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琏后来回忆说，“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对于丁玲历史的这一审查结论，最终在56年10月，经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12月同本人见面，丁玲表示“基本同意””，并提出几点意见。年底，中宣部把这个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送中央组织部。
值得一提的是，在58年丁玲被划为右派之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也因“偏袒”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为“丁、陈”悲剧的尾声。
陈企霞则于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关了9个月零3天。56年下半年开的作协肃反总结会上，陈企霞内心仍觉激愤难平，发言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
57年，正当他和丁玲要抓住作协党组检讨在他们的案件中的错误之机，出气、翻身之时，忽然又风向大变，全面反右。陈企霞和丁玲再次面临揭发、批判。
开始陈企霞的态度、对抗情绪是十分激烈的。有个目击者回忆说，一位来自天津的女士，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抖搂出她和陈企霞的男女私情，陈企霞好像陡然挨了一记闷棍，当即垂下了傲慢的脑袋 ??（11）
据其子回忆，一天，他很伤心地对妻子郑重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12）
郑重劝他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郑重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把昨晚陈企霞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刘白羽，并说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郑重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派了辆车，接陈和刘白羽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陈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陈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陈从周扬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郑重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作协要求陈能在大会上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在文联礼堂召开，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事先的安排，陈企霞第一个发言。他检讨自己，揭发丁玲，戴罪立功，说，我的罪很大很大。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遗书。柳溪发言之后，遗书改了，打算写我是执行自己的死刑。但是同时，会议又使我看到一点阳光，我原来估计柳溪发言后，我会被绑上台，由大家来骂，但我估计错了，会议进行得很平静。我昨天和周扬、荃麟说了，我是要求文明一点。会后回家，我已不行了。郑重问我怎样，我说要坦白。郑重这次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即打电话给邵荃麟要交待问题。
他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听了陈的发言，神情紧张，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陈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他感到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心里非常后悔。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文章在文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
陈企霞终于被关了起来。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偷偷跑到办公室给爱人郑重打电话，让她去找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自己被隔离有什么态度。一个星期天，郑重到多福巷去找丁玲。她敲门后，是公务员马新友开的门，郑说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郑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她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但她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郑重只好匆匆告辞。后来，她把见丁玲的情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混在一斤水果糖里，带给了陈企霞。
这时丁玲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与陈企霞的关系辩都辩不清，哪里还敢再来往呢！
不久，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后任杭州大学教师。文革爆发，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一次，在例行“批斗”之前，造反派去他的房间揪斗，想再榨一点材料方面的“油水”，看见房间挂着一幅国画，画面上一只鹦鹉，左上角题写一句话：“汝好对人言，有话不与汝说。”造反派责问：“鹦鹉影射谁？你有话不肯说，究竟要对谁说？”陈始终一言不发。造反派由气愤转为暴怒，殴打了他一顿。
79年，陈企霞平反恢复名誉，历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民族文学》杂志主编。88年1月16日病逝。
57年，丁玲则又成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58年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
落难的时候，她最崇敬的毛泽东；曾在她的审查结论上亲自加上：“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毛泽东；42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高级干部的激烈批评时，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大家照相，特意站起来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毛泽东了。57年9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点到丁玲。他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江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在反右斗争中也被划为反党集团。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毛泽东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直到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一次回忆过去，丁玲说：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闭幕后，我走的时候，周扬跟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以后再也没人叫你同志了，你有什么想法？1957年那个时候，我当然无话以答。第二句话，我看，还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很得意呀，他胜利了嘛，我是失败者嘛，我是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嘛！
