆附近。
周恩来于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出席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布达佩斯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他慷慨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临别前，他在机场又发表了对匈牙利政府和人民表示鼓励和支持的讲话。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35）
而此刻，中国的航船正一步步滑向极左的漩涡。
57年4月12日，一个县级中学就发生了一件被称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事件。
14、“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有篇文章这样记叙：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青年女教师李穗，在给初一（4）班上课时，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她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全校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耽误一生，后悔莫及！”
听说此事后，全校九个毕业班顿时都像炸开了锅，学生们走出教室，拥向操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当时校长不在学校。学生们怒火难平，马上写出标语并走上街头，要求教育局做答复。
教育局有关领导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学生们又拥到县政府门口，要求县长回话，听说县长不在，又朝县委大院拥去。口号声、怒吼声引来更多人旁观并加入游行队伍。
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当年靠农民闹革命才打下的江山，进城之后制定的政策却限制农民，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别。虽然这些言论过于偏激，但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95％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5％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
4月13日上午，又有几百名学生列队来到县政府，要求澄清事实，县主管领导指出，招生指标县里无权更改，要更改只能经过专区和省里。学生代表于是拉住县长韩茂林，要他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韩茂林无奈，只好同往。当学生们“押”着县长走出大门时，被一些县政府干部截了下来。在扭打中县政府调来警察，扣留了几名学生。这引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开始向县政府院里扔砖头，并且高呼口号：“反对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可惜，这口号早喊了10年，到66年喊就是英雄）。
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担心学生把事闹大不好收拾，就带着部分教师，一面劝阻学生，一面通知学生家长来校帮助做工作。得知学生被扣押后，王建国立即赶到县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学生，由他带回去教育，防止事态扩大，但却遭到县政府的拒绝，王建国不得已只好离开。不料又聚集了几百名学生，当时就把县政府大院的围墙推倒了。这时，县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几个工厂，要工人前来保卫县政府。几百名工人赶来后，事态得到控制，扣押的学生得以释放，其他学生自动散去了。学生们刚一回校，就被赶来的家长接走，风波也就此平息。
本来已风平浪静。然而，县长韩茂林在向孝感地委和政府做汇报时，称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很快，地委和政府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调查团，进驻汉阳县一中。按照已定好的调子，由调查团寻找幕后指挥，也就是这场“政治暴乱”的幕后策划人，发动了一场人人自危、个个难保的揭发斗争。调查团责令师生人人写交代，个个写检讨，企图按图索骥，找出“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很快，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要求释放学生的副校长王建国身上，有关人员用“阶级分析论”一分析，觉得王建国应该是策划暴乱的“反革命头子”。王建国当年32岁，解放初从湖北革大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任一中副校长，家庭出身富农，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他本人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因家庭问题未获批准。就凭这些情况，要置他于死地毫无疑问。
当时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是个土改干部，被教师们认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任何事都主动向王副校长请示，这让韩建勋大为不快，他提供了王建国的大量所谓“问题”，开展了批判王建国并肃清其影响的斗争。
此外，还牵连到一大批平日与王建国有往来的人。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平时有爱眨眼的习惯，在批斗王建国的会上也一个劲儿眨眼，韩建勋立刻向调查团汇报“此人向王建国使眼色传递消息”，将其隔离审查。
调查团不仅大抓“同伙”，还要搜出“后台”，他们无限上纲上线，觉得闹得越大越好，也越有成绩，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不可。
民盟成员杨焕尧来过汉阳一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事，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团兴奋不已。他们马上将其与当时民盟中央刚刚揪出的“大右派”硬挂上钩，并且又与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已被打成右派）也挂上了钩。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县里，一条完整的“反革命黑线”显示出来了。经过这番“苦战”，一起“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政治暴乱”就被人为地捏造出来了：汉阳县一中发生的学生闹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罕见的反革命事件，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精心策划的地方性夺权斗争的表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这3人立即被判处死刑。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15年徒刑，“散布谣言”的李穗等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定为“坏分子”，11名教师和10名县直机关干部受到各类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团籍。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报纸和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汉阳县一中的这起“匈牙利事件”以破产而告终。台湾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大肆配合，他们称王建国等人是“反共义士”，甚至还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后来美国青年代表团、匈牙利访华代表团、路透社记者也都慕名而来，争先访问汉阳县一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势不可挡，发生在汉阳县一中的这起事件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幸存的受害者胡斌、赵迪生先后就此事向党中央上书89封，尽陈冤情及事实真相。女教师李穗也四下奔走，长年呼吁解决历史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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