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自首问题：据丁交代，她于33年7月，即被捕后的一个多月，她曾一度企图自杀未遂，不久她就经由冯达向国民党写了自首书，内容是表示以后回家养母，不问政治。三天后又经由冯达给顾顺章抄写过顾所写的东西（内容未交代清楚，据我们所获材料，顾在南京曾为国民党写了一本情报业务，不知是否此书？）丁到陕北后隐瞒了自首这件事，她说怕党知道了要不信任她，因而得到恢复党籍。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曾交代了自首问题，但她说是冯达模仿她的笔迹代她写的，这次交代则说是她模仿冯达的笔迹写的，为的是将来如果国民党公布，她可以否认。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但自首的内容是否就是这些，以及是否还作了其他不利于革命的事，尚需进一步调查。
第三个是离开南京的问题：丁玲1936年5月到北京一次，6月又去了一次上海，见到了冯雪峰、潘汉年。秋天第二次去上海，即由聂绀弩护送到西安，11月到达陕北保安。据丁说她离开南京是秘密走的，连冯达、姚蓬子也没有告诉，但实际上她到北京、上海，报上都有消息披露，同时据姚蓬子交代，她走前是告诉了他的。她走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来问过姚两次。她的出走，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信中认为，应在此次党内思想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整个审干工作，提前审查丁玲的历史，丁玲本人也有此要求。并决定：由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陈钟（公安部六局局长，主要帮助研究有关材料，不出面参加对丁的审查）五同志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担任审查工作；专案小组继续进行调查材料的工作，同时采取党内审查方式和丁玲本人进行谈话，要她作进一步的交代。交代问题经研究查对基本弄清后即做出结论，弄不清楚的问题予以保留。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圈阅了这份文件。周恩来则写了批示：“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日期是12月3日。
陆定一这封信确实很辣——“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离开南京来到陕北，“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据说陈立夫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等等，全都是要命的问题。
陆定一那时也算一个“左派大辣酱（将）”！他为什么呢？是为了帮助周扬和中国作协吧？
中国作协向中央的《报告》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说的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问题，跟“反党”挂边的，只有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如果这个报告在中央那里批不下来，中国作协党组将非常被动甚至非常狼狈，整个党组扩大会将被全部推翻。中宣部可能也要挨批评。但是，抓历史问题就不同了，潘汉年曾经是毛泽东那么信任器重的人，不就是因为向党隐瞒了12年前被挟持去见过一次汪精卫，就招致了囹圄之祸吗？历史问题，通敌问题，是最要命的问题！丁玲挂上这类问题，谁还敢沾她？谁还敢保她？谁还敢出来替她说话？
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作为「55」266号中央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存在于文艺界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骄傲自满的情绪，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小集团的活动等现象，是严重地妨碍党的文艺方针的实行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并且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和斗争。作家协会党组对此所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展开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使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这一批语，是由中宣部代为起草的。
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参加者有全国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文艺工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1100多人。丁玲没有参加会议，她甚至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了作协党组报告。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就连参加了会议的其夫陈明，也没有向她走漏一点风声。大会由陆定一首先讲话，接着，刘白羽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12月29日，进行大会发言，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30日白天开大会，晚上周扬做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大会的意义；二、党性；三、团结。周扬一直讲到深夜12点，郭小川日记中说这个报告“精彩之至”，并说：“林默涵说他是口若悬河，一点也不假。”
散会后已是深夜。陈明回到家里，丁玲还坐在电灯下写小说，她兴冲冲翻开一个本子说，我把今天写的念给你听听！看到她那高兴的样子，陈明心里泛起一阵悲哀，他强忍着眼泪，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小说暂时先停一下，我听说，中央最近发了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是不是向党委要求看看这个文件。”但是这份文件一直对丁玲封锁，直到第二年年底她才看到。然而，早看到又有何用？该来的总是要来，躲避不了，也抵抗不住。其实，她比陈企霞还好些。（10）
早在55年8月19日，陈企霞就被隔离审查了。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同志。
陈企霞是浙江鄞县人，25年入宁波甲种商业学校读书。27年起历任银行练习生、工场工人、布店雇员。31年始发表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结识作家叶紫，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无名文艺》旬刊、月刊。33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共产党。34年3月6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作为支部书记，他暗地通知其他被捕战友，“要坚决斗争，宁死不屈，自首等于自杀，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并和狱中难友共同进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35年初，和其他同案被捕者一同保释出狱。出狱后迅速恢复了组织关系，又被派往杨树浦工厂区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同年9月，在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活动中再次被捕，由于机警，很快获释。出狱后从事救亡工作，组织进取社、读书社和救国会。40年赴延安，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文协秘书长，《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著有论文集《光荣的任务》，小说《狮嘴谷》、《第一个碾米厂的毁灭》等。