80年代中期，丁玲得知周扬得了脑软化症，说：天晓得，你要是不得脑软化症，那还是你笑到最后你笑得最好，我顶多只能翻身么，我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在那里么，你没有啊，可惜你脑软化了。说罢哈哈大笑。
86年3月4日，丁玲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2岁。
老对头周扬则于89年7月3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1岁。
7、1957年曾镜冰“内奸嫌疑”案。此案是福建“城工部案”的次生案。1948年，中共闽浙赣党委怀疑所属“城市工作部”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从而错杀了一批同志，并解散了其整个组织系统。这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错误是严重的。而曾镜冰有很大责任。50年上半年，有人写信给中央、华东局、福建省委，反映这个冤案问题。50年6月，在7届3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责问曾镜冰：杀城工部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会后，张鼎丞专门找曾镜冰谈话，要他就此案认真地向中央写个报告。但曾镜冰没有照办。福建省委做了调查，54年1月底派人赴京汇报此事。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汇报，要求把省委的结论报告和22件专案附件翻印分送书记处各书记，并决定由张鼎丞等人负责审理此案，提出意见，结论由书记处讨论决定。55年5月，中央针对此案的错误，对当年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产生了政治上的怀疑，认为他“长期执行着违反中央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57年3月5日，中央五人小组《关于曾镜冰案的请示报告》认为曾镜冰的“内奸嫌疑很重”，决定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务，“留在党内继续审查”。随之，曾镜冰被分配到天津芦台农场，负责水稻机械化工作。他买来很多农业科技书籍，研究科学种田，渐渐成了这方面的专家。63年，被调到辽宁省盘锦农垦局，64年，被调到中国农科院辽宁分院接受“继续考验”。66年文革开始，他在农科院受到了激烈冲击，无休止的揪斗，将他折磨得昏倒不起。67年5月27日傍晚，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55岁。他为他的错误付出了不应有的惨重代价。
其实，曾镜冰是一个有大功的老革命。
他1912年11月27日生于海南琼山县良田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到泰国，就读于曼谷光华中学，并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29年被泰国当局驱逐出境，到上海入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31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共青团吉安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33年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团闽赣省委宣传部部长；4月，成立闽赣省，任团省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与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9月，闽赣省首府黎川失守，曾镜冰与黄道书记（后为新四军少将驻南昌办事处主任，39岁时被国民党特务毒害。）等同志组成的省委代表团被阻于抚东地区，之后辗转来到闽北，先后担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师代政委。34年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从35年2月开始的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是闽北苏区最艰难的一年，数十万敌军对闽北进行全面围剿，层层建立了封锁线和无数的据点，并采取移民并村，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就在这样非常恶劣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只身投敌叛变革命，并引敌到桐木三港等地袭击闽北红军主力，严重威胁分区委机关和红军的安全，曾镜冰紧密配合黄道指挥部队英勇还击，粉碎了李德胜叛徒的阴谋，使分区委和部队脱离险境，安全转移。到37年7月前后三年间，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经历由被动到主动、由不会游击战到善于打游击战的实践过程，并保持了革命组织，保持了革命武装，保持了革命阵地，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闽北国共对峙的局势一度缓和，为尽快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道与曾镜冰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先后五次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崇安和光泽县政府，积极提出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在他们多方努力下，这年9月底在光泽县的大洲村，国共双方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洲谈判”，实现了闽赣边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可喜局面。38年初，曾镜冰任中共闽浙赣特委书记，同年6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领导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保留了一支自卫武装。41年至43年，率领省委机关和游击队，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三次军事围攻。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8月，省委书记曾镜冰冒着生命危险，从建阳化装突围来到莆田，同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等，对闽中地区的环境及敌我各方的情况作实地考察，果断地作出了南迁闽中的重大决策。
44年5月，省委胜利地完成了领导机关南移的重大任务。
省委机关在坂里村后的狗形山牛寮沟盖起了10多座竹棚，开设操场练兵，架设电台。全省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不断到省委机关开会和请示汇报工作。坂里一度成为省委领导全省人民抗日反顽自卫斗争的指挥中心。
省委南迁闽中，不仅使省委机关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摆脱困境，同时缓解了闽北紧张局势，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围攻，减轻闽北压力，保存有生力量。在8年抗日斗争中，曾镜冰等人成功地实行了武装退却、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反特务斗争，被中央领导人誉为“三大创造”，使福建党组织成为东南一面不倒的旗帜。45年4月，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46年10月任闽浙赣区党委（后改称闽浙赣省委）书记，推动全省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组成，他兼任司令和政委，率部由南平北上，迎接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同年6月在江西遗溪地区与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会师。是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兼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然而，48年他负责的“城工部案”错杀了不少自己人，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