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了疙瘩。丁玲在《关于〈桑干河上〉的情况说明》里说：“周扬同志对于《桑干河上》稿子某些作法，我曾有过意见，但决不是因为他曾经不同意出版，所以仇视他，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件事，本不值一说（因为书早已出版了），但这次引起议论很多，迫使我不得不说这个毫无趣味的事情。”
47年8月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前54章，（全书一共58章），送了一份复写稿给周扬，周扬看后提了一条意见，说书中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丁玲听了很重视，立刻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做了调整，把黑妮由地主的女儿改写成地主的侄女，而且是个孤女，被压迫的人物。10月，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彭真做报告的时候批评说，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彭真的话引起丁玲的警惕，她想，这话会不会是冲着自己说的？但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彭真同志没有看过自己的小说。那就引以为戒吧。后来萧三又告诉她一件事，说蔡树藩同志曾经问过他，说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却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听完这话，心里颇不愉快，因为这个意见周扬并未同自己说过，她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写了黑妮，但是从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不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何况这书还未写完。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是向许多负责同志去说？都是同志嘛，何必这样呢？自己是出于信任才把没有写完的稿子拿给他看，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呢？丁玲心里感到别扭。
丁玲在正定的华北联大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派人到周扬那里去取回复写稿，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黑妮改写了。她期待着周扬在退回她的稿子时，能有一些详细的意见。47年6月1日，周扬给丁玲写信，动员她到华北局来负责文艺工作委员会，信的末尾捎带说了一句：“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评价，没有一点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不几天，丁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6月14日，丁玲去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报到，晚饭后抵达华北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先到组织部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周扬听到消息就过来了，要丁玲去宣传部坐。丁玲在他那里吃了晚饭。饭后周扬说出去走走，他们便到村边去散步。丁玲知道周扬找她有话谈。因月初周扬给她写信说，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华北局决定设立文工委，人选有萧三等，周扬信中希望丁玲来主持。丁玲想，周扬很可能要和她谈这件事，但内心还是希望周扬能谈谈她的小说。
果然，周扬希望丁玲不要出国，留在华北局搞文艺工作委员会，他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萧三、李伯钊都不合适，除了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搞。丁玲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中央已经决定要我出国，请你问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后来周扬打电报问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不同意。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但是周扬没有一个字问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她的作品继续表示冷淡。当丁玲主动把话题引到这上边，兴冲冲地告诉他说，自己的小说已经突击完成了，周扬的反映却是“不置一词”。
第二天，丁玲又坐着大车颠簸了一天，晚上抵达建屏县西柏坡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路上遇见了毛主席。主席出村来散步，江青也在，热情地跟她打招呼。主席一见面就说：“啊，丁玲，好得很，几年没有见面了！”他要丁玲和他们坐汽车一道散步去。路上他问丁玲在写什么？丁玲告诉他说写了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并且希望他能够读一读。主席答应读她的稿子，并且很赞许地说：你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又在写“母亲”！到了野外，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又谈开了。主席两次重复着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主席的意思是在鼓励自己，犯过一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要把以后的路走好。主席对丁玲这几年的工作表示满意，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不能做代表，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
天快黑了，他们又坐汽车到了主席的家里，丁玲在那里吃了晚饭。主席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说：我没有成绩，比不上那些大家！吃过了饭，江青陪着丁玲去看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说话说到很晚，并把丁玲送回住处。丁玲谈到周扬挽留她去华北局负责文工委的事情，周恩来笑了，说：人那么长时间都不用，现在要出国了，又要用了。
第二天，丁玲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子交给了主席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乔木问丁玲有什么希望？丁玲说，组织上派我出国，我的身份是作家，旁人要问我写了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也没有写呢？因此很想这本书请中央审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出版。胡乔木说他没有时间看，决定要艾思奇看。艾思奇看得很快，两天就把稿子看完了，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认为可以出版。丁玲临行前，乔木把艾思奇的意见告诉她，并说，要在华北出版，总得要同周扬同志商量，你先走，有了决定就打电报给你。你能在东北先出版也可以。丁玲想，看来周扬这一关是非得过了，出版不出版，听天由命吧！
丁玲走后，一天下午，毛主席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带了孩子和家人，去野外散步。主席问起他们对丁玲小说的意见，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7月中旬，丁玲到了大连，接到胡乔木打来的电报，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并表示同意这本书出版。乔木就出版事还给东北局打了电报，加以关照。光华书店加紧印制，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出版了这本书。
48年9月，丁玲在哈尔滨拿到了刚刚印出的新书，给乔木、周扬写信时说：“《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49年年初，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艺写访欧文章，林伯渠到了沈阳，丁玲去看他。林伯渠要丁玲送给他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江青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
从上面三件事来看，周扬这个人“阴”，喜欢整人，也许还嫉妒。丁玲遇上这么一个老同志、老战友、老领导，真是背运啊。
周、丁之间的矛盾来由，肯定不止这三个因素。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呢？从周扬来说，似乎对丁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55年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结束。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反党联盟“是反党情绪的结合”。“丁玲反党联盟同胡风不一样，丁玲是党内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找黎辛，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共列举了二十几条“罪证”，但绝大部分未经过查核。所以，后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作协党组的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一种特殊势力，吸引了一些党性不纯、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于其门下。”
《报告》最后提出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说：“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后来她在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当时之所以承认了“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觉得以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
但是，事情并未了结。
11月，陆定一就丁玲的历史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以丁玲为首的小集团活动后，丁在书面检讨中，重新交代了她过去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一段的历史材料，有如下三个问题：（待续）58xs8.com