丁玲认识陈企霞，是41年5月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时候。这是丁玲与陈企霞的第一次合作，时间不到一年。
49年9月，他们又在一起创办《文艺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到52年的1月。其间丁玲还兼文协副主席、文研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因此在《文艺报》精力不多。二人关系一般。
陈企霞被卷进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匿名信问题。不久就被隔离。
56年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5月22日，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等通知陈企霞，结束停职反省，恢复他的自由。陈企霞当即要求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5月24日，李之琏、崔毅等人听取了陈企霞长达三个小时的申诉。陈企霞说，他有些话可能是牢骚，崔毅说，即使是牢骚也要听。陈企霞很感动，认为中宣部党委会是认真公正的。
谈话结束，李之琏要陈企霞把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5月30日，陈企霞写出一万八千字的《陈述书》。
《陈述书》提出八点请求，其中包括：“我的被逮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状的，虽然始终没有宣布过我究竟犯什么罪。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我请求党委让我知道究竟我为什么被捕，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另三天的长时间，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我请求党委责成作协把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做出具体的结论来。”“我请求党委彻底检查从康濯担任支书以后的作协的党支部处理我的问题中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
56年6月28日上午，陆定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会议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听取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首先由李之琏、崔毅汇报，陆定一听完以后问，作协党组关于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面，有没有不确实的地方？刘白羽说，当时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陆定一不大高兴，说这一次要查对清楚，不能再被动了。
这次的部长办公会议纪要上写着：“五、研究了本部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意见。对今后的作法，确定由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继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一做法，由际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头汇报一次，等事实调查清楚，再书面报告中央。”张际春是常务副部长，是仅次于陆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这就意味着，对已经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提出了质疑，要重新验证它的准确性，从而重新判断它的公正性。由于事情关系到中央的文件和决定，因此在会后，张际春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同意。那次会议主要议论的是陈企霞，因为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提出了申诉，而丁玲还在准备着“向党检讨我自己”。她是在8月初接到通知，并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之后，才写出辩正书的。但是，陈企霞和丁玲本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所以问题必须同时审。
中宣部机关党委按照部长办公会议的精神，立即草拟了《关于如何进行处理陈企霞问题的几点具体意见》。中宣部最后决定，成立两个组，一个是15人之多的“研究组”，一个是“七人小组”。研究组和七人小组的调查工作从7月进行到10月。到10月底，七人小组又改为三人小组继续调查到12月。但是小组一成立，在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上，内部争论就很大。一种意见认为，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做出组织处理。李之琏和张海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双方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确定认可《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反党”事实，是否需要对那些“事实”重新进行调查和确认。
张际春支持了李之琏。于是工作组就对中国作协报告中揭发的丁陈反党问题，逐项作了调查，李之琏、张海也直接找人谈话，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调查材料。
6月28日的会议对于丁、陈来说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希望，是命运的转折点。其关键之处有二：一，决定对丁、陈问题重新查对事实，根据查对结果重新做出结论；二，确定此项工作由张际春主持，这是重要的人事保证。张际春是1926年的党员，跟随朱德、陈毅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同丁玲没有私怨，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作用，才保证了复查工作得以公正顺利进行。但是熊复在1978年9月一次谈话中说：“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一直是在周扬同志参加，周扬同志的意见受到尊重的情况下作出处理的。 ??在涉及丁玲、陈企霞这些人的问题上，张际春同志总是要问周扬同志有什么意见，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丁陈问题时，周扬同志一般在场，没有周扬同志的同意是任何问题也处理不下去的，际春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
审查丁玲历史花了14个月，结论反复修改了五次。
李之琏说：“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张际春对丁玲本来并不了解，在审查中，听她讲述了被捕后的情况。丁玲讲起那段悲愤痛苦的日子，常常语音哽咽，泪流不止，讲不下去。谈话结束后，张际春感慨地对李之琏等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丁玲的际遇得到了张际春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张际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